抑恶扬善追求深刻
我快八十岁了，至今不会用电脑。今天来谈网络文学，一是倚老卖老，二是以此印证一句格言：无知者无畏。
我虽然不懂网络，但毕竟是学文学出身。在我的心目中，网络文学毕竟也是一种文学，都需要关注人的自身和人的生存状态，只不过是以网络作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罢了。当然，在这种展示和传播的过程当中，网络文学会产生一些新的写作特征和行文方式，具有多样性和互动性，能产生传统文学难以比拟的社会影响和商业价值。我大半辈子连写带编，出版了一百多本书，但最畅销的大约只印了一万五千册，大部分印数是三五千左右，少的仅一千册。而据统计，中国目前的网络用户多达8.2亿人，其中网络文学受众就有4.06亿人。网络作家约650万，其中签约作家68万，日均更新2亿汉字。可以断言，成功的网络文学传播面可以超越传统文学。
网络文学是网络作家的思想、技巧和心血凝成的。所以网络作家的高度决定了网络文学的高度。我很少有机会结识网络作家，只见过其中的两位。几年前在文物保护基金会举行的一次春节聚餐会上，见到一位“南派三叔”，他就是《盗墓笔记》的作者。记得《中国文物报》介绍过这部作品，我很赞成。后来这部网络小说由几家出版社陆续出版，变成了纸质读物实体书，可见网络文学跟传统文学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听说这位“三叔”创作得很辛苦，我也没有迎上去跟他搭讪。主动跟我打招呼的网络作家倒是有一位，网名叫“唐家三少”。记得那是2006年11月在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我在中央直属机关代表团的驻地乘电梯，进来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人，眉目清秀，似乎着唐装，主动跟我打招呼，说“我叫唐家三少”。我没读过这位作家的作品，所以当时反应并不强烈。后来看了一部电视连续剧叫《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才知道这部戏就是根据唐家三少同名的网络小说改编的，其中有些素材取自他跟他妻子的故事。最近无事，看了电视剧《延禧攻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都是根据网络小说改编的。这些例子都在证明，网络文学跟影视艺术也是可以转化的。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文学载体有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比如远古只有口头文学，很多史诗都是凭借口耳相传，像希腊史诗《伊利昂记》《奥德修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国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等；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龟甲、兽骨、青铜、简帛、木牍也成为了文学和历史的载体。自从纸张和印刷术产生之后，文学有了更为有力的传播手段，出现了“纸墨寿于金石”等多种说法。电子网络的出现，虽然不能排斥纸质读物，但毕竟给传统出版物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需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
前面提到，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都是文学。何谓文学？文学应具备哪些功能？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取得共识。一般说来，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它靠话语表达思想情感，以形象反映时代生活，不但要反映真实，而且要揭示本质真实，而不是仅仅再现表象。传统文学包含的这些因素，包括审美因素、教化因素，新兴的网络文学同样应该具备。文学究竟有没有用？对这个问题从来回答不一。有人认为有用，有人认为没用，有人认为是无用之用。但在我看来，文学除开应具备审美功能之外，多少还是应该具备一些教化功能，必须关注作品对于人类精神心灵的影响。但是目前价值标准不同，所以给一部作品打分评奖非常为难，每次评奖之后几乎都有吐槽的声音。但是我想，作为作家虽然可以风格各异，但写出的东西至少还是应该抑恶扬善，有益于世道人心吧！
什么叫“善”？善就是美好，就是吉祥、圆满。什么叫“恶”？“恶”就是坏，就是卑劣，让人讨厌，恶心，甚至憎恶。我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感动中国”人物，多次被感动得老泪横流，那节目表彰的人物展现的就是人性中的善。北京卫视另有一个电视栏目，叫《法治进行时》，里面常有些行凶、贩毒、诈骗等画面，展现的就是人性中的恶。我们没有办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地球，只能希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光明面多一点，阴暗面小一点，我们自己也从中受益。这就是我理解的抑恶扬善。
