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茗茶典故
过去，宜兴各城镇和乡村集镇都有“老虎灶”，老虎灶专事烧开水，供应城镇居民。泡开水一般不付现钱，而是付以竹制筹码，筹码又称“竹符”，上面烫了火烙印。这竹筹是什么时候来的呢?这要从900年前苏东坡在宜兴饮茶说起。
宜兴茶自古就很有名，苏东坡有句诗就叫“雪芽我为求阳羡”，他很喜欢喝宜兴茶。他闲居蜀山时，常常高朋满座，大家在一起品茶论诗，说古道今，十分开心。苏东坡喝茶十分讲究，盛水要用瓦罐，茶叶要阳羡唐贡山的贡茶，水要金沙寺旁金沙泉的水。瓦罐和茶叶都好办，就是金沙泉的水要经常去挑。
有一次，他叫书童到南山挑金沙泉水。南山离蜀山有十六七里路，书童隔三差五就要去挑一趟，时间久了，不免有点厌倦。这天书童就没去挑南山金沙泉水，而是在离蜀山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挑了两桶水回来。心想，一样碧清的水，估计苏东坡也不一定会喝出什么两样来。水挑回之后，苏东坡沏茶品尝，顿觉茶味不如以前甘醇，一追问，书童只得以实相告。于是，苏东坡想了个办法，取一节小竹管，一劈为二，一爿给金沙寺里的老和尚，一爿自己留着。如果书童去挑水，就把剩下的这爿竹管交书童带交老和尚，在金沙泉取了水，老和尚再把另一爿竹管交书童带回。苏东坡一看竹爿，就知道是不是金沙泉的水了。
因为这竹爿是用来作为调水符号的，苏东坡就把竹爿戏称“调水符”，还写了一首《调水符》的诗。诗中写道：“欺谩久成俗，关市有契繻。谁知南山下，取水亦置符……”据说，后来的老虎灶泡开水，码头挑脚算担头等所用竹筹码，都是从那时传下来的。
东坡煎茶 禅为诗家切玉刀
伟大的诗人毕竟伟大。苏东坡不仅深明茶理、茶道，而且凭一个艺术家特有的感觉，对茶道的艺术境界自有特殊感觉。其《汲江煎茶》便写出了月夜临江烹茶的独特妙趣：月夜里，在江边升起红红的炭火，诗人的心火也在燃烧。但现实的夜幕，使他明白，需用清醒的茗汁浇开心中的郁结。于是，亲自到江中去取水，瓢中盛来的不仅是大江的深情，而且把碧空明月也贮于其中了。茶被烹煮，泛起乳沫。
东坡的煎茶诗，比喻夸张，灵动优美。如《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芽》：“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诗将佳人比好茶，不在妆饰，而在“玉雪”之品质，意清句美，后来还将末句与“欲把西湖比西子”集成对联。
又如《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
自临钓石取深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
小勺分江入夜瓶。
茶雨已翻煎处脚，
松风忽作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
坐数荒村长短更。
此诗被杨万里赞作句句皆奇，字字皆奇。其煎茶人之精心，茶汤色香之诱人，空肚不禁饮三碗，深夜睡不着觉之神态跃然纸上，读之让人哑然失笑，情趣盎然。
佛家戒酒重茶，精通茶道，如高僧师范、惠明更是因此而名扬海外。居士谈禅说佛，故东坡爱茶应在情理之中。苏东坡认为生活、诗词、禅三者可以互相容收。他以其生活中对禅的完全理解，在下笔时就无需刻意雕琢，也用不着直接说教或发挥肤浅的议论，而是在充满意趣的诗句中包孕着深刻的禅理。元好问所谓“禅为诗家切玉刀”，东坡诗可谓当之无愧。
2、卢仝:茶仙的不幸与非命
北京人喜欢喝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出了名的，这种喜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满足口腹之乐，吟诗吃茶远的不说，从唐朝时起，北京出了卢仝这样的茶仙。北京历史的卢氏家族，对于北京的文化建设，是有巨大贡献的，说到贡献，应该是多方面的，有的家族可能局限于史学，有的局限于诗学，有的局限于经学，而卢氏家族则是多方面的，茶仙卢仝既是一位诗人，又是一位品茶大师，他生于何年，今人似乎还不知道确切年代，约795年，但835年因死于横祸，倒很确切，自号玉川子，祖籍范阳，生于济源，是唐初“四杰”之一着名诗人卢照邻嫡系子孙。