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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文学批评拿什么对“网络文学+”发声?

2016/10/28 8:53:00930 个作者有用

主持人语

本组笔谈开栏之时,南帆教授即以《博弈场中的文学视角》从文学传统和文学话语与诸话语之关系的角度拓展我们讨论的疆界。此番《文学知识、历史与欲望》另开一局。两文对读,意味深长,后文切实地质疑和对话着前文。我尊敬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和态度。

对于网络小说,学院批评界早有回应,比如欧阳友权、黄鸣奋、邵燕君、夏烈等,我也在七八年之前读网络小说、谈网络小说,但这种谈论迄今基本还囿于一个小圈子。南帆教授此文可以让我们检讨五四新文学以来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知识”以及这套“文学知识”体系对当下网络小说的“不适应症”。按照他的观察,“为人生”的文学和“脱离人生”的文学、文学的历史逻辑和欲望逻辑并不能彼此收编和兼容。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当下的批评家们如果还因袭既有知识阐释网络小说,只能是各说各话。退一步讲,如果我们坚守着传统印刷媒体时代的文学知识和传统,残山剩水能不能守得住?南帆教授提出的问题值得思考,是不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并不是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相安无事,而是网络文学的登场,已经使得整个文学生态成了“网络文学+”?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还要对当下文学发声,那么当务之急可能是以今天之文学审视我们已成惯例之“文学知识”。“新”文学已经确实的浮出水面。期待此文成为另一个起点,让我们以更辽阔的心态观察和接纳我们时代的“各种”文学,进而重新想象“文学”和“文学本体”。

网络小说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再度证明了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那么,作为某种理论回应,“欲望”有必要纳入文学知识成为一个常规范畴,并且与“无意识”、“象征性补偿”等另一些精神分析的概念相互补充。

现今,两种文学类型的分歧、竞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尖锐。对于文学想象说来,遵从历史逻辑与遵从欲望逻辑包含了内在的对立,批评必须为两种类型的文学解读设置不同的代码系统。

网络小说制造的文学震荡正在持续,诸多人们熟悉的文学命题无不察觉到这个庞然大物的压力。现今的文学知识体系大约拥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20世纪之初,五四新文化启动的“文学革命”曾经带来文学知识的深刻重组。传统的考据、义理、词章迅速地被“文学概论”覆盖,新型的文学教育得到了学院体制的保驾护航。尽管某些前沿的论题——例如现代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仍然存在种种争议,但是,多数人业已就文学的形态、功能、类型、符号体系、传播网络、经典篇目等达成广泛共识。如果说,古典文学转换为现代文学曾经出现巨大的颠簸,那么,20世纪的文学知识业已再度稳定了如下的标准:何谓文学,何谓好的文学。

尽管这种标准迄今仍然在印刷文学之中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是,网络小说仿佛带来了另一个文化空间。互联网上360百科的“小说”条目之中,《红楼梦》《阿Q正传》或者《安娜·卡列宁娜》《追忆逝水华年》已经不再充当小说的经典范本;条目推荐的小说标本多半流行于互联网,例如《倾尽天下》《重生之帝妃谋》《绝色倾城》《悲伤逆流成河》等等。相对于印刷文学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乃至魔幻现实主义,网络小说提供了种种前所未有的类型,诸如玄幻小说、冶艳小说、穿越小说、网游小说,或者架空历史小说、耽美小说、末日生存小说。

当然,矜持的学院并不急于表态,大多数文学教授毋宁说置若罔闻。然而,当社会的阅读重心从印刷传媒转向互联网之后,如火如荼的网络小说必然谋求文学殿堂的正统身份。除了拥有不可比拟的读者数量,互联网同时展示了一个新型的知识传播体系。对于门户俨然的学院来说,互联网的冲击可能迅速颠覆沿袭已久的教学体系。这个意义上,网络小说的积累和总结不仅促进了文学知识的持续增长,更重要的是逐渐显示出两套文学知识的分歧和角逐。

