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史八卦 中国古代名相排行
NO1. 文胆武略官场楷模——清代名相曾国藩
曾国藩,清代名相,也是个清官。他步入仕途后,曾十年七迁,37岁当上二品京官。他奉行“立言、立功、立德”。立言,他着述、家书、日记,广为流;立功,他挽救了大清朝;立德,他事事以身作则。因此,他除了“一品侯”头衔之外,还有“中兴第一名臣”、“洋务运动领袖”、“圣贤”、“近代史之父”诸等称谓。
曾国藩一生是极其成功的,名誉、地位,别人所有,他皆有,别人没有的,他也有。他成了.惟独佩服的人物,成了蒋介石心中完美的老师形象。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年),原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杨树坪(现属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人,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
曾国藩居住过的 欧阳故宅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同年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列为优等。
父麟书,有田产,不事耕种,醉心功名,然童试17次皆不第,父设馆授徒。曾国藩幼从父学。道光十三年(1833)入县学为秀才。翌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同年中举人。此后赴京会试,一再落榜。
十八年,始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旋赴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朝考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供职京师,结交穆彰阿、倭仁及唐鉴等。
二十七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二十八年升侍读,后年升侍讲学士。
二十七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旋兼兵部右侍郎。
三十年兼署工部右侍郎。
咸丰二年(1852)兼署吏部左侍郎。
后丁忧在湘乡老家,此时奉诏以礼部侍郎身份帮同湖南巡抚督办团练,创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也因此被很多人认为是汉奸刽子手。
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
他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生平履历
简介
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曾国藩蜡像
6岁时入塾读书,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此后,连考两次会试不中。在道光十八年(1838),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一步一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兴办团练 成立湘军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
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咸丰三年(1853年)借着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
1854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
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曾国藩知人善用,并以身作则遵守军纪,大军所到之处百姓皆“各行其是”,八本之一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便可能总结于湘军剿灭太平天国这一时期。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1864年,湘军在其弟曾国荃的率领下攻下天京,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
文学造诣 一代大儒
曾国藩一生着述颇多,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光绪五年(1879年),也就是曾国藩死后7年,传忠书局刻印了由李瀚章、李鸿章编校的《曾文正公家书》。曾国藩是理学家,在文学上主张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有《曾文正公家训》行于世,其奏疏,信札、诗文辑为《曾文正公全集》。本人也善于运用人才,清朝另外一些名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李鸿章等称呼曾国藩为老师。曾国藩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着书”。
曾国藩头像
太平天国失败后,太平军在江北的余部与捻军汇合,清廷命曾国藩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曾国藩带领湘军二万,淮军六万,配备洋枪洋炮,北上“剿捻”,他的方针是“重迎剿,不重尾追”,并提出“重点设防”等计划,妄图把捻军阻击在运河、沙河地区,使捻军无处可逃,然后加以消灭。
时事弄人 名誉扫地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
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
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没有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正历:1872年3月20日)在南京病逝。朝廷赠太傅,死后被谥“文正”,其墓地在今长沙市望城区坪塘镇伏龙山下桐溪寺后,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现墓地仍残留石马等遗迹。
NO2. 帝王之师救时宰相——明王朝名相张居正
张居正,明朝名相。他机巧善谋,治世有方:创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治黄整淮,修整边防,功在社稷,垂名后世。主政十年,救了明王朝,而得“救时宰相”之誉。张居正作为一名改革家,不在王安石之下,他没有贸然全面整顿财政,避开了统治势力的“痛处”,改革成功,国富民安于一时。
张居正作为一代宰相,为国于民鞠躬尽瘁。身为帝王之师,力育天子,行非常之师德,可谓用心良苦。然而他尸骨未寒之时,朝野狼烟四起,一邦小人便开始秋后算帐,张被罢了官位,抄了全家!