《唐才子传》中说他“家甚贫，惟图书堆积”，小的时候就读于武山南麓的石榴寺，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像他的祖先一样特别擅长于写诗，不喜欢做官，二十来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四处游学，曾经在洛阳、嵩山等地隐居，过着清贫不改其乐的生活，吟诗吃茶成癖。有个故事说他居住在洛阳的时候，家中仅有破屋几间，有两个佣人，一个长着长长胡须，从来不裹头，一个常年光着脚，老的连牙都没有了。他们整日过着清苦的生活，常常靠邻居赠送的粮食才可以勉强过下去。当时朝廷了解了这一情况后，知道卢仝在满朝的文人中可说是清介之士，于是备了礼，下了聘书，请他到朝廷中担任谏议大夫，这个官有一个权力就是可以议论朝政，那么这样的官员，如果不是像卢仝这样的清介之士，上上下下一大堆关系，那么怎么敢议论朝臣，议论朝政。这是朝廷看重他的原因。第二唐代中期以后的谏议大夫为正四品，收入应该还是满不错的。这对于卢仝来说，该是一份工资颇丰的好工作，但是他没有接受。当时正在作河南令的韩愈，知道这事后对卢仝是非常的敬佩，也常和他一起吟诗品茶。
卢仝曾经受一个恶少的恐吓，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这件事情申诉到韩愈那里，韩愈正在审理的时候，卢仝考虑到如果处理了这个恶少，以后他可能会加重仇恨，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他找到韩愈说自己愿意撤诉。“算了吧，教育教育就成了。”韩愈心中佩服，暗赞卢仝心胸宽阔。
唐宪宗元和年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有一回正好碰上月蚀，卢仝就借着眼前的景色，赋诗一首《月蚀诗》，讽刺把持朝政的逆党，韩愈极其称赞此诗，其他的人则心中怀恨。这也许就种下了他日后被害的原因。文人不同于政客，文人总是喜欢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品评人物、事件，有时就避免不了要触及到权贵。权贵们的城府，往往比文人要深，哪怕是知名的文人，也比不了权贵的“心胸”。他们做事情，是要等机会的，没有机会，你就是说他们什么，他们也不会吱声。这回看上去是卢仝占了上风，辩证的看，上风有的时候反而会变成下风，对于祖籍北京的卢仝来说，他有北方人的那种直性子，心里搁不住话，爱憎分明。如果他只会喝茶，只会在家里面读书，只会自己写诗，那么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灭顶灾难。做一个文人，做一个敢说敢为，一个正义感的文人，在历史上是很难的。就算是卢仝后来真的退出了仕途，自己过自己的读书写诗生活，权贵们还是没有放过他。
甘露之变是唐代历史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为权贵们杀害卢仝提供了机会。在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文人的天真，和不谙世事，不辨风云。
事情发生在公元835年，大和九年唐文宗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报告，于左金吾仗院内一到夜里石榴树上就降甘露。宰相李训借机向皇上提议，说这是天降祥瑞到了皇宫，是个好兆头，大唐要重振威风了，最好是皇上亲自前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皇上似乎不是很相信，就命令宰相、中书、门下省的官吏前去查看，这帮人去了回来说，不太像是真正甘露。
皇上又命令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带着所有宦官一起去看个究竟，看完立马回报，以确定是否亲往。其实这是一个策划，左金吾仗院内早已埋伏好了刀斧手、军兵众人。只是办事的韩约心里发毛，宦官们一到就发现中了招，夺路逃回含元殿挟持了唐文宗，韩约、李训待人赶到，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宦官的人打伤了李训，并将文宗挟持进宫。历史书上管这叫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事后株连很广，据说当时就有1000多人被杀。其中被杀的着名官吏就有李训、韩约、王涯。这时候卢仝正好和逃出来的王涯在一家茶肆中吃喝，吃饱了喝足了，晚上没有走，就住在了一处，官兵来捕杀王涯，正好撞上卢仝，就一起捕杀了。