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化产业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关系

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创作与市场运行模式。我们应以尊重、欣赏与理解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因为文学创作的每一次转型都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网络文学的模式化写作方式所带来的消极结果：生产出越来越多的雷同之作，作品文学性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对于网络文学的控制，网络文学的商品性被不断强化。面对如此喜忧参半的情况，对于网络文学在文学性与商业性二者之间的艰难挣扎必须加以引导。

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里，“文化工业”针对的是“大众文化”，因此，文化工业也就往往是被纳入批判的视阈中，它一度成为粗鄙、平庸及媚俗的代名词。这种观念在上一世纪90年代的中国盛行一时，不过这种局面很快就被趋利的消费文化大潮所淹没，随之而来的是大量为消费文化正名和合理性阐释的漫漶与横流。如何看待这样一种文化现象，怎样对其做出准确的理论概括，以及它与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些都是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化与文学绕不过去的理论难题。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文化批判的价值立场和眼光去重释产业文化理论，以及分析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便成为范钦林这些年来苦思冥想的论题，他多次和我提及这一论题的构想与核心观点，如今成书《文学与文化产业关系研究——以当代文学创作转型为视角》（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足见他的思考结晶是卓有成效的。

范钦林认为英国伯明翰学派“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并指出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非难，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这种态度比起法兰克福学派要公允得多和民主得多。这也为我们讨论我国国家文化产业化政策背景下当代文学创作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石”。这无疑就是为我们如何看待文化产业这个在中国的新事物提供了自己的基本价值立场：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对这个充满着悖论和诱惑的文化现象都是于事无补的，只有深入到具体的事件中去，才能鉴别出它的优劣真伪来。因此，作为一个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范钦林选择了这个尚无人触及的敏感话题。

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发展状况及文学创作与文化产业关系的对比研究，其最终的指向是落实到国家文化产业化政策背景下当代文学创作的转型问题。无疑，文学创作的转型问题才是我们的终极拷问。

理论转型研究当然是这本著作的基石所在。“由于历史与理论传统等原因，让文学创作为实利服务为文化产业而转型，则首先需在理论上进行转型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解释。进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及其关系理论的再建构，将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现代形态的重要方面，将大众文化定位为新时代的重要文化形态，与主流政治文化和传统的精英文化在国家文化与经济建设中发挥着各自的结构性作用。”这些中介性的理论能否在艺术方面给予解释？文学到底有没有这种功能？它与文学的其它功能又具有怎样的关系等等？这是都是需要范钦林着重要回答的问题。

其实，作为一个搞文学批评的人来说，我们更加关心的是文化产业下的文学创作发生了哪些微妙的变化，这种转型会给文学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无疑，如果上一个世纪90年代我们忽视互联网的写作，将其视为不入流的文学创作样式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铺天盖地的网络写作便彻底摧毁了许多主流意识形态作家和精英作家一统天下的霸主地位，网络写手动辄千万的年收入，让前者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写作利益。但是，从理论层面来剖析这些现象的本土理论尚不健全，在这一点上，范钦林的纯理论的研究就显得弥足珍贵了：“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和无线网络不断发展，文学生产活动发展到今天已发生巨大变化。总体而言，文学生产具有了更多也更为直接的交往对话性；创作主体‘启蒙’与‘批判’的立场逐渐模糊，呈现出产业化写作的模式；读者作为消费者开始引导生产主体的创作走向并积极参与其创作过程。同时，在媒介融合的新时代，文学创作作为创意源也积极地推动了出版、影视、动漫、游戏、旅游等周边产业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动力来源。”正视转型期由于产业革命所带来的种种阵痛，想办法找到文学创作的突破口，使其适应时代，适应于新的创作机制，应该是一个作家和学人应有的担当和责任。

所以，我注意到了范钦林把现行的文学创作分类为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和商业意识形态三个并存状态的动机，他是在寻觅一种让文学创作更大的发展空间：“彼此互动、制约、融合，构成了当下文学多元发展的基本格局。”尤其值得称赞的是，这部著作并非停滞在理论阐释的层面，作者发挥了其擅长的文本分析，用归类的方法，有效地梳理了大量的作家作品，使其在文学史的表述中更加有逻辑性和条理性，其定位和定性也就更加准确。

然而，范钦林并没有忽略当下文学仍然占着很大比例的意识形态元素的作用：“主流意识形态承担着国家中心意识形态的功能。具体来说，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指作者依据国家、民族和群体的利益诉求创作出的富有理想色彩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作品。它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表现，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否认了这一基础，就如盲人摸象，找不到文化产业下中国文学的命脉，从这一点来说，范钦林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书写者。

对精英写作的分析也体现出作者客观的历史分析与批判精神：“精英知识分子在批判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表现个人的精神独异性为目的而创作的文学，它刻意追求思想上的异质性、艺术上的前卫性，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艺术话语体系。精英意识形态文学最大的本体特征是先锋性，在内容上，关注人类和个体的生存困境，作品的内在力量主要是人道主义、个体价值和个性主义；在艺术上表现为对已有文体规范和表达形式的破坏和变异。”作者无非是要提醒当下的作家们：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那些自诩精英文学永存的文学创作者，应该勇敢地正视与直面消费文化的语境，重新调整自己创作的策略，发挥自己的优势，融入并改造产业文化，让产业文化朝着正确的人文方向发展。

那么，作为个体性的创作，其个体化的特质是表现在何处呢：“在市场经济之下文学的创作也如同普通的商品一样，生产、流通和销售各个环节都有资本参与，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生产出符合大众口味的文学消费品，整个文学的创作过程变得相对简单机械，作者变成普通的工人，生产出的‘产品’经过出版商的精心包装，读者则成为市场调查预测后的终端消费者。”这也是在提醒作家如何面对现实，纠正以往观念的偏狭，积极地去适应市场机制，自然而然地融入消费文化大潮之中。

于是我们看到范钦林对于网络文学的分析就有了更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分析建立在大量文本的举证之中，也就使得其立论更加坚实可靠：“网络文学产业链逐步完善，与图书出版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与网络游戏、漫画、影视剧的合作更加深入，全版权运营时代的到来使网络文学的商品价值备受重视。网络文学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创作与市场运行模式。我们应以尊重、欣赏与理解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因为文学创作的每一次转型都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但是，也应该注意到网络文学的模式化写作方式所带来的消极结果：生产出越来越多的雷同之作，作品文学性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资本对于网络文学的控制，网络文学的商品性被不断强化。面对如此喜忧参半的情况，对于网络文学在文学性与商业性二者之间的艰难挣扎则必须加以引导，虽说生命之树常绿，理论总是灰色的，但那种既不指向过去又不指向未来只追求当下观感的作品终究会被淘汰，网络文学也只有立足于文学性才能健康而持久地发展下去。”为网络文学正名之后，范钦林点出的是网络文学的死穴，这就是消费文化的另一面，内容的浅化和形式的模式化，让其成为销蚀文学性的“毒品”。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