张居正
明朝名臣,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万历新政”,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祖籍安徽凤阳。明太祖封先祖张关保到归州,为归州千户所。
张居正曾祖庶出,无法承世袭官职,迁到湖广江陵。
张居正生于公元1525年5月24日,卒于公元1582年6月20日。
5岁入学,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了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只因湖广巡抚顾璘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才未中举。
16岁中了举人,23岁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领翰林事。
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代高拱为首辅。
当时明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
前后当国10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等练兵,加强北部边防,整饬边镇防务;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南方少数民族叛乱;严厉整肃朝廷上下。
在张居正功成名就之时,他把矛头对准了曾给他带来巨大利益的阶层——文官集团。张居正除了推行一条鞭法,使得税收统一收钱不收物,节省了很多土地,更实行考成法,其具体实施方法类似于今天的考勤,
李太后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太师、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五十八,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籍其家;至天启二年方恢复名誉。着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万历新政
背景
自明中叶以来,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以致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之前虽经徐阶、高拱等首辅部分改革,但仍不能扭转国家衰亡的趋势。
万历初年,由母亲李太后处理朝政,而张居正可说完全得到李太后的充分信任,而年幼的神宗对张居正更为信赖,故张居正能一心一意推行新政。
改革措施
政治上,实行考成法。
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 之风。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政以贿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斥诸不职”,“省冗官”,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在执行上,他“信赏罚”,“持法严”,使赏罚有准,不姑息。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应当逮捕,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沐朝弼没有反抗,被解到京师,张居正免他一死,将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马上加以责骂,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当时天下不太平已经很久了,盗贼群起,甚至抢劫官府库房,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抓到强盗,当即斩首处决,并追捕他们的家属,盗贼因此衰败。
军事上,
用戚继光镇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李成梁镇辽东(今辽宁辽阳),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领)为顺义王,在大同、宣府、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保持贸易往来,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
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清查土地。他认为“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曲输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是“国匮民穷”的根源。在1578年(万历六年),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1580年(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所以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张居正
(二)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
(1)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过去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非常繁烦,如今统一征收,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
(2)关于徭役征派,过去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里甲按户计征,不役者纳“门银”(户银);均徭、杂泛按丁分派,应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应服)、银差(纳银代役)之分。如今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丁银”的计算办法,是将力差的“工”(劳动)和“食”(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折算为银;如“银差”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银耗”(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然后全部役银以“丁”和“地”或(田粮)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即所谓“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自此,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地”或“粮”中。
(3)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
(4)官府用役,一律“官为佥募”,雇人从役。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解送田粮之差、伐薪、修路、搬运、厨役等一概免除。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
结局
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攻了(其中张四维最为激烈)。
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神宗皇帝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他要自己“乾纲独断”,于是下令取消“一条鞭法”。其实已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
反对派们更加活跃了,辽王妃王氏上来奏疏,说张居正诬陷辽王,霸占王府(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等罪,下诏抄了张居正家,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烟瘴地面”、张居正长子自尽、在死前张居正长子发出了最后的控告:“请告知相公张凤盘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余年”。
从此万历皇帝开始全面废除万历新政的政令,破坏新政的成果。万历新政遭到彻底破坏。历史不应该避讳张居正那些自己的小算盘,自掌政后、张居正专人乘坐32人抬得轿子、还曾乘轿子回过一会荆州老家、而且自身收入非常多、明代的官员工资很低。
这就是属于张居正自己的小算盘、历史总会公正的评论一个人的。世间已无张居正。