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卷五中对这事有较详细的描述：“时王涯秉政，胥怨于人。及祸起，仝偶与诸客会食涯书馆中，因留宿，吏卒掩捕，仝曰：‘我卢山人也，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来宰相宅，容非罪乎？’苍忙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王涯的诗写得很好，语言婉丽却有风骨，题材多写边塞戎旅、春情闺思。文人作权贵，一天真，二容易得罪人。也许因为都喜欢写诗，也许都喜欢饮茶，卢仝、王涯是好朋友，王涯的死冤不冤，这我不知道。卢仝的死肯定冤。
卢仝喜欢喝茶，常常和他一起品茶的有韩愈、贾岛、孟郊等名流，韩愈称其为“茶仙”。他爱茶成癖，一曲《茶歌》传诵至今。“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七碗茶”遂成品茶雅事中的典故，大诗人苏轼曰“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宋着名诗人杨万里亦云“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
卢仝死时，年仅41岁。贾岛作《哭卢仝》以致悼念：“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空令古鬼哭，更得新邻比。平生四十年，惟着白布衣。天子未辟召，地府谁来追。长安有交友，托孤遽弃移。冢侧志石短，文字行参差。无钱买松栽，自生蒿草枝。在日赠我文，泪流把读时。从兹加敬重，深藏恐失遗”。《全唐诗》收录卢仝诗歌80多首，留有《玉川子诗集》一卷。
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卢仝的诗歌成就不算太高，但他却以险怪风格自成一家。史学家普遍认为，这位诗人作品的怪异基本来源于其性情的怪异。
卢仝一生的交际圈子非常窄，后人从他的诗作大致可以推测出，卢仝的朋友主要有韩愈、孟郊、贾岛、马异、刘叉等人，这些人都是韩孟诗派的中坚力量，大多和卢仝一样，性格孤僻。
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李立政先生和我探讨卢仝时也说，卢仝的这种高傲性格，是促成其诗风怪异的主要内因。韩愈在《寄卢仝》一诗中写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为我们展示了这位怪异诗人自视甚高、落落寡合的形象。
卢仝的怪异性格，可能与他的身世有关系。卢仝祖籍河北范阳，卢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史学家推测，卢仝祖上从河北迁居河南济源，可能是因为家道中落。到了卢仝一代，日子就相当清贫了。
卢仝一生不曾做官，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但他酷爱读书，在扬州的一所旧宅中藏书颇多。后来卢仝举家迁到洛阳，为购买一所宅院，欠了当地富商一笔巨款。由于当时韩愈为河南令，和卢仝关系非常好，时常接济他。
但由于债主逼债很紧，卢仝受到了威胁。韩愈《寄卢仝》诗中所说隔墙恶少“每骑屋山下窥瞰”，很可能就是债主逼债的手段。幸亏韩愈的维护，卢仝才免受一场难堪的侮辱。韩愈离开洛阳后，卢仝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为了还债，卢仝不得不将扬州的旧宅卖掉。但旧宅中的藏书，卢仝想方设法托人运回河南。卢仝的好友孟郊为此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
卖祖屋这种事，是很让人悲伤的，鲁迅先生在《故乡》一文中就非常到位地描述了这份感觉。
卢仝一生，遭受了很多人情冷暖，看尽了世态炎凉，因而性格古怪，才做出古怪之诗。
▲抱才隐居是为大用
由于卢仝在史书中属于“非主流”诗人，有关其记载有前后矛盾之处。卢仝一生究竟何时隐居，何时游历，何时居洛阳，何时居扬州，何时居济源，均没有详细的划分。史学家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个线条：20岁之前，卢仝居住在济源，读书、饮茶；20岁之后，开始在扬州、洛阳等地漂泊、游历，甚至还到过塞外；30岁左右，卢仝在洛阳定居，也可能又回到济源王屋山隐居过一段时间。但这种说法也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质疑——总而言之，卢仝的生平是模糊的。
