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古代妓女的种类与名目
妓女，是性侮辱和性玩弄的典型表现，也是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女子低贱地位的具体表现。这种现象，到了秦、汉与魏晋南北朝，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营妓
在这个时期，妓女的一个很大发展是出现了营妓。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而不衰。“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其实，如上一章所说，妓女在秦汉以前已经出现，而且勾践采取过“游军士”、管仲采取过“女闾”的做法，不过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把设营妓作为一项制度定下来而已。汉武帝是个具有雄才大略、好大喜功的皇帝，他对外连年征讨，用兵很多，所以如何稳定军心、提高士气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设营妓就是这方面的措施之一。其他还有许多对军人优待的措施，如《汉书·冯康传》说：“赵将李牧为边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赏赐决于外。汉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杀牛，以飨宾客军史舍人”等等。
在汉朝未正式地设立营妓以前，有一种妇女“抑配”军营的制度，所谓“抑配”，就是强制地许配。汉朝的大将李陵率领军队出关东，把一些强盗的妻子押送到军中随军“抑配”给一些士兵当老婆，这些女人不愿意，躲在车中不肯出来，李陵把她们搜查出来后，用剑把她们都斩了。当然，这种“抑配”制在当时并不普遍，而且有不少缺点，士兵甚众，而随军妇女不可能很多，否则将使军队臃肿，行动不便；而有人有妻有人无妻又易造成矛盾，所以后来从统治者看来，还是设置营妓，让士兵们共同享用、平均发泄性欲为好。妓女也要作一些“服务”。
关于营妓，在以后的历史上也多有记载，如夏侯淳征孙权有功，曹操曾赐给他“妓乐名娼”，于军中享用。北魏元琛任秦州刺史时，“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之，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即相率而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朝云就是当时元琛征讨诸羌时的随军妓女，看来营妓除供士兵发泄性欲以外，有时还有配合军事行动的作用。又如，南朝萧梁时章昭达奉命出征途中，“每饮食，必盛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而弗之废也”。宋后废帝每出入去来，尝自称刘统，或自称李将军，与右卫翌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供酒食之费。齐废帝尝与左右无赖群小20余人共衣食，同卧起。帝独住西州，每夜辄开后堂，与诸不逞小人，至营署中淫宴。这都无疑是沿袭汉代的营妓制度。
二、家妓
家妓就是畜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曲或军中的。畜养家妓的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这种情况，历史上记载很多，例如晋朝的谢安在东山畜妓，每出游，必以女妓从。《晋书·陶侃传》：“媵妾数十，家僮千余，奇巧宝货，富于天府。”《魏书·高阳王雍传》：“又与元义同决庶政，岁禄万余，粟至四万。妓侍盈房，诸子端冕，荣贵之盛，昆弟莫及。……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以上情况，都说明了这个时期家妓之盛。在这些官僚、地主、富豪家庭中的家妓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她们只是主人的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主人对她们有生杀予夺之权。
如曹魏时的曹璋看中了别人的一起名为白鹘的马，就说“予有美妾可换”，结果实行了交换。《玉台新咏》中《和人以妾换马》一诗中所说的其实指家妓。曹操有一名家妓，色艺超群，尤其是她的歌喉最好，无人能及，但是，这个女人性格不好。曹操讨厌她，想杀她，可是又舍不得她的歌喉，于是就选美女百人一起训练，其中有一个女子进步到可与那家妓相媲美的程度，曹操就把这个家妓杀了。又如西晋王恺有一次请王敦等人来家中做客，命家妓吹笛，有个吹笛妓女略有小忘，王恺就叫人把她活活打死了。
第二，这些家妓与妾略有不同。