万历在张居正离世之后对他的反攻倒算,一方面是自身权欲和贪欲的极端膨胀,张居正在为帝师其间,严格要求万历皇帝,告诫其不能奢侈。
张居正去世后,有人告发他家财万贯,万历皇帝得知后自然是勃然大怒,自己自登基以来过的清苦寒酸,而张居正只是自己的臣子,却能如此奢华。于是万历立即派人查抄其家产,这也坚定了万历进一步消除张居正影响的决心。
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功高震主,万历以前曾酒后失态,被李太后责骂,并交给他《汉书》的一个部分《霍光传》。
霍光与张居正类似,是汉朝的辅臣,曾经废立皇帝。李太后此举是为了暗示如果皇帝自身不修身自省,就会遭到如今权倾朝野的张居正的废黜。
万历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几年的师生情谊基本算是断绝了,万历自此以后不再将张居正视为师友,而是敌人。
所以,一旦机会到来,万历就会急不可耐的清算张居正。万历断送张居正改革的行为,实际上是为明王朝自掘坟墓。
在张居正的“淫威”之下过了多年苦日子的官员自此开始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以权谋私。
意义
影视剧中的张居正
从历史大局看,张居正新政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之际革新之后直至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起衰振隳”(《明通鉴》卷67)、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明王朝延续了几十年的寿命;
还表现在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弼成万历初年之治,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更体现在对近代前夜国家统一与社会转型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一条鞭法是介于“两税法” 与摊丁入亩之间的赋役制度。
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的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局限性
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深层次的弊病。
一方面,开国之初广泛的小自耕农经济在中叶以后便被不可遏止的地权集中浪潮所吞噬,土地集中导致了越来越多的流民,产生大量佃农,地主凭借土地垄断对佃农进行过度盘剥。
另一方面,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日益失效,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晚明的财税改革已经无力医治这一深入制度骨髓的恶疾,国家机器的败坏已无法挽回。
NO3. 辅佐天骄北国卧龙——元代名相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辽国皇族之后,元代开国大臣、名相。成吉思汗时,被召用,随后双扈主西征,观天象,卜吉凶,力劝成吉思汗不要妄杀无辜,得成吉思汗信任,遂为成吉思汗股肱大臣,尊宠至极。耶律楚材,上谏针贬时弊,保江山稳定,改革税制,武功文治,使蒙古统法者收到极盛之效。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公元1190年—公元1244年),蒙古帝国大臣。字晋卿,号玉泉老人,法号湛然居士。
耶律楚材半身画像
蒙古名为吾图撒合里,意思是“长髯人”。
出身于契丹贵族家庭,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九世孙。
生于燕京(今北京),三岁丧父,随母杨氏定居义州弘政(今锦州义县),十二岁入闾山显州书院。
辽金在与宋朝的战战和和中先后被中原文化同化。蒙古人征服他们后起用了其贵族官僚,这些官僚是最先让蒙古贵族接触汉制的先驱,其中耶律楚材是最具代表性的。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辽朝东丹王耶律突欲的八世孙。
耶律突欲是契丹皇族中最早接受北宋文化的人之一,他治理东丹,一概采用汉法。他对中原文化十分推崇,有很厚的汉学功底,契丹贵族内部动乱时他逃到中原度过了其后半生。他的后代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中原生活的,后来才辗转回到辽国并成为金朝的贵族。汉学的影响一直在这个家族延续下去。
自耶律楚材的祖父起他们家世代为金朝的达官贵族,常居燕京。当时燕京是北方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有深厚的汉文化的基础。
这使得耶律氏世代受到汉文化熏陶,形成了读书知礼的家风。耶律楚材从小就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理想是按照儒家的学说来治理天下。
耶律楚材像
耶律楚材秉承家族传统,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年纪轻轻就已“博及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下笔为文,若宿构着”了。
初仕金,为开州同知、左右司员外郎。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古军攻占燕京,成吉思汗得知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遂派人向他询问治国大计。
据格鲁塞《草原帝国》记载:“占领北京后,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成吉思汗选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这是幸运的选择,因为耶律楚材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像回鹘大臣塔塔统阿一样,他是辅佐亚洲新君主的最合适的人。”
他早已对腐朽的大金王朝失去信心。面对干戈四起、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他决定以自己的才华辅助成吉思汗,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十四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晓以征伐、治国、安民之道,屡立奇功,备受器重。二十一年,又随成吉思汗征西夏,谏言禁止州郡官吏擅自征发杀戮,使贪暴之风稍敛。
窝阔台汗即位后,耶律楚材倡立朝仪,劝亲王察合台(太宗兄)等人行君臣礼,以尊汗权。从此更日益受到重用,被誉为“社稷之臣”。初执掌中原地区赋税事宜,建议颁行《便宜一十八事》,设立州郡长官,使军民分治;制定初步法令,反对改汉地为牧场;建立赋税制度,设置燕京等处十路征收课税所。
窝阔台汗三年(1231),任中书令(宰相)。此后,他积极恢复文治,逐步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和“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拔隐逸、访遗老、举贤良、求方正、劝农桑、抑游惰、省刑罚、薄赋敛、尚名节、斥纵横、去冗员、黜酷吏、崇孝悌、赈困穷”的政治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主要有保护农业,实行封建赋税制度;改革政治体制,提拔重用儒臣;反对屠杀生命,保护百姓生命;禁止掠民为驱,实行编户制度;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
使新兴的蒙古贵族逐渐放弃了落后的游牧生活方式,采用汉族以儒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和制度来治理中原。使战争不断的乱世转为和平的盛世,使先进的中原封建农业文明得以保存和继续发展,也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元朝奠定了基础。
耶律楚材还主张用孔孟之道作为治国之民的原则,还用儒士来担任各级官吏。耶律楚才不愧为“治天下匠”,为蒙古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促进蒙古贵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
人们为了纪念耶律楚材的功劳,专门为他修建了祭祠,至今还保存在北京颐和园里。
历史贡献
对蒙古族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纷争的时期。蒙古族的兴起使中原文化又一次与异族文化发生了碰撞。蒙古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民族,其文化是落后的,它的金戈铁马征服世界之后,其本有的落后的制度文化能够使一个地跨欧亚、包括各种各样文化的庞大帝国正常运行吗?
