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学催生新的文化可能性

网络文学能够在中国发展壮大，存在着外在和内在的双重因素。外在上看，是顺应了世界范围内大众文化崛起的潮流；内在上看，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延安时期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精英化之后，文学受到官僚化的、垄断性的生产机制的影响，活力不足。网络文学崛起填补了大众阅读出现的巨大空白。网络文学催生新的文化可能性在中国社会成为现实，而且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化，网络文学还将对中国和世界文化创新提供新的可能性。

网络文学从网民自发的“小打小闹”到对文学现场造成巨大冲击，以至于改写了文学史，这一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当主流文坛最初面对一些“奇怪”的名字时——比如“我吃西红柿”“天蚕土豆”“猫腻”等——或许从未想过这些看上去是在游戏玩耍的网友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对手”：他们在新的阅读群体中比大部分传统作家拥有更响亮的名声和更丰厚的收入，以及更高的关注度。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网络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壮大？这是一个不断被讨论的话题。有学者认为，网络文学是“数字化语境下的文学嬗变”的产物，“基于数字化技术衍生出来的影视艺术、网络文学、电子游戏、创意广告、手机文化等，是数字化常见的文化表达方式。”也有的学者从“网络信息的跨国流动成为家常便饭，世界各国的华人因此得以共享网络文学资源”这个角度上，认为“……网络华文文学的兴起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但后一种“全球化”的观点事实上仍将网络文学的发生发展追溯到国际互联网形成的数字化语境中。但是，在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媒介变革这一重要变化之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现状具有催生新的文学形态的内在欲求，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学内因；同时，网络文学也是中国文学适应全球文化潮流的产物。

从延安时代开始的无产阶级主流文学，在遭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伤痕”和“反思”之后，经由“先锋写作”的洗礼，《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确立的“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们大众的”文学立场不断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和创作方法所冲击，给“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看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读者，作家个人的自我救赎取代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所肩负的启蒙大众的任务，基本完成了统一为精英文学的过程。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文学已有的体制保持下来，大部分传统作家身在体制之内，报纸杂志、出版社等文学生产机制仍然被体制掌控，严肃文学（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呈现严重的圈子化现象；同时，严肃文学作品由于作家艺术手法的知识化和专业化倾向，使这些作品与大众读者的理解力形成隔膜，因此在这个“快餐式”阅读时代成为仅供精英（圈子内部）欣赏的作品，大众读者已屈指可数。

分析严肃文学对大众读者的背离，这一现象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现实背景下产生的，显得古怪诡异。这一方面反映出以知识和审美情趣为标准的社会阶层分化，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了传统文学已经形成了“官僚管理体制的——垄断的——集中化的——标准化逻辑”。显然，文学若想突破僵局，必须在体制之外创造“个性化的——自由创造的——竞争的——自主的——创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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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文学诞生前，上述“创新的逻辑”并非没有，只是一直处在被压制的位置。当体制内作家在圈子中自娱自乐时，为大陆普通大众提供文学阅读资源的，是港台通俗小说，金庸、琼瑶、梁羽生、席娟、梁凤仪等正是此时与大陆读者风云际会。但是，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导向和传播方式的影响，港台与大陆式微的通俗小说共同构成的大众文学力量远远不能与体制内文学抗衡。受到古典通俗小说和传统口头说唱文学的熏陶，大众对通俗文学有着深厚感情和强烈的阅读需求，但上述资源显然无法满足如此广大和复杂的阅读市场。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电子阅读成为新兴阅读方式，并因为其迅捷性和低成本很快为读者所喜爱，在这种情况下，内容成为关键。初期的网络文学曾经有过短暂的将传统文学作品电子化的时期，但是大众文学自有的规律很快就抛弃了那些不符合当代语境和体制化作品，迅速开始了新的创造，从传播方式到表现内容都极为新颖的网络小说应运而生，其中玄幻、穿越、修仙等幻想类作品表现最为突出。网络小说恰恰体现了“创新的逻辑”：

体制外的“草根阶层”创造，超越了传统文学的生产体制，读者对象定位为普罗大众，为读者提供娱乐消遣功能，工业和商业机制成为主要推动力等。“创新的逻辑”很快成为与传统机制并置的新型的生产机制，这种并置是有其必然性的：“之所以称‘新旧分制’而非‘新旧转型’，是因为传统机制对新机制的产生缺乏足够的孕育，新旧之间更多的是断裂而非反叛式继承……”传统文学的生产机制和文学体制形成极为稳固的关系，传统作家正是在旧的“体制本位”的角度上看待新机制下的网络文学，所以将之视为离经叛道者。

