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南北朝时代“战神”陈庆之
陈庆之（484～539），字子云，汉族，义兴国山（今江苏省宜兴市）人，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梁将领。少为梁武帝萧衍随从。陈庆之身体文弱，难开普通弓弩，不善于骑马和射箭，但是却富有胆略，善筹谋，带兵有方，是一位深得众心的儒将。
以7000人累计破敌30万，十数次大小战役未尝败绩，《梁书》与《南史》中的陈庆之，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条神！
陈庆之：不世名将背后的网络泡沫
宇文若尘
“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军万马避白袍”，随着这两句极拉风的童谣，只带着七千白衣白袍的将士转战千里，攻32城，所在皆克，历47战，所战皆捷的陈庆之，完成了孤军千里杀进洛阳城的壮举，创造了军事史上堪称奇迹的战例。据说老毛当年重读《陈庆之传》，都忍不住又圈又点，加批注曰：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这个原本在史籍上默默无闻的名字，如今在网络上已经堪比大神，被冠以“被历史所遗忘的不世名将”、“七千人战胜五十万的绝世高手”、“东方的汉尼拔”等等称号，其名声，更因为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中国题材历史小说《奔流》而更加广为人知，网络上未加详细考证的陈庆之北伐神话说法也越来越离奇，一些历史菜鸟偏听偏信，也不断地加入吹嘘行列，致使陈庆之的北伐神话以讹传讹愈来愈离谱。
在这股网络造神运动的背后，陈庆之展现给我们的，到底是不可思议的实力，抑或仅仅只是一堆虚假的泡沫？
（一）千里北伐
1、乘虚陷城
陈庆之护送元颢，千里挺进，直至攻占了洛阳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我需要指出的仅仅是陈庆之所面对的对手军队数量的问题。从《梁书》、《南史》、《资治通鉴》等书上的记载来看，陈庆之这一路走来，手头仅仅七千人马，而他所先后面对的敌军军队总数合计多达五十万以上，不可思议的是他则通通加以击败，甚至出现某次战役“以三千人将三十余万敌军打得人仰马翻”这样的神话战绩——这乍一看简直是骇人听闻，其实细究一下，谎言不戳自破。
首先为什么陈庆之能够这么轻易千里杀入洛阳城呢？跟北魏朝廷的应敌策略有关。
当时北魏国内可谓烽烟遍地，各类起义事件层出不穷，自六镇起义以来，整个国家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中。往往一股起义军刚刚扑灭，另一股规模更大的起义军就又生起，就在陈庆之护送着外逃的北魏宗室元颢杀回夺权的同时，山东一带也崛起了一支以邢杲为首人数“逾十万”的起义军。
要先对付哪个呢？由于北魏朝廷的第一号人物尔朱荣此时正在朝外征剿流民，朝廷中缺乏一个强有力又眼光深远的人物来主持决议这种大事。二号人物元天穆只好召集一帮人来进行讨论，在经过多轮廷议之后，朝臣们一致认为元颢（陈庆之）这边“孤弱不足虑（因为才七千人）”，而邢杲那边“众强盛，宜以为先”，因此，北魏朝廷作出决定：先定齐地（即先打邢杲），还师击（元）颢。
虽然，当时也有一个冷静的声音在反对，行台尚书薛琡认为：“邢杲的兵众虽然很多，但属于鼠窃狗偷之辈，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但元颢属于帝室近亲（跟此时的北魏皇帝元子攸是堂兄弟关系），况且又打着‘义举’的旗号，他这边的形势更难预测，应该先对付他。”但是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众人的反对之声中。
这便是陈庆之得以畅通无阻千里直杀洛阳城的最大原因，魏军主力倾巢而出，朝廷一号人物尔朱荣征讨流民未归（等他回来后便将陈庆之杀回南梁了），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出征东边的邢杲，于是主要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出，一路空虚，才给了南边的陈庆之机会，所以在《魏书.元天穆传》里面也记载，元颢（陈庆之）其实是“乘虚陷荥阳”。