在逐步的扩张与统治中,蒙古统治者明白只有适应各个不同统治区域的风俗与文化才能巩固统治,所以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有很多汗国,有多种统治方式。
对于中原文化来说,情况略有不同。蒙古统治者很重视中原地区,这块土地可以供应其所需而其本身又制造不出来的东西,并且由于长期的交往,中原在他们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中原而不是其他汗国。
但这不意味着蒙古人会主动并且全面的接收中原文化。
首先是因为两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了,汉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而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在民族差异上有着不可调和的部分,如果他们要自觉接受外族文化的话,一般是会选择与他们自身有很多相通处的文化因素,比如推崇喇嘛教、大量吸收色目人的文化;
蒙古族又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临尊中原的,他深深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是一种胜利者的心态,蒙古人带着这种优越感实行了民族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中,金朝人和南宋人处于最后,如果他要推崇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南人和汉人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要提高,面对这个矛盾蒙古人采取了形式上的运用,也就是说在蒙古贵族有意识的采用汉制的时候他们是把它当作权宜之计的。
但历史有她的必然性,在文化上蒙古人又不可避免地要被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征服。这就使得蒙古人在历史进程中渐渐有了汉化的倾向与发展。
“汉化”不是汉族把其他民族完全同化,这个“汉化”是一个异族吸收汉族文化因素的过程,是个量变的过程,程度有深有浅。
与辽金夏相比蒙古族的汉化程度显然并不深,并且蒙古族的汉化道路实在是曲折而又艰难的,特别是在蒙元时期。
耶律楚材对蒙古族的汉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耶律楚材之所以能推动当时的汉化是因为他是个汉化的辽贵族并且他在窝阔台时期主持了蒙古国对中原地区的行政事务,借助蒙古军国主义政府的力量从文化和政治上推动了汉化。
耶律楚材的改革在当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效,但他对后来忽必烈及其后代的具有汉化性质的政策的推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化的辽贵族
耶律楚材还曾师从曹洞宗宗师行秀,受到佛法的影响。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评价说:耶律楚材“虽洞达佛理,而其性格实与儒家近。
其毅然以天下生民为己任,古之士大夫学佛者,从未见有此种气象”。他的一生在思想上一切以佛祖为归依,在行动上又遵循儒家的济世安民之道。他自己说:“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一心,天下之能事毕矣。”
这使得他的思想另有一番特色:他虽崇尚汉文化,却没有汉族士大夫的狭隘的民族情绪和偏见。在他看来,没有什么华夷之分和华夷之防,他的政治理想是华夷一统,共享太平。
人物评价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但其胜利后的统治则充分暴露了其落后性。于是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胡化”与“汉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历史的退步危险已有端倪。耶律楚材以其智慧与能力引导统治者看到了汉文明的优越,使蒙古帝国本身没有的礼仪、赋税制度建立起来,使蒙古落后的分封制和部落联盟的管理
耶律楚材像
制式逐渐消失,使蒙古幼稚的法制得以发展成长。在蒙古国向元朝过渡的创业中功不可没。但遗憾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许多建议和构想都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和实施,受到了贵族和包买商人的阻挠和破坏。
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具体情况及民族性是分不开的,统治者有心敛财兴武、无心安抚百姓,百姓在兵荒马乱中也无心生产而疲于奔命。但是耶律楚材的作为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功用。
在后来忽必烈的建朝大业中,在蒙古进一步的汉化中,基本上沿袭了他走过的道路,并发扬光大。
即使是在元朝灭亡之后,退回蒙古草原的那些贵族们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仍然不自觉地遵循了汉制中的若干原则。
虽然蒙古的汉化很浅,但非耶律楚材,忽必烈之创业功勋可谓难矣;非忽必烈,耶律楚材之壮志亦难酬也矣。
NO4. 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北宋名相寇准
寇准,北宋宰相。太平兴国进士,景德元年称相。时值辽兵来攻,寇准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促使真宗前往督战,与辽订“澶渊之盟”,后王钦若陷害寇准,被罢相。寇准居官清廉,为世代楷模,他终生不蓄钱财,家中无歌伎,“有官居鼎鼎,无宅起楼台”,是时人对他的形容。
寇准
寇准以甲科进士入仕,先授大理寺评事、知县事,后多次擢升,直至参知政事、同平章事。为官清廉,不拘节微而善谋大事,在地方以民为本,政绩卓着;在朝廷辅佐皇帝安邦治国,为北宋着名政治家、彪炳青史的名相。