唯一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卢仝在王屋山的居住时间最长。
卢仝居住在王屋山何地，已经不能确定具体地点。后人根据卢仝诗句的描述，找到了大致方位，并在山间修筑了一间“卢仝茶社”。2010年12月17日，我和李立政先生上山时，正好赶上茶社放假，空无一人。
在卢仝茶社的大厅内，陈列着一尊卢仝塑像。李立政先生说，雕像是根据钱选《卢仝烹茶图》雕刻而成的，至于是不是一千多年前真实的卢仝模样，谁也不敢肯定。而我觉得这尊塑像有失真实，因为根据史料的描述，卢仝或许患有“脱发症”，没有头发。
卢仝茶社依山而建，一条溪水从北而南，穿山越岭，直至山下。山沟两边灌木丛生，怪石峭立。
隐居山间却心系天下，这是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愫。卢仝终生未曾为官，《唐才子传》记载：“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至于卢仝为何“不起”，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研究卢仝的学者据此认为，卢仝是一个看破红尘、不愿为官的人，尤其是爱茶文人，称赞其是不愿入“淤泥”的高尚雅士。
质疑者分析卢仝有关的诗作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自古以来，有一类文人，并非不愿为官，而是心高气傲，要做旷世之才，非宰相之位不受。有这种想法的文人不在少数，可惜除了诸葛亮，鲜有人能一步到位，挤进帝王的“核心班子”，因此，他们一面作诗着文抨击时政，一面拒绝朝廷给予的低级官位，卢仝很有可能属于这一种。
尽管卢仝在王屋山上隐居多年，并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但在其好友韩愈的诗中，仍能看出卢仝的一些心思：“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寄卢仝》)卢仝自己也写过一首《直钩吟》：“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那种渴望明主而不遇的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千古绝唱《月蚀诗》，更是将卢仝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学者提出，卢仝之死就是其极想参与时政的最好注释。
▲“甘露之变”留下的千古之谜
卢仝一生除了留下了两首名诗，还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甘露之祸。
中唐时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干政，唐文宗不甘心大权旁落，一心想铲除宦官。
公元835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辰殿早朝。禁卫军将军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一棵石榴树夜里降有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认为是祥和的好兆头。礼部侍郎李训带领百官向文宗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禁卫军后院去观看。
于是，文宗要仇士良带宦官去查看。仇士良等人来到禁卫军大厅，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仇士良发现幕布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大吃一惊，慌忙逃走。看见事情败露，李训指挥禁卫军冲上去，抢夺皇帝。仇士良和宦官指挥手下和禁卫军经过一番厮杀，最终挟持皇帝进了内宫。
李训见计划败露，忙逃出京城。仇士良指挥宦官，对在京师的公卿与吏卒进行了血腥大屠杀，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有几千人，整个长安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祸及卢仝。据《唐才子传》等史料的记载，当时卢仝和几个朋友正在宰相王涯家里做客，因晚上留宿，遭到吏卒逮捕。