因此，陈庆之北伐奇迹的诞生，是建立在对手实力空虚的基础上的。
但是既然是对手实力空虚，如何出现动辄达到三十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手呢？
如《资治通鉴》记载：陈庆之先攻克梁国城，梁国城的北魏守将丘大千有七万人马，他修了九座城池以拒陈庆之，但陈庆之很快攻克其中三座，丘大千放弃守卫，遂投降。接着，陈庆之兵锋转向考城的北魏济阴王元晖业，元晖业手中有两万羽林兵，这座城又很快轻易被陈庆之攻下，元晖业被生擒。
最夸张的一战出现了，由于陈庆之护送的元颢在睢阳城南称帝，北魏朝廷不得不对他们投以加倍的关注，加上东边的邢杲已经平定，原本负责处理邢杲的北魏统帅元天穆、尔朱兆相继掉转马头南下共同对付陈庆之。于是，当陈庆之要攻克拥有七万守军的荥阳城时，“三十余万”的援兵在元天穆、尔朱兆[注1]的带领下也即将杀来，陈庆之的白袍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但陈庆之胆大无比，立刻决定发动强攻，赶在援兵到来之前，以损失本方五百士兵的代价攻克了拥有七万守军的荥阳城，随之，元天穆、尔朱兆的援兵到达荥阳城下后，陈庆之不顾之前攻城的劳顿，立刻亲率区区三千骑兵出战，将三十余万的北魏援军杀得丢盔弃甲而去。
随之，陈庆之攻克了虎牢关，洛阳震动，北魏孝庄帝元子攸仓皇出逃，“北巡”去了，将国都洛阳城让给陈庆之护送的元颢。自此，陈庆之完成了以七千人马千里转战，杀进洛阳城的军事奇迹。
算下来，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陈庆之仅靠七千人马，先后击败了丘大千的七万、元晖业的两万、杨昱（荥阳守将）的七万、以及元天穆尔朱兆两人的三十余万，合计起来，陈庆之的七千，击败了将近五十万的北魏军队。而且这四战之中，只有对阵元天穆尔朱兆一战属于野地骑兵交锋，其余的，都是军事史上向来被视作畏途的围城攻坚战，众所周知，攻城战向来是军事上最难的，孙子兵法都说攻城的兵力至少是守卫的十倍才比较有胜算（十则围之）。
这般战绩，听起来简直骇人听闻。
在为陈庆之摇旗呐喊的人群之中，对于陈庆之如此夸张战绩所作的解释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陈庆之所统的军队具有不可思议的战斗力，故此总能创造以少败多的军事奇迹，但是对于这种战斗力的来由，却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明白；
二、这支军队的统帅陈庆之指挥能力牛逼无比，因为陪梁武帝下了几十年棋，胸中自有乾坤方略故能百战百胜。
当然，以上解释都是建立在南朝史书的记载一概准确的假设上的，即陈庆之的原始兵力的确只有七千，而他北伐路上所击败的北魏军队加起来接近五十万之巨。
关于陈庆之的原始兵力，只有七千，我想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不仅南朝方面如此记载，北朝方面的史料也没有多少疑问，如《魏书.元颢传》记载：“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洛阳伽蓝记》也记载，在北魏着手准备反击之后，已经经历多次战斗的陈庆之手下损失到只剩下“江淮子弟五千”，那么原始数字有七千也是在合理范围内的。但是陈庆之所击败的北魏军队数量，一直以来争议不断。
2、北魏军队的数量
《资治通鉴》上所引用的北伐路上陈庆之的战绩数据多来自《梁书.陈庆之传》或《南史.陈庆之传》：
睢阳的丘大千七万，考城的元晖业两万，荥阳的杨昱七万，这三个数字，《梁书》与《南史》是一致的，只是，在荥阳城外围击败援军一战的数字上，两边有异同之处，而且均出自陈庆之之口。当时的情况是：白袍军在荥阳城外，荥阳城内有杨昱的“七万”大军守卫，外围大批的北魏援军正在赶来，白袍军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陈庆之为了鼓舞士气，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赶在援军到来之前先攻下荥阳城，于是发表了一通鼓舞士气的话，对此，《梁书》和《南史》分别如此记载：