“为人生”的文学与批评

“诗言志”或者“文以载道”是古代批评家反复陈述的信条。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为人生”的口号成为文学的最强音。作为这个口号的呼应,社会历史批评学派急速崛起。古老的神话传奇、宗经征圣退出了理论舞台,“历史”成为举足轻重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不仅将所谓的“志”、“道”、“人生”纳入社会历史;同时,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构成了他们剖析社会历史结构的基本原则。根据社会历史的语境考察文学的产生及其功能,并且在文学的解读之中捕获社会历史演变的种种信息,这种认识方式已经成为众多文学知识的前提。学院的文学教育表明,文学理论的诸多命题无不成为这种前提的扩展和延伸。同时,这种前提形成的鉴别与衡量决定了作家的文学史位置,例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构成的现代文学第一方阵。

许多批评家心目中,“为人生”的文学亦即“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再现了社会的世俗百态,再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正视大众的疾苦,关注小人物命运。但是,现实主义文学所谓的“现实”并非一张即时性的平面图,一种没有深度的表象堆砌;“现实”包含了昨天、今天、明天之间必然的历史脉络,包含了现实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这种历史脉络可以解释文学人物的性格形成,解释他们命运之中的悲喜剧,同时解释他们置身的“典型环境”如何延续到读者的“人生”之中,从而唤起批判、反抗与革命的信念与激情。所以,尽管贾宝玉、阿Q、安娜存活于另一个世界,但是,没有人觉得他们的悲欢“干卿何事”,“历史”将文学中的“人生”与此刻身边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20世纪20年代,“为人生”的文学口号来自文学研究会。这个文学社团的众多作家不仅鄙视“唯美派”的风花雪月,同时对《礼拜六》《游戏杂志》以及鸳鸯蝴蝶派之类通俗文学表示不屑。才子佳人、黑幕大观、武侠侦探、宫闱秘闻,诸如此类的消遣性故事消磨斗志、麻醉精神,不啻于戕害大众的文化毒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谓的通俗文学成了文学知识的否弃对象。大部分文学史教科书与学院的课堂拒绝研究,甚至拒绝谈论。通常,这些作品遭受拒绝的首要理由是脱离现实的“人生”。一帮无聊文人杜撰各种离奇的情节,编织催情白日梦,惊险的生离死别或者揪心的悬念背后不存在真实的气息;一些等而下之的粗劣之作甚至形同文字垃圾。

“欲望”与“现实”

然而,网络小说的汹涌大潮冲垮了文学知识构筑的脆弱堤坝。如果说,琼瑶、金庸、梁羽生们扮演了复兴通俗文学的先锋,那么,后续的网络小说终于蔚为大观。网络小说对于社会历史批评学派所围绕的“历史”范畴无动于衷。从众多武侠共同追逐一本武林秘籍到一幢凶宅突如其来地闪现吸血鬼,从若干后宫妃子密谋争宠到几个纯洁的青春期少女为梦幻之中的白马王子洒下一掬晶莹的泪珠,网络小说制造的悬疑、惊悚、争风吃醋和秘密怀春的确仅仅是一些短暂的临时性情绪波动。人们无法从中发现支配历史的深刻冲动。描述历史内部构造的众多范畴无助于解释这些故事,例如政治经济学,或者种族、阶级、性别、国家等等。尽管巧妙的悬念设置令人欲罢不能,奇幻的场面一个接一个抛出来,但是,这些眼花缭乱的故事与读者的生活没有内在的精神衔接。无论是就业、购房、婚姻还是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医患关系,网络小说无法提供任何值得信任的参考。

尽管如此,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网络小说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费解的后续问题:脱离现实“人生”的作品为什么竟然赢下了如此之大的市场?

许多时候,人们可以听到了大量“质朴”的回应。一个会计刚刚从众多财务报表之间脱身,一个温习功课的考生打算松弛一下紧张的精神,一个厨师试图离开烟火缭绕的厨房休息半小时——什么是他们合适的文学读物?这时,《诛仙》显然比曹雪芹和普鲁斯特有趣。等待一趟晚点的航班或者必须在嘈杂的地铁车厢度过大半个小时,多少人愿意琢磨鲁迅的《狂人日记》或者福楼拜的《一颗纯朴的心》?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娱乐是他们的首选。他们甚至坦率地表示,恰恰因为就业、购房或者开拓发展空间如此渺茫,网络小说至少有助于暂时遗忘各种挫折带来的不快。当会计、考生、厨师纳入“大众”范畴并且拥有市场消费者的身份之后,他们的愿望必将迅速转换为文学的生产订单。必须承认,这种状况是对文学教授的严重挑战,文学的意义、功能不得不重新规划和描述。有人感叹地说,网络小说绕过了五四新文学而径直汇合到鸳鸯蝴蝶派,这个事实甚至令人怀疑20世纪的文学教育成效。