寇准生于961年七月十四日(8月27日),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受宋太宗赏识。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渐被皇帝重用。太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真宗即位后,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职,又任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当年冬天,契丹南下犯宋,包围了瀛洲等河北地区,朝野震惊;寇准力主真宗亲征,反对南迁。真宗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后,军心渐渐稳定,后射杀辽军先锋挞览,于是订立了“澶渊之盟”。
寇准塑像
景德二年,升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三年,因王钦若等人排挤,辞去相位。天禧元年(1017)又恢复宰相职务,后因参与宫廷权力斗争,被丁谓等人排挤。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衡州(今衡阳),天圣元年 (1023) 闰九月七日(10月24日)病死于衡州(今衡阳)任上。留有《寇莱公集》,现有《寇忠愍公诗集》三卷留世。
人物生平
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19岁,考中甲科进士,殿试得中,诏授大理寺评事,先后任巴东(今湖北省巴东县)知县、成安(今河北省成安县)知县。随后,升迁为殿中丞、通判郓州,又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三司度支推官,转盐铁判官。
端拱二年(989)七月,寇准被诏拜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专管朝廷提拔官员的考察。
淳化四年(993)九月,寇准以左谏议大夫出任知青州。
淳化五年(994)九月,寇准被召回京师任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副相)。
至道元年(995)四月,寇准与宰相分日知印、押班,共同商议军国大政。
至道二年(996)七月,太宗在汴京南郊祭祀天地后,晋升了一批官员。寇准引荐的官员多得到重用,左通判、太常博士彭惟节官居左通判、左正言、虞部员外郎冯拯之上,致冯不满,奏告寇准专权。广州转运使康戬也告寇准引荐的吕端、张洎、李昌令三位重臣遇事不敢和寇准抗争。因此,寇准被罢参知政事,改为给事中,出任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六月,寇准任兵部侍郎、三司使。
景德元年(1004)六月,寇准和毕士安同拜中书门下平章事。
景德二年(1005),寇准以缔结“澶渊之盟”有功于朝廷,加官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
景德三年(1006)二月,宋真宗听信兵部侍郎、资政大学士王钦若的谗言,将寇准贬为刑部尚书、知陕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陕县)。
大中祥符四年(1011),王旦推荐寇准复出为相。
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宋真宗命寇准任枢密院使、同平章事。
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被宋真宗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事。五月,又奉诏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
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获罪罢相之后,寇准被召回京,封为中书侍郎兼吏部尚书、平章事。
天禧四年(1020)二月,宋真宗已有宿疾在身,刘皇后预政于内。刘氏族人在其原籍蜀地横行不法,霸占民间盐井,百姓多有怨愤,但真宗碍于情面,难以定罪。寇准却铁面无私,每每依法惩治,惹恼了刘皇后。真宗病重卧床后,刘皇后与曹利用、丁谓结纳内亲、翰林学士钱惟演,多方陷害寇准。
天禧四年(1020)七月,寇准在京师虽任闲职,但奸佞之辈仍难容他,于是又降为太常卿,知相州,远逐出京。是年八月,徙知安州。是月,因受朱能、周怀政伪作“天书”一案株连,被再贬道州(治所在今湖南省道县)司马,寇准一月之内三次罢黜。
乾兴元年(1022)二月,丁谓勾结刘皇后将寇准贬为雷州(治所在今广东省海康县)司户参军,并将宰相李迪贬为衡州(治所在今衡阳市)团练使。
乾兴元年(1022),含冤负屈离开道州而向南部海滨雷州赴任。到任后,连个像样的住房也没有,但当地官员、百姓素来仰慕寇准的为人,主动替他盖房,安排寓所。他在任上,除少数政务外,主要是读经释书,闲暇时写字、会友,每逢客至,则笑脸相迎,毫无权贵大官的样子。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在雷州任所忧病交加,卧倒在床。此时,他以《病中诗》为题,赋诗一首:“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青灯。”
天圣元年 (1023) 九月,宋仁宗召寇准徙任衡州司马,是时寇准病笃,诏至,抱病赴衡州(今衡阳)任,病故于衡州竹榻之上,衡州团练副使李迪迎寇准尸灵厝于衡州(今衡阳市)岳屏山花药寺,妻子宋氏奏乞归葬故里,仁宗准奏。但因所拨费用有限,灵柩运至中途,钱已用完,只得寄埋洛阳巩县。
明道二年(1033)十一月,宋仁宗为他昭雪,归葬下邽(墓在今陕西渭南[1]市临渭区官底乡左家村南)。敕令恢复寇准太子太傅、莱国公,赠中书令,谥号“忠愍”。皇祐元年(1049),仁宗又令翰林学士孙捨茏甲戳恕独彻苤翼褐抑繁模⑶妆饰鬃榱恕办褐摇倍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