卢仝曰：“吾山人也，与众无怨，何罪之有？”吏曰：“既云山人，在宰相宅，容非罪乎？”于是，卢仝“苍茫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
正如吏卒所言，卢仝这样闲云野鹤般人物，留宿宰相宅中，为何？千百年来，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卢仝有着传统文人的仕途观，看似不愿为官，实则结交高官，希望能参与政治，清高之名与事实不符。也有学者认为，卢仝结交王涯是因为韩愈离开河南后，他生活窘迫，不得已而为。
近来，学者通过对卢仝、贾岛等人的诗作分析得出结论，“甘露之变”时，卢仝应该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或塞外游历，后在洛阳病逝的。这种说法更符合卢仝“山人”性格。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祸，决定了一代“茶仙”的诸多历史细节。如今，让史学家头疼的是，如果卢仝死于甘露之祸，那好友贾岛、韩愈等人关于卢仝年龄的记载则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但轻易否定《唐才子传》“卢仝死于甘露之变”的说法，也没有过硬的证据。两派学者曾频频发文，进行论战，质疑者一度提出“如果死于‘甘露之变’属实，那卢仝整个生卒年份都要改写的”结论。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目前成为卢仝研究者未能破解的一个谜团。但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就算卢仝确有结交官员、希望进入仕途，但他那份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是真挚的；就算卢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高、就算他的那份孤傲是做出来的，但也无损他品格的高尚。
几篇短短的文章，无法准确地描述一代“茶仙”的传奇人生，让我也非常遗憾。但济源之行，让我强烈地感觉到：卢仝用他最真挚的感情，写下了传唱千古的《七碗茶歌》，这是一首伟大的诗作，这也是一首在中国诗歌史和茶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世茶人只能回味而无法复制，只能传唱而无法超越。
3、饮香:李璟及宗室大臣以"斗香"为乐
五代时，南唐中主李璟召集宗室大臣以“斗香”为乐，众人带来参赛的各种香料制品中有“煎饮”，也就是用天然香料制作的饮料(《清异录》)。真是传奇啊！难道会是真的吗？
还就是真的。南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的日本元禄十二年翻刻本中，有一条“御宣熟水”的信息：“仁宗敕翰林定熟水，以紫苏为上，沉香次之，麦门冬又次之。”所谓“熟水”，是宋元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饮料类型，大抵就是花草茶(不含茶叶)。话说，宋仁宗(1023—1063)曾经下令，要专门负责宫廷饮料等事务的翰林司为当时种类众多的花草茶品定优劣，结果紫苏熟水、沉香熟水和麦门冬熟水被评为最优质的三种。
紫苏、麦门冬熬成的热饮，在初唐时代成书的《千金方》中就已经被推荐，到了宋代，显然算得传统经典饮料了。至于沉香熟水，在南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至元六年郑氏积诚堂刻本)中记载有具体制作方法，真的非常独特，非常让今人惊奇：
“用净瓦一片，竈中烧微红，安平地上。焙香一小片，以瓶盖定。约香气尽，速倾滚汤入瓶中，密封盖。檀香、(此字缺)香之类，亦依此法为之。”