突破体制化的传统文学生产机制，迅速填补大众文学阅读资源的空白，是中国网络文学诞生并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因和表征，网络文学正是在这个角度上催生了新的文化。鲜活的语言、交互性的创作方式、欲望化和白日梦的叙事原则、读者至上的创作目标使文学在大众读者面前显现出全新态；同时，网络文学成为互联网的重要文化内容，不仅拓展了互联网的技术应用边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网络的文化品质，互联网在为网民提供社交、资讯和虚拟经济等工具性服务之外，更成为大众汲取精神营养的场域，改变和丰富了大众应用互联网的方式和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文学的文化意义甚至大于文学意义，犹如文学在现实社会中的功用，网络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虚拟世界的文化品质。假如将网络定义为一个与客观现实世界相对应的“虚拟世界”，那么网络文学在虚拟世界里的作用，约等于文学在客观世界里的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数字化、信息化、多元化是当下最重要的文化背景。但在当下的语境中，“全球化”与“数字化”和“信息化”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常常互为因果。网络的普及使全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文化交流融合的速度和程度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的同质化进一步加剧，并对多元化构成了挑战。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增加，并逐渐被世界同化，成为世界经济、文化新的增长极。在这个背景下看中国网络文学，它固然在中国创造了新的文化景观，但这个景观的诞生实际上也深受世界大众文化崛起的潮流影响。

“20世纪的文化在结构上呈现三足鼎力状：一是主流文化；二是精英文化或曰知识分子文化；三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出现还改写了传统文化的定义，使文化不再仅仅具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化职能，还成为经济领域的一支有生力量，发展为一门新兴工业——文化工业，走上产业化、规模化和批量化发展的路子。”这正是网络文学诞生时的全球文化背景。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民间文化活力被激发，供年轻人娱乐消遣的舞厅、歌厅、录像厅、台球馆等遍布大街小巷，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方式。也正是在此时，港台通俗小说进入大陆，“男性爱金庸、女性读琼瑶”成了普遍现象，中国当代读者对大众文学的渴求已初见端倪。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何过去被视为末流、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大众文化能够横扫世界，达到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比肩的地步？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上也是中国网络文学为何能够在短短十来年内就能够征服大众读者的内在原因。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既是对社会传统的文化体制的超越，同时也形成了普泛的创造机理，并代表着某种普世性的文化愿景，而这些要借助于资本的手段。因此埃德加莫兰对大众文化做了这样的定义：“大众文化，也就是根据工业大批量制造的标准生产的，通过大规模传播的技术散布开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也就是说社会内部结构上下各层次的个人组成的巨大群体（阶级、家庭，等等）为对象的文化。”而埃里克?马塞则进一步将大众文化的现代性解释为市场占主导的不确定性：“大众文化的现代性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种共同的文化不是由社会文化体制产生，而是由市场的活力、不确定性和超越国家的变化性产生。”

美国好莱坞大片是现代大众文化的鲜活例子，它们通过技术开创了视听领域新的文化形式，在内容生产上找准人类心理和精神的本能反应，并依靠庞大的资本网络制作和发行，形成影响全世界各种人群的大众文化产品。

我们由此分析中国网络文学，除了上文论及的它的超体制性之外，在创作原理上，网络文学并非针对人类后天养成的知识和经验，而针对与人类身体有关的本能愿望，比如它所遵从的生命快感奖赏机制和美感诱导策略，追求读者对作品主人公及其故事情境的代入感，以及普适性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等，所以网络文学不仅中国大陆读者和海外华人读者喜爱，甚至中国网络文学的外文翻译网站也在海外兴起。而在传播方式上，它运用了收费阅读机制，资本的杠杆作用至关重要。可以看出，在旧的文学体制中、在充满陌生化的严肃文学叙事中、在传统的传播接受意义上，网络文学都开创了新的文化模式。不仅在文本上如此，网络文学的IP衍生价值更使其在信息时代为其他文化门类提供着内容支撑，诸如实体出版物、影视、动漫、游戏、有声读物等，网络文学2015年就成为最大的IP源头，而IP出口也成为当下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内容，网络文学已被称作与美国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列的当下世界“四大文化奇观”，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势必会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永恒动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网络文学长盛不衰，就在于它在中国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上形成了新的文化，所以它充满活力。当下的网络文学累积起了巨量的作品，形成了自身的文体范型和叙事范式，在接下来的精品化和经典化过程中，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革命的深化，相信网络文学还会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创新的可能性，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