人性中的善与恶是客观存在，有善人，有恶人，还可能善恶并存在一个人身上。这就需要作家有一双慧眼去发现。因为我的职业是鲁迅研究，所以想从鲁迅作品中多举些例子，再说，现在有些批评家呼吁网络文学向经典文学靠拢。鲁迅的作品就是公认的经典。我发现，鲁迅写人性的善，常通过一些平凡人的平凡事，并不多写那些英雄豪杰开天辟地的壮举。最有名的是大家都读过的《一件小事》，一篇千字文。写一位花白头发的老妇人，破衣烂衫，横过马路时大北风把她的破棉背心吹开，兜在了一辆人力车的车把上，摔倒了。这是一次突发性的事故，人力车夫并没有责任，因为车夫早已让开道，而且停住了车，老妇人即使摔倒也不会头破血流。当时除乘客一人之外，周边又没有任何人看见。乘客想让车夫一走了之。但那老妇人却装腔作势，说她摔坏了，相当于当下那些故意碰瓷的人。车夫听了老妇人的话毫不踌躇，扶着她走到巡警分驻所去。这是一起小小的交通事故，车夫这样做，一是出于对跟自己同样是穷苦人的关爱，二是不想逃避自己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或法律责任。乘客是一位自视甚高、读过“子曰诗云”的知识分子，面对突发事故，首先想到的却是不要耽误自己赶路。乘客长袍马褂，车夫满身尘土，两相对照，乘客感到了自己灵魂中潜藏的自私渺小，非常愧疚，自责自省，表现出一种提升灵魂层次的勇气和希望。这就是从小事中反映的大问题：人类灵魂的自我净化问题。
鲁迅特别擅长通过一般人忽略的生活细节揭示人性深层的美。比如，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鲁迅描写了一位“损己利人”的革命烈士柔石，主要通过过马路这一生活细节。柔石是保守到近乎迂腐的男人，如果跟女性同行，必须保持三四尺的距离，而跟鲁迅这位前辈出门，他一定会紧紧搀扶着，生怕鲁迅被汽车电车撞着，尽管自己高度近视，走路也辛苦吃力，但还尽力照顾着别人。
鲁迅也深刻揭示了人性中的恶。《狂人日记》是揭示礼教吃人的一篇小说。小说第二节描写狂人在路上走：“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无独有偶，《孔乙己》中的酒店小伙计也跟其他酒客一样嘲笑孔乙己，对这位潦倒穷酸的读书人毫不耐烦。《长明灯》中的主人公是位“疯子”，相当于《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表面癫狂而内心清醒，为世人所不容。那“疯子”走到社庙要把象征封建礼法的长明灯吹灭时，小孩子也跟在大人后面把稻草往“疯子”的头发上扎，因为有大人壮胆。
人性本来是善还是恶，这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无可争议的是，任何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社会环境，社会影响可以大于家庭影响，家庭只不过是一个小社会。所以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就发出了“救救孩子”的洪钟大吕之声，警示人们要改善儿童成长的社会环境。最近看报纸，知道许多省份都出台了校园欺凌治理细则，因为2017年11月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了《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说明校园内学生之间欺负、侮辱，造成对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性质相当恶劣，必须确立“零容忍”和及时性原则。因为未成年人的恶毒、残酷可以超过有理性克制的成年人。近日，湖南沅江12岁的男孩吴某，因不满母亲管教，竟持刀将母亲杀害。还有一位安徽怀远县的小学生，利用课代表和副班长的身份，强迫同学向他行贿，五年来收取了两万多元。这孩子刚13岁！所以，作家在作品中抑恶扬善时，应该拓宽自己的视野。
下面讲讲追求深刻。我不知道“深刻”二字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只知道深刻的反义词是肤浅、浅显、浅薄。我看过一些文章，文笔或老到，或华美，但读完之后却像随风而逝的落叶，了无痕迹。相反，有些作品却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这差距往往取决于思想深度的不同。同一件事，有人看到的是表象，有人看到的是本质；有人看到的是局部，有人看到的是全局；有人看到的是当下，有人却还看到了过去和未来。前者就是肤浅，后者就叫深刻。深刻能揭示隐情，发人深思。