“……我等才有七千，虏众三十余万……”（《梁书》）
“……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南史》）
这里陈庆之口中的“虏众”、“贼众”就是指元天穆的援军，其数量不管是三十余万还是四十余万，都是令人感到恐怖的。
但是，由于《魏书》等北朝史料在军队出征方面经常缺乏军队数量的记载，故此给我们的考证工作带来一些困难，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旁证加以考察。
在陈庆之冒出之前，北魏头号权臣尔朱荣也上演了一次以少击多的传奇战绩。按照《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以七千人，击败流民葛荣的百万大军。
葛荣号称百万大军，这个数字有虚夸，那也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细察一下仍可以发现至少有几十万之巨——这是可以考证出来的，因为这支军队的来源是六镇叛兵，这些叛兵本来是北魏屯驻在北境用来防备柔然的，数量庞大，被裹挟入这场大叛乱中后又各自拖家带口。这支军队在葛荣的手上被尔朱荣所败后被收编，经过几次辗转，后来又落到了高欢手里，成为高欢起家的资本。期间，曾因被尔朱荣所在契胡部落欺凌，不得聊生，因此闹事不断，先后暴动二十六次，被诛夷过半，但到了高欢手里，仍有二十余万。高欢正是凭借这一支力量，对尔朱氏反戈一击，并开创北齐王朝的基业。另外，这支军队还有很小一部分则落到了宇文泰手里，成为北周王朝起家的根基。故此，追溯源头，在葛荣手上，说这支以流民为主且拖家带口的军队有几十万是丝毫不夸张的。
尔朱荣击败葛荣所用的军队数量是多少呢？《资治通鉴》上说的是七千，这个数字来自《魏书.尔朱荣》传，但同样是《魏书》，孝庄帝纪里对这件事的记载却是七万，两者相差十倍，到底哪个数字才是准确的呢？
对这件事，学者朱大谓在其着作《六朝史论》的“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的辨析”一文里做过考证，他认为孝庄帝纪里的七万才能与《魏书》这本书其他地方的记载相符合。
这就是说，尔朱荣是以七万，击败了拥兵几十万的葛荣。
就算是对付几十万之巨的葛荣，北魏头号权臣尔朱荣也只出动得了七万军队，那么，在他带着精兵在外征讨流民期间，且朝廷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带着高欢、尔朱兆、费穆一干精锐出征山东的情况下，对付只有区区七千之众的陈庆之，北魏如何拿得出来动辄七万八万，甚至三十余万的军队去与其交锋呢？
再者，陈庆之所攻克的第一座要城是梁国城，当时梁国城的守军据南朝史书载是七万，可是考察《魏书.地理志》，梁国城所在的梁郡，全郡人口数据仅仅为“户一万三百五十九，口二万五千九百九十五”，一个全部老百姓加起来才不过两万多的小小州郡，其郡治城池必然也与此人口数相配合，如何容纳得了七万的大军驻扎？
很明显，南朝史书完全是吹牛不上税，夸张至极！
但是北魏的兵力到底是多少呢？这一切，如今已经成了历史之谜，无从探查了。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就全部抹杀陈庆之的能力，至少我认为，《资治通鉴》采纳《梁书》的说法，说陈庆之这一路走来，“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个战绩是可信的，《魏书.元颢传》上也说他护送着元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我仅仅是要强调，他所面对的敌军数量十分可疑而已，这个，正是我们看史书所应当持有的怀疑精神。
如果，非要一个答案的话，我认为，将北魏军队的数量单位由“万”换成“千”，虽然也未必十分准确，但至少，要更靠谱一点。
下面，就史料问题作一番辨析。