家妓对主人多以歌舞乐曲提供艺术与娱乐服务，所以必须对她们施加这方面的训练，当然，她们也要提供性服务，这就要看主人的喜欢与需要了。正因为如此，晋朝的殷仲文劝宋武畜妓，宋武说：“我不解声。”这就是说，我不懂音乐（可能也不喜欢音乐），畜家妓有什么必要呢？而妾，则不一定需要经受什么训练，也不必有什么艺术才能，只需陪主人睡觉，供他发泄性欲而已。同时，还可以看到，家妓的地位比妾略低。后魏有个叫高聪的人，畜家妓十多人，不管她们是否为他生过子女，一概注籍为妾，以悦其情，笼络人心。可见，家妓的地位似介于妾与妻之间。应该指出，家妓在史以及中国古代艺术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她们往往是所处时代歌舞艺术的代表，她们为了符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艺术训练，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以石崇训练翔凤等妓女为例：“石季伦爱妾名翔凤，魏末于胡中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巧观金色。……崇常择美姿容相类者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翔凤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萦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钗象凤凰之冠，结袖绕楹而舞，谓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行而语笑，则口气从风而飏。又屑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赐以真珠百琲，有迹者节其饮食，令身轻弱。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琲珍珠。’”从以上可见，翔凤等家妓从十几岁起就在石崇的亲自指导下学习歌舞，既接受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又进行身材、舞姿的修炼。石崇是通过重奖的刺激来促进与实现这些的。因此，这些家妓的歌舞艺术（当然还有其它艺术如杂技等）大致可以代表当时这方面的艺术水平。西汉傅毅的《舞赋》详细地描写了当时的大型歌舞水平；而张衡的《二京赋》又具体地描写了当时“角抵百戏”（即杂技）表演的盛况。
在这些家妓中，有不少人乐器演奏也很出色，例如魏王饮宴时既有“楚姬舞于前，吴姝歌于后”，也有“越女鼓瑟于左，秦娥泛筝于右。”汉武帝时的张骞从西域引进“胡乐”以后，出现了一些擅长演奏某种乐器的家妓，如箜篌妓、琵琶妓、鼓吹妓等，例如东汉的刘康家中就有一名“鼓吹妓女宋闰”，当时相当出名。有的女妓还多才多艺，乐器、歌舞全面发展，例如北魏女妓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她有一次“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玉台新咏》中有不少描述妓女的诗，反映了这方面的状况。
第三，家妓的物质生活远比一般平民优厚。
这是因为，她们既是主人的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那么主人对她们也要像维修保养工具那样对待，像喂狗以肉、喂猫以鱼那样对待，以达到自己享用的目的。这些官僚、地主、富豪不仅以畜妓弃之多以炫耀其权势与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家妓蓄意打扮，锦衣美食，以夸耀其地位与奢侈豪华。例如《南史· 徐君倩传》：“为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宋书·恩倖传》说，阮佃夫“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西晋石崇畜成百上千名家妓，“皆蕴兰麝，被罗縠”、“曳其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北魏元雍“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元琛还专为妓女”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锁，玉凤衔铃，金龙吐珮，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看来，这些家妓是作为一种高级装饰品、奢侈品而流通于男人世界，任其男人支配和使用的，不论她们的物质生活是多么优厚，她们只不过是男人的祭品而已。
三、官奴隶
这个时代的宫妓和家妓都和奴隶制度有密切关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人身自由，不得已而为之的。这个时期的奴隶来源，一是俘虏。当时，战祸频仍，首先是连年征讨，以后是三国之战，五胡十六国袭扰黄河流域，为我国历史上种族大变动、大转移时期，胜则为王，败则为寇、为俘虏，一些被征服了的民户也被徒为“杂户”、“营户”，并世代相袭，即使换了朝代，仍然要做奴隶，其妻儿老小，概无出头之日。北齐后主武平七年三月，即公元563年，括杂户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这此杂户和营户的女儿可以任意被集中起来，作为各种形式的妓女，供男子蹂躏。二是罪犯家属。前面所述的“抑配”制度与此就有密切关系。又如《魏书·刑法志》说：孝昌以前（按即公元525年以前）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频起，有司奏立严刑：凡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及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