比如每一个人都有脸，有头发，有乳房，有脚，有腰，有脖子，有膝盖，有屁股。大家都习以为常。但鲁迅却能从这些人体部位揭示出深层次的问题。同样是脸，鲁迅从中国人的脸上看到了千篇一律的驯良，即奴性、家畜性；从西洋人的脸上看到了洋气，即个性、野兽性。但中国人的奴性并不是固有的，而是封建专制政体的苛政造成的。人人都有头发，鲁迅却从头发想起了中国的历史悲剧，清兵入关的时候，留发不留头，男人也必须拖着一条长辫，酷似猪尾巴，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见到留辫子的就杀。所以头发成了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女人有乳房，这本是性别特征，但民国时期时而让女学生束胸，时而又发起“天乳运动”，在女性的躯体上大做文章。鲁迅由此看到了中国改良社会思想的必要。腰、脖子、膝盖、屁股，这都是人体的器官。但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下，统治者因为人的脖子细，发明了砍头。因为屁股肉厚，明代皇帝朱元璋便发明了“廷杖”，也就是打屁股。因为膝盖能弯让臣民磕头，因为腰能弯就压迫百姓，使他们弯腰曲背，逆来顺受。从这些常人常见的人体上，鲁迅对旧社会、旧伦理进行了体制性批判。
有人可能对“深刻”二字有所误解，认为深刻就是标新立异，只要说些惊世骇俗的话就是深刻。鲁迅思想的深刻不仅表现在他能提供前人未曾表达过的观点，而且看问题非常辩证，并没有片面性。比如“五四”以后一直提倡妇女解放，而实际上仍然有不少女性在经济和人格上都没有独立。鲁迅指出，只有实现了社会解放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南腔北调集·关于妇女解放》）。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关系，鲁迅认为将来是现在的将来，扼杀了现在，也就扼杀了将来（《热风·现在的屠杀者》）。关于文艺的通俗和媚俗的问题，鲁迅首先反对把谁也看不懂的东西视为世界上的绝作，说什么“作品愈高，知音愈少”；但又反对迎合大众，取媚于大众，因为迎合和取媚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我以为这种辩证的文艺观特别应该受到网络作家的重视。因为的确有些网络作家写作态度过于随意，认为读者想看“拳头戏”就写“拳头”，认为读者想看“枕头戏”就写“枕头”，这样就把作品变成了“摇钱树”和“摇头丸”，降低了受众的审美标准，影响了网络文学整体水平的进步和提升。
也许有人会说，鲁迅作品中也会有些偏激的提法，比如他就劝过青年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其实鲁迅这种表述有其特定的语境和背景，是一种文化策略。因为“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的复古势力还相当强大，引导青年埋头于故纸堆，脱离现实人生，而当时青年的首要任务不是“言”，而是“行”，要合力推翻旧中国安排的“人肉盛筵”。在鲁迅等文学革命前驱看来，因为中国的保守势力过于顽强，非要有更激烈的手段才能取得较平和的改革，好比只有用厚石板压在驼背人的背上，才能使他的脊椎稍微变得直一点。也可以说，这是鲁迅矫枉过正的一种表述方式。如果说有片面性，那也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性。
当前，网络文学在中国正面临着一个大好的春天，需要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和发展机制。在这个过程中，网络作家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抑恶扬善，追求深刻”就是加强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有人不爱听这种话，认为文学就是自我宣泄，甚至“玩文学”这种提法也成为了一个时髦名词，这是我很不理解的。食品加工厂难道不应该给顾客提供食品安全吗？生产精神产品的作家就可以毫不顾及作品的社会效应吗？网络文学是后阅读时代的产物，具有网络便捷的传播优势，这无疑对网络作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这使我又想起了一个鲁迅卖书的故事。鲁迅提道，大约是1922年或1923年，有一位学生来买他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放在他手里。那时使用的是铜币或银币，所以钱上还带着那学生的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鲁迅的心，使他此后写文章时生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他说：“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写在〈坟〉后面》）”那时鲁迅作品的销售量，初版约一千，再版加五百，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可以印到两千至四千。印数每一次递增，鲁迅的心都会变得纠结，一方面因为版税多了，可以赚钱，但又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下笔就更谨慎，更踌躇。当下网络文学的点击量可以破亿，其中85%是21岁到40岁的中青年人，作为网络文学作家，难道可以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