一、神话中的陈庆之
毛泽东对萧梁时期的战将陈庆之相当崇拜，他在所读《南史.陈庆之传》中圈点满幅，更批注道：“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其实，《南史.陈庆之传》基本是拷贝《梁书.陈庆之传》，要论陈庆之，先要读后者。
在《梁书.陈庆之传》中，姚思廉用3000多字记载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不败名将的传奇。梁武帝萧衍派飙勇将军陈庆之护送魏奸元颢北归，陈庆之遂身披白袍，率7000人，横扫河洛，14月内连下魏32城,攻无不克。大小凡47战，以7000兵力，先后破魏军丘大可7万、杨昱7万、元天穆数万，降费穆2万，直陷魏都洛阳。故北方有民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这不是一个人在指挥战斗，而是一条神！
这个传奇在接下来的1500年里却没有被史家、小说家大书特书，直到日本作家田中芳树以陈庆之为模特，创作了一部影响不小的历史小说《奔流》。经过田中的渲染，白袍大将犹如天降战神，插翅能飞，凛凛生威。
最近1、2年，网络中也兴起了陈庆之热，大部分文章是在《梁书》的基础上将其造成百代战神，也有小部分是对其人其战绩的质疑与讨论。但陈庆之神话已然深入人心，只需要在任一个搜索引擎里打出这三个字，战神传说就会幕天席地占据你的眼睛。
但是，在《魏书》、《北齐书》等史书中，陈庆之却并非战无不胜，亦曾败得狼狈。那么，究竟陈庆之真实战绩如何？其北伐的意义又是怎样？
而几乎所有陈庆之指挥战役的史料，也犹如裸体记载，只说跟谁打，在哪里打，然后就打得敌人鼻血长流了。因此，我们很想知道，作为战神或准战神的陈庆之，究竟何以如此牛逼？
最后，寒士出身的战将陈庆之，在整个萧梁时代，处以何种地位？他以一人的军事天才，又是否改变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下面我将综合相关史料，参考近现代学人研究意见，但主要是个人推理演绎，试着将以上问题一一道出。
爬梳各种立场的史籍记载，挤干神话中的水分后，陈庆之依然不失为一代杰出战将，有他的白袍飘飘，起码我们不会再将亚历山大数万人破波斯百万大军的战绩视为不可复制的传奇。
二、陈庆之主要战事考
梁大通三年（529年）四月，破魏丘大可7万人
四月二十日，破魏元晖业羽林军2万人
五月二十三日，破魏杨昱7万人
……
陈庆之（484-539年），字子云，江苏宜兴人。因出身寒门，长年不得重用，41岁始独立领兵，战斗生涯只有15年，其指挥最重要战役，又集中在以7000兵力北伐攻陷洛阳的一年内。下面，先将陈庆之北伐的战绩大致表出。
梁大通二年（528年）四月，魏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欲利用其向北拓地，至不济也能在魏梁间建立个防卫缓冲地带，遂封元颢为魏王，以陈庆之护送北归。具体目的地史书并未明说，是否要一直送到洛阳，也是未知之数。同年十月，陈庆之袭取魏铚城，旋破荥城。
梁大通三年（529年）四月，魏元天穆率大兵东讨邢杲，陈庆之乘虚北上，围攻梁国（治睢阳），破魏丘大可7万人。元颢于此称魏帝，改元孝基，以陈庆之为前军大都督。四月二十日，陈庆之进军考城，破魏元晖业羽林军2万人。五月一日，魏大梁守军望白袍而降。陈庆之遂引师西进，鞭指魏都洛阳。五月二十三日，在魏援军赶到之前，破魏杨昱7万人，攻陷荥阳。俄而率3000兵背城力战，破敌援军元天穆、尔东兆骑兵万余。随后魏尔朱世隆弃虎牢，洛阳全裸于梁军之前。五月二十五日，元颢入洛阳，改元建武。
然梁军陷洛阳后，魏元天穆等又反扑，先后攻克大梁、睢阳，并由费穆率2万兵攻虎牢，洛阳告急。陈庆之遂回师进击魏军，元天穆畏之而率4万众北渡黄河，费穆则率2万众降于虎牢。随后，陈庆之收复大梁、睢阳，洛阳之危尽解。
陈庆之此次北送元颢，自铚县至洛阳，行程3000余里，47战克魏32城，一往无前，可谓神勇。但有三个因素不得不表：
第一，其时魏内外交困，于下则流民四起，于上则宫廷频变，洛阳方圆数百里内兵力空虚、士气低落，故陈庆之所向披靡，亦有一定机缘巧合。