《魏书》所谓“乐户”，即指女乐、倡优等歌舞艺人的户籍，乐户与营户、杂户一样，被认为身份低贱，不属于良民，乐户中的女子就是妓女。凡乐户“皆用赤纸，其卷以铅为轴”。由于是盗贼的家属而受株连，终其身沉沦于女乐、娼妓之途，而且世世代代几无出头之日，这实在是非常悲惨的。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是实行的。如晋朝的范坚犯了死罪，他的女儿乞恩辞求，自愿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宋女巫严天为劫坐没入奚官。这里的“奚官”就是为娼。《隋书·刑法志》上也说：“梁制：大逆者，母妻姊妹及从坐者，妻子妾女，同补奚官为奴婢。其劫盗者，妻子补兵。”又说：“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所谓“补兵”也就是补入营妓的行列。
四、私妓
所谓私妓，是指在城市妓院中出卖肉体的妇女。她们不同于家妓，不是专门属于某个官僚、地主或富豪所有，不是对个别或极少数人出卖肉体，不是专门为军队服务，而是面向社会的一切男子。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主要不是以高超的歌舞技艺来博取男子的欢心，她们没有这样的训练条件，而且一般男子也付不起这么高的价钱，她们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社会上众多的男子性饥饿的问题。由于战争频仍，也由于生产的发展，人口流动大大增加，一些将士、手工业者、商人、市民以及一些散兵游勇，都是她们的顾客。当然，私妓是有不同层次的，由于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要不同，私妓也有高、中、低的区别，高级妓女往往是有色有艺，文化素养很高，才思敏捷，甚至为家妓中的佼佼者所不及。她们并不随便向嫖客献身，而往往和一些上层人士，包括那些文人雅士，保持一种有一定友谊成分的此唱彼和的交往。这种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决不单纯是性交关系，而可能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成分，甚至有爱情的成分。当然，这种高级妓女是很少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虽然私妓已经出现并较春秋时期有所发展，但由于这时商业经济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市民队伍还未形成规模，都市文化发展较为缓慢，所以虽然家妓在上层社会相当普遍，而在市井商业性的卖淫现象并不普遍，只是到了六朝时，当时中国最繁华之地江南一带的城市中，私妓才较为活跃。关于这一情况，《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的一些诗中都有所反映。例如，有一首《襄阳乐》：“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反映出当时这一地区私妓之盛。《浔阳乐》：“鸡亭故人去，九里新人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
《石城乐》：“生长石城下，开窗对城楼，城中诸少年，出入见依投”，则反映出当时期客之盛，妓女们几乎是应接不暇。值得注意的还有一首《夜度娘》：“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前两句反映出那时的官僚、贵族也有嫖妓的，甚至皇帝也有留宿娼家的，（如梁简文帝《鸟栖曲》曰：“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高树鸟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这是他私生活的写照。）不过他们往往是招妓上门侍宿，所以上诗所述的那位夜度娘才“夜来冒霜雪，晨去履风波”。南朝的沈约有一首《早行逢故人车中为赠》的诗：“残朱犹暧暧，余粉尚霏霏，昨宵何处宿，今晨拂露归”，也反映出一个送身上门的私妓的情况。《夜度娘》诗中的“奈侬身苦何”句，表现出当时的妓女身不由己、命如黄花的悲叹。
至于当时的嫖客，除了前引诗中所述的“城中诸少年”与少数官僚、贵族外，当以商人为多。这类人多行商飘泊在外，又有一些资财，往往以宿娼作为一种生活的补充。据释宝月《估客乐》二诗云：“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大媥珂峨头，何处发扬州。信问媥上郎，见侬所欢不？初发扬州时，船出妻津泊。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从诗意看来，语言似出一妓女之口，而所送所问的“郎”则是一个商人。当时，私妓在长江一带的城市中较为发达。开始出现了个别名妓女，甚至流传后世，这就是南宋、南齐时的姚玉京和苏小小。