宋时的熟水一般都用带香气的花、叶浸泡在水中制成，但沉香熟水的做法却自成一路，是先在香炉上把一小块沉香烘焙得开始散发香气，同时，把一片干净的瓦片在灶中烧到微红的程度。将烧烫的瓦片放在平地上，将焙热的沉香块放上去，然后，拿个茶瓶倒过来，瓶口扣住沉香，倒立在瓦片上。热瓦就如同炭火一样熏烤着香料，让沉香不断散发香气，随着烟气逸出的香精随后会吸附在茶瓶的内壁上。估量这沉香块上的香烟大致散尽了，不会再有香气产生，就把茶瓶翻转过来，急速地向瓶内倒入滚水，然后密封瓶盖。显然，如此静置一段时间，瓶壁上的沉香香精融入水中，就得到了宋人喜爱的“沉香熟水”。实际上，宋人是在收集沉香散发出的香烟，收集香烟附留在瓶底、瓶壁上的痕迹，将烟痕制成香水，一品其幽韵。历史上的中国人对于香气的迷恋真是非同一般！
无独有偶，明人高濂《遵生八笺》中也记载了沉香熟水的做法，原理一致，细节有异：
“用上好沉香一二块，炉烧烟，以壶口覆炉，不令烟气旁出。烟尽，急以滚水投入壶内，盖密。泻服。”这是直接利用家中的小香炉来炮制。就照一般烧香的方法，在小香炉里烧上一两块好沉香，找一个口径与香炉口正好相合的茶壶，倒扣在炉口上，如此让香烟全部收入壶中。等香焚尽，就在壶中注水成饮。由这一条资料可以推测，沉香熟水之产生，是缘于宋人由日常焚香而被催发的灵感。不知宋代的哪一位水晶聪明人，看到小香炉里焚香不断，竟想到了在炉上倒扣一只茶瓶收集香气，然后再冲以热水。随着这一发明的迅速普及，沉香熟水的制作越来越“专业化”，方法不断得到改进，于是，烧红的热瓦片代替了香炉———毕竟，要找到口径彼此正好一致的香炉和茶瓶，是很麻烦、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宋代士大夫大多精熟香道，做沉香熟水的这点小程序，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难题。杨万里有《南海陶令送水沉，报以双井茶二首》诗，其中之一就谈道：“沉水占城第一良……衮尽残膏添猛火，熬成熟水趁新汤。素馨熏染真何益，毕竟输他本分香。”
朋友送来了上好的占城沉水香，诗人用双井茶作为答礼，同时写诗致谢，并顺便汇报自己对朋友的好意是多么的珍视。“衮尽残膏添猛火”，展示了传统士大夫曾经普遍熟谙的一种风雅———亲手加工香料。沉香在焚爇以前，必须在茶水中煮，去掉其中的油膏，看来，对杨万里来说，这是驾轻就熟的技艺。“熬成熟水趁新汤”，分明就是用加工过的香料制作“沉香熟水”了。诗人还发表了品尝这一芳香热饮之后的感想：当时流行用素馨花蒸沉香，以此来制造复合的香调，可是，人工的成果，其实怎么比得上天然香料最初的本色气息呢！
这首诗的潜台词其实就是对朋友说：谢谢你送来这么优质的香料，我好好地尝了尝，非常享受！
4、古人与茶
茶是有出身、有经历、有归宿的生命，茶之为茶最隆重的经历，自然是期待被品饮、正当被品饮的这个过程。
关于藏茶、泡茶的器具抑或“行头”，我喜欢称之为茶的“房间”。
据说，茶叶作为一种“消耗品”，无论多名贵，每次茶饮茶艺结束之时，其作用与意义也必然终结，而“茶具”除了在这类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还因其不易消耗以及潜在的文物属性，而有可能持久地存在。
人性的丰美鲜活如同茶树茶叶本身，可不是一个瓶瓶罐罐能够关得住的。不过也不是毫不讲究。这讲究跟茶之分类具体相关。最好的茶具绝不是最贵的茶具，而是最能发挥、体现、乃至升华某茶之性的茶具——天涯茶友用过一个让人落泪的说法，“此器茗贞”，他说最好的茶具就是能保护茶性不被污染的那个。
最简单的说法，绿茶宜住玻璃杯，“清水出芙蓉”；乌龙首选紫砂壶，能藏香起香；黄茶、白茶也以陶器为尚，不损茶味；黑茶冲泡讲究的亦是“除异，留纯，快泡”：一要表茶、里茶拼配，二要快洗快清，三要品饮观色，四要用沸水鲜汤，五要茶、汤分离，六要把握汤色……等等。如今流行的钢化玻璃“飘逸杯”，未免太过轻飘，陶器或紫砂仰仗的乃是其吸附异味之功能。至于流行盖碗茶的地域，一式三件的“三才碗”(天、地、人)就未免形式大于意义了。
都说真正的茶人吃茶，连茶点都不要尝试，因为茶味至清，却也脆弱，动辄便被玷污了。然而茶自其诞生开始，就没少过“伙伴”。
例如唐代之茶居然会把名贵香料龙涎香之流掺入，北宋宣和年间“珍茉香草”又曾入茶为伴。时下渴望风雅而又不肯远离市场的都市茶馆中颇流行调饮茶(又称“鸡尾茶”)，本质与奶茶、酥油茶、擂茶原本一调，养生糊口未为不可，却偏要乔张作势，拿捏出许多身段，建议这些茶馆不妨读读那个集古往今来附庸大成的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三清茶》，提升一下“鸡尾”品味：
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
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
皇帝佬儿这里所写的，是以宫廷贡茶佐以梅花、松子、佛手的拼配茶。