第二，陈庆之此次北伐，始终未与魏最精锐之师接战，其时魏朝第一名将尔朱荣初破葛荣，正囤兵上党至邺城一线，而元天穆实际上也未全力与陈庆之正面接战，其主要精力耗在进攻济南邢杲方面。（《魏书》中有“朝廷以颢孤弱，不以为虑”之言，足以佐证。）
第三，《梁书》记陈庆之自述，“我辈众才七千，虏众三十余万”。（《南史》则为“贼众四十余万”），常人多误解为是以7000破30万，其实“虏众”不只指敌军，亦指敌军胁带做后勤等工作的百姓。且古代打仗，多爱浮夸，如曹操之号百万，实际不过数十万。进一步看，据今人朱大渭考证，当时北魏总兵力不过20万左右。因此，《梁书》中“魏将丘大千有众七万”、“抚军将军元显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凡七万”，以及“虏众三十余万”等说法，显然有点大跃进。
综上，陈庆之北伐以少破多的战绩，有事实基础，但也有一定水分。近人吕思勉对庆之北伐的评价就比较中肯：“（陈庆之）其锋可谓锐矣，然魏之兵力，未大损也”。
《梁书》中的陈庆之，一生未尝败绩，即使被尔东荣攻陷其参与守卫的洛阳，也要先鼓吹其11战伤敌甚众，再将后面的全军覆灭归结于天灾（嵩高颍水泛洪）而非人力。那么，事实是否如此？
关于洛阳保卫战，《梁书.陈庆之传》这么写道：
“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勒众号百万，挟魏主元子攸来攻颢。颢据洛阳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时反叛。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荣将退，时有刘灵助者，善天文，乃谓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荣乃缚木为筏，济自硖石，与颢战于河桥，颢大败，走至临颍，遇贼被擒，洛阳陷。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庆之乃落须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潜送出汝阴。至都，仍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邑一千五百户”。
看上去真是“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陈庆之渡到黄河以北，把守北中郎城，三日11战，杀得尔朱荣正要退兵，却为善观天相者说服，绑了木排渡河，攻取洛阳。陈庆之仍未慌乱，结好阵型东返，遭遇嵩高县颍水泛洪，全军死散，于是落发剃须假扮僧人，独身逃回梁都。
但还有另一个洛阳保卫战的版本，《魏书.尔朱荣传》写道：
“（尔朱）荣与（元）颢相持于河上，颢令都督安丰王延明缘河据守。荣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高道穆等并谓大军若还，失天下之望，固执以为不可。属马渚诸杨云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荣乃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骑夜济，登岸奋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率马步五千拒战，兆大破之，临阵擒冠受。延明闻冠受见擒，遂自逃散，颢便率麾下南奔”。
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则有一句：“永安二年夏，遂入洛阳，车驾还讨，破走之。唯庆之一身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
根据《魏书》的两条记载，陈庆之在保卫战中几乎变成透明人：尔朱荣结重兵与元颢相持于黄河两岸，欲渡无舟楫，打算北还，为下属劝止。恰好找到几艘小船和向导，尔朱荣就命尔朱兆率精骑夜渡，破颢陷洛，陈庆之则单身逃免。
别忙，还有第三个洛阳保卫战的版本，《资治通鉴.梁记九》写道：