梅禹金在《青泥莲花记》中记载：“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舅姑。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飞悲鸣，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复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七年玉京病卒，明年燕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坟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滨。至唐李公佐撰《燕女坟记》。”看来在古人的记载中，认为姚玉京虽然是娼家女，但品德很好，文才也好，甚至感动了燕子。此事在《南史孝义传》上也有记载。
苏小小是“钱塘名娼，南齐时人，写有《西陵歌》。”所谓《西陵歌》是苏小小所写的诗：“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出自妓女之手的诗歌，这可能是她私妓生活的写照。也可能是她对真正爱情的向往。她的墓在西子湖畔，一说在嘉兴，后人对此有许多诗文与传说，寄托了对这一代名妓的遐想与怀念。例如宋朝何蘧的《春渚记闻》中说：“司马才仲在洛下梦一美妾，搴帷而歌。……且曰：‘后相见于钱塘。’后才仲为钱塘幕官，廨舍后堂苏小墓在焉。……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曦泊河塘，舵工见才仲携美人登舟……而火起舟尾，仓皇走报，而娼家已痛哭矣。”
又如唐朝的徐凝作《寒食诗》云：“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归。只有县前苏小墓，无人送与纸灰钱。”直到清朝，还有些文人雅士写诗怀念她，如朱竹坨诗云：“歌扇风流忆旧家，一丘落月几啼鸦。芳痕不肯为黄土，犹幻胭脂半树花。”这时，苏小小已离世千年，早成黄土，有些文人对她仍低徊不尽，可见其魅力与影响之大。“歌扇风流”等语，也正是她妓女生涯的写照。
以上所述的这些妓女，无论是营妓、家妓还是私妓，以及一些宫妓，其下场大都是较为悲惨的。其中只有极少数佼佼者能从妓女“攀龙附凤”，进入贵族阶层，如李夫人、赵飞燕等。当然，这是要有一定条件的：首先是由于貌美而被皇帝或其它大官、大贵族所宠；其次是要有一定的手腕以巩固主子的欢心，并在宫闱的勾心斗角中获胜；三是要有儿子，以及儿子最后能继位。以上三者缺一不可，汉武帝的宠妾李夫人对这点就看得很清楚，她对汉武帝说：“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受幸于上。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拳拳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有无儿子，儿子能否继位，更为关键。如秦时邯郸姬（秦始皇之母）、曹魏卞皇后（曹丕之母）、东晋安德陈太后（安、泰二帝之母）等都是母以子贵，儿子做了皇帝，她们的地位才算最后巩固。相反，赵飞燕虽被汉成帝立为皇后，“母仪天下”，但因为无子，在平帝即位后便被废为庶人，最后以自杀了此一生。
更多的妓女是从良，这是许多妓女十分向往的一种归宿，她们深知人生如朝露，红颜易老，当妓女不可能当一辈子，所以，在为娼时一有机会，就“择枝而栖”了。唐代名妓徐月英的《叙怀》诗：“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则反映出古代妓女的共同心情。妓女从良之事很多，例如魏武帝有一名宫妓名卢女者，擅鼓琴，后来被“放出嫁为尹更生之妻。”《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中所说的“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也是这个意思。所谓“荡子”，不是指行为不轨之人，而是指经常离家外出的游士或商人等。当然，从良也并非一定幸福，所嫁非人、遗恨终身的事也常常发生。
如果从良不得或所嫁非人，年老色衰后陷于冻馁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出家为尼姑或女冠。佛教自两汉时传入中国，至南北朝时大为发展，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当时佛寺遍布山林，寺院不仅收纳大量男子为僧，而且也剃度不少女子为尼。当时，道教也有较大发展，女子也可入道为冠。当了尼姑或女冠后，生活就有了保障。所以，为尼为冠就成了当时不少妓女的归宿。
当然，妓女为尼为冠，也不完全是为了取得生活保障。有些妓女经历了多年风风雨雨、冷冷暖暖、爱爱恨恨的生涯后，看破红尘，决心和青灯古佛、大吕黄钟为伴，了此残生。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僧尼经常举行宗教性的歌舞活动，既娱神也娱人，而这正好发挥了不少妓女的专长，寺院用得上她们，她们也还有用武之地。据《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景乐寺……六斋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丝管嘹亮，谐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就说明了这种状况。总之，古代的妓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歌舞艺术水平，这与后世是有很大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