在我看来,考察网络小说与现实“人生”的联系,现在已经到了正视一个概念的时候:相对于人们不断重复的“历史”范畴,“欲望”是某些文学介入读者精神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由于精神分析学的洗礼,人们对于“欲望”并不陌生。许多时候,某些不合时宜的欲望将会遭到社会规则的抑制和封闭,欲望的扑空通常意味了主体的某种现实匮乏。精神分析学认为,受挫的欲望并未消失,而是潜伏于无意识的某个角落,等待理性监控松懈之际乘隙逸出。逸出的欲望时常乔装打扮,借助各种符号和意象从事象征性表演。许多人时常虚构一段情节补偿现实匮乏,例如胆怯者幻想自己拥有绝世武功,姿色平庸者幻想自己的花容月貌。这时,欲望带动的想象已经与文学很接近了。事实上,弗洛伊德即是按照这种逻辑描述文学。他将文学形容为“白日梦”,其核心观点是:未曾满足的欲望成为想象的催化剂。

受挫欲望的象征性补偿机制很大程度地解释了网络小说取悦大众的秘密。武侠和惊险小说隐含了英雄梦和淋漓尽致的复仇,后妃们勾心斗角赢下的是帝王的爱情和荣华富贵,青春美少女保存了滤尽烟火气息的纯情,穿越小说可以抛开世俗的烦恼遁入另一个快乐的空间。当代故事之中,“总裁”和“女上司”是炙手可热的主角,他/她们的潇洒、精致、霸道以及令人垂涎的绯闻无不隐含了腰缠万贯的前提。总之,权势、财富、性和情场上的赢家、暴力对抗的胜利者——这些诱人的情节背后隐藏了现实中遥不可及的荣耀和快感。换句话说,网络小说并未脱离现实“人生”,而是以文学想象集中表征一个特殊的“人生”主题:受挫欲望的补偿。相对于日常工作的理性状态,人们的业余娱乐往往交付无意识掌控。这时,遭受压抑的欲望蠢蠢欲动,继而与等待多时的网络文学一拍即合。当然,精神分析学的“欲望”及其后续故事仅仅是一种心理图式,而不是历史结构。尽管“欲望”带来心理“共振”的强烈程度可能超出文学显现的“历史”动向,但是,没有嵌入历史结构的心理图式不可能改造历史,现实匮乏的虚拟补偿不可能消除匮乏的产生原因。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分歧、竞争

如果说,网络小说巨大的市场号召力再度证明了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那么,作为某种理论回应,“欲望”有必要纳入文学知识成为一个常规范畴,并且与“无意识”、“象征性补偿”等另一些精神分析的概念相互补充。当然,提出“历史”与“欲望”两个考察文学的范畴,并非一分为二地重新分配另一些概念的归宿,例如精英与大众、官方与民间、经典与市场、网络文学与印刷文学,如此等等。事实上,介入文学场域的诸多因素往往按照不同的比例形成各种组合。同时,“历史”与“欲望”并没有成为两种迥然不同的纯粹模式,彼此绝缘。首先,所谓的通俗文学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文学史的轴线上,某些通俗文学——譬如词、曲、话本——曾经在另一个时代转换为经典文学;其次,许多通俗文学并未拒绝“历史”信息,例如金庸武侠小说之中明史与清史的背景;另一方面,“为人生”的文学并不意味着“欲望”的彻底清除,现代文学史上那一批“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甚至流露出纵欲的气息。

然而,不论二者之间存在多少交集,这个判断的意义并未缩减:现今,两种文学类型的分歧、竞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尖锐。对于文学想象说来,遵从历史逻辑与遵从欲望逻辑包含了内在的对立,批评必须为两种类型的文学解读设置不同的代码系统。一个意味深长的文学史事实是,“为人生”的文学很大程度地塑造了五四时期一代青年的精神,他们借助文学洞察历史,决定自己的命运;相形之下,现今许多年轻读者的心目中,文学仅仅是一种娱乐,一种失意之际的慰藉,一种欲望的想象性完成——总之,与他们置身的生活仅有微弱的心理联系。当然,这个事实本身即是深刻的历史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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