茶不是不可拼配，例如海南名品“兰贵人”，据说内含五指山野生的吉祥草(《本草纲目》谓为“护肝草”)，另有西洋参、微苦丁，甜润柔和，十分和煦。秋凉之后女孩子不高兴的时候，喝“兰贵人”特别能够舒展身体、慰藉心情、安稳神气。但这个茶，照我看不宜男人，因为到底有点娘娘腔的。
贵州的“天麻剑毫”，因为原材料得天独厚，有些淡淡的药味，但也颇可消受。
类似于窨制茶的，还有云南糯米茶，感觉也好，大抵因其颇得自然之气象，毕竟，“柴米油盐酱醋茶”本为一族，原都是一段养生的质朴。
可我着实恨煞花茶。
还是乾隆皇帝，据说那风流种子有谓，看美人当于浓睡初醒脂粉未施时分看——花茶大抵便是浓妆艳抹茶性已失。花是脂粉娇娃，茶是林下之风——茶树喜阴恋阳，但不得直晒，故而“林下茶”品质才佳。茶与花之匹配，直如谢道蕴改唱凤阳花鼓、李清照学说山东快板，所谓唐突佳人、两败俱伤，莫过于此。
会写字的蔡襄是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他便懂得茶，在薄薄一本《茶录》中特意分出笔墨，讨伐那时流行的“拼配茶”：
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正当不用。
尽管如今福州人远不如先贤出息，居然在争夺窨制花茶的发明权，我还是怀疑，这种大盛于明朝的玩弄茶叶的恶劣技术的发明，跟那些“富贵闲人无事忙”的江南文人多少有些关系。不仅顾元庆(苏州)、钱椿年(常熟)各自的《茶谱》中已经记载了制作“莲花茶”的具体方法，且看一看明人窨茶喜欢用的花卉品种：茉莉之外，还有木摨、玫瑰、蔷薇、兰蕙、栀子、木香、梅花……几乎都是江南常见常开的花。那个特别喜欢动手窨制花茶的袁枚，居然会不厌其烦，将冬天梅花窨制过的梅花茶，来年夏天再放入荷花苞，使茶得梅、荷二清之香气。这不算完，袁枚还一定要用梅花雪水或荷花甘露烹之煮之，简直就是北方吃饺子之“原汤化原食”了。
但这袁枚倒也不是个村俗厌物，他只是太好奇、太好玩，也太会浪费时间与精力罢了。
同样让人没脾气的花茶热爱者，还有一位，这就是身为闽人却终生不识清饮、89岁写《我家的茶事》还只能念念于“每天早上沏一杯茉莉香片”的冰心女士。
反复阅读冰心关于童年或家人的回忆，对于生活或生命的感悟，你会觉得她实在太“单弱”乃至“单调”些了，甚至是“空泛”，然冰心的貌似清浅似乎经常也是因为一眼穿透了人墙，看到了背后的黑。例如1938年国难声中冰心全家历尽千山万水一路狼藉来到昆明住进旅店，有多少苦难此刻可以记述，冰心却只“选择”为人间留下一大束纸上的鲜花：“我怀抱里的不过八个月的小女儿吴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来，我们才抬起倦眼惊喜地看到座边圆桌上摆的那一大盆猩红的杜鹃花！”
看来人类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
说茶这么久，却始终没有说到水。
是因为水太重要吧？
水不是茶的伙伴，也不是茶的房间，水是什么呢？水是茶的爱吧？
茶只有遇到水，溶入水，成为水的部分，茶方才是茶了。没有水，茶也就不成其为茶；没有合适的水，茶也就不能成全其本色茶：这样的打开与释放，除了爱的对待，我实在找不出更好的比喻了。张又新《煎茶水记》中曾言：“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这里看重的实在一“茶”一“水”的匹配融洽程度。
尽管这个时代这个地球上，水与茶一样让人忧伤，到处都是污染与伤害，例如曾经那样让茶人骄傲的无锡如今已经必须买水吃了，例如李白眼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由于上流严重的水土流失已经断流“喊渴”了。但我知道，无论如何茶还在等待适合她的水，那时茶才能恰当的打开与释放。
等不到也要等，没有水就没有茶。
茶情如人情，一水一心都要求清洁、干净、安宁，都要求一树的华盖青青——“爱”是个有生命力的不断生长的自然而然有秩有序的“在”。此在正在，永在神在。
这一点，古人比今人更有体会。许次纾《茶疏》中说，“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中谈得更为具体：“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这似乎把水看得比茶还重了？实际上，张大复此处有个概念偷换。那冲泡出来所谓“十分”“八分”的“茶”已非原茶。更准确的说，那是茶与水相亲相和之后的新产物：茶与水之“爱”。
我们喝茶，为何不去干吃茶叶，为的就是体会这份茶、水交融之后的体验吧。这一点，民间比文书、传说比历史，更有体会，例如藏族人喜爱的酥油茶与咸奶茶中，那须臾不可分离与缺少的藏北的盐、藏南的茶，相传便是尘世相爱而不得相守的男人和女人的化身：他们投身水中相拥相抱，成就一个实实在在的“好”。
没办法也不可能如古来茶圣那般，拼尽天下名水，还要排序张榜加以表彰，所谓庐山康王谷水帘水第一、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扬子江南零水第七、桐庐严陵滩水第十九……
太平宰相欧阳修以为陆羽那般折腾水之“美恶”近乎“妄说”，还是“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的大体区隔比较持重。才子昏君宋徽宗则只一句便说透水的好处：“以清轻甘洁为美，清甘乃水之自然，独为难得。”(《大观茶论》)又是一个师法“自然”。
在如今这个企鹅体内都有“敌敌畏”的世道，紧巴巴喝茶的人时不时还要检验一下买到的桶装矿泉水的防伪标志——是不是实在不堪再谈水、谈茶、谈茶与水的“爱”？
然而，还是让我们记住并信奉这个茶与水相亲爱之后才能有的杯里乾坤，时间和空间因此不同，灵魂在慢慢起舞。
5、二泉茶事
天下第二泉之上有台高筑，高台之上有陆子祠存焉。天下第二泉是茶圣陆羽品评命名的，在这里建一座陆子祠纪念他是再贴切不过的了，那二泉亦名陆子泉。陆羽曾品评天下宜茶之水20种，说是“惠山石泉第二”，这是无可争议的。“第一泉”和“第三泉”之类都有几种“版本”，唯独“第二泉”只此一处，所以千余年来，“天下第二泉”的名声最大。
陆茶圣一句话，引无数文人雅士竞折腰，被称为“天下第二泉”的惠山石泉遂成中国一大茶文化胜地。烹茶的水好，周围一带又是出好茶的地方，有太湖碧螺春、阳羡雪芽，后世又有无锡毫茶、太湖翠竹和太湖灵雾茶等等，这江南吴地又是个盛产骚人墨客的所在，再加上唐宋以来，江南的太平年景居多，有了喝茶的环境和心境，喝茶就喝出了文化。
就在陆茶圣去世的那年——唐元和元年（公元804年），吟咏“锄禾日当午”的诗人李绅对二泉也作了评价，“乃人间灵液”、“茶得此水，尽皆芳味也”。当时的宰相李德裕也对二泉情有独钟，他嗜饮二泉水，檄令驿站专门递运，史称“水递”。皮日休曾作诗讽刺道：“丞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李德裕爱二泉似比杨妃爱荔枝要风雅，其实奢靡是一样的，不过，二泉的身价因此提高了一大截。
二泉茶事真正的黄金时期在宋朝。文化名人纷至沓来，以品茶二泉为雅、为荣，梅尧臣、王禹偁、苏东坡、秦少游、蔡襄、黄庭坚、杨万里等都来过，尤其是苏东坡，两度在此留连忘返，陶醉于泉石之间，在宋熙宁七年（公元1045年）初夏时节写下了一首七律：
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
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
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风万壑传。
诗中的颔联，被评价为迄今所有吟咏二泉的诗词中最美妙的句子。句内的“小团月”指当时皇上所赐御用贡茶“龙凤团茶”之小规格者。那是一种用茶叶压制成的茶饼，是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时发明的，欧阳修《归田录》云“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惟南郊至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金花贴于其上”。东坡先生用这样极难得到的“小团”龙凤茶来试第二泉，足见他对二泉水的青睐。
苏东坡们品茶二泉是文人茶，其后以风雅自命的宋徽宗赵佶用二泉烹了宫廷茶。赵佶在他亲制的《大观茶论》中说，宜茶之水“惠山为上”。他在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四月初八于后苑太清楼以二泉水烹茶招待以蔡京为首的高级臣僚，二年后又将二泉水列为贡品，“月进百坛”。受赵佶的影响，宋高宗赵构即使在仓皇南渡时也没忘了到二泉煮茶品茗，并因此建亭护泉。这座二泉亭被列为中国名亭之一，亭中的“天下第二泉”石匾系宋宗室、元代书法大家赵孟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