“尔朱荣与颢相持于河上。庆之守北中城，颢自据南岸；庆之三日十一战，杀伤甚众。有夏州义士为颢守河中渚，阴与荣通谋，求破桥立效，荣引兵赴之。及桥破，荣应接不逮，颢悉屠之，荣怅然失望。又以安丰王延明缘河固守，而北军无船可渡，议欲还北，更图后举。黄门郎杨侃曰：……若未有所成，遽复引归，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征发民材，多为桴筏，间以舟楫，缘河布列，数百里中，皆为渡势，首尾既远，使颢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荣曰：“杨黄门已陈此策，当相与议之。”刘灵助言于荣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将军正平杨剽与其族居马渚，自言有小船数艘，求为乡导。戊辰，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缚材为筏，自马渚西硖石夜渡，袭击颢子领军将军冠受，擒之；安丰王延明之众闻之，大溃。颢失据，帅麾下数百骑南走，陈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阵东还，颢所得诸城，一时复降于魏。尔朱荣自追陈庆之，会嵩高水涨，庆之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通鉴》这段话主要以《梁书》为蓝本，又硬插了《魏书》中的一些材料，拖泥带水，很不自然。关于陈庆之的部分，则全取自《梁书》。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相信《梁书》关于陈庆之在洛阳保卫战中的记述呢？答案是：不。
司马光是个讲究“正统”的传统儒家学者，《通鉴》南北朝纪年不见北魏、北齐、北周，只有宋、齐、梁、陈，很明显，司马光是以南朝为“正统”。他的助手刘恕对此也曾有异议，写信表示：“正统之论，兴于汉儒，推五行相生，指玺绂相传，以为正统……而魏晋南北五代之际，以势力相敌，遂分裂天下，其名分位号异乎周之于吴楚，安得强拔一国谓之正统，余皆为僭伪乎？”但看来这抗议最后也没有用。
既然司马光以南朝为正统，好不容易出了个“所向披靡”的萧梁大将陈庆之，当然要大书特书。我们可以看到，在《通鉴.梁记》里，陈庆之的出镜率相当高，而且基本全盘照搬《梁书》。
那么，现在的关键就在于判断《梁书》与《魏书》就洛阳保卫战的记述谁更接近事实了。
我个人的倾向，是更相信《魏书》，虽然它也不算十足信史。但两部非信史，当弃更不“信”的那一部。而《梁书》中关于洛阳保卫战的记述，实在是破绽百出。
首先，“魏天柱将军尔朱荣、右仆射尔朱世隆、大都督元天穆、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荣长史高欢、鲜卑、芮芮”，这头一句就有问题。芮芮，即柔然，向是北魏的心腹大患，不曾帮北魏打南朝，这就像日本不可能帮中国打台湾一样。当然，北魏军队里也可能有柔然人，因为北魏曾先后将内附和俘获的柔然、敕勒及内地汉人迁于六镇及平城等地，并使之充作隶户和营户。但这与《梁书》中的芮芮派兵与北魏联合攻打洛阳，却是两码事。司马光也晓得这点，所以编《通鉴》时偷偷把它拿掉了。
其次，“庆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战，伤杀甚众”，与后面的“值蒿高山水洪溢，军人死散”一句，颇有矛盾。陈庆之北渡黄河随后东撤，若要遇到黄河南岸嵩高县的颍水泛洪，只可能是东撤前回渡了黄河。但回渡之时，怎么可能避免与尔朱荣已布于黄河两岸的30万大军作战？在《魏书》和《梁书》中，均没有陈庆之回渡黄河时的作战记录。那么，陈庆之及其部曲，当真成了内裤外穿的超人，乱云飞渡仍从容？
最后，“庆之马步数千，结阵东反，荣亲自来追”，这句用四川话来说，就是“逗起闹”。尔朱荣此战首要目的是夺洛阳，灭元颢，现在洛阳攻下，元颢跑路了，就算要追，也会追元颢而不是陈庆之。姚思廉真以为是写武侠小说，两个绝世高手非要再单挑啊？相比之下，《魏书》的记述是大致可信的。唯有在渡江具体操作技术的环节里，《魏书》的说法没有《梁书》可靠。毕竟，只靠几艘小船加个向导，就能带“特种部队”渡江，大败对方5000马步，也有点离谱。司马光在这个环节上，综合了《梁书》与《魏书》的记载，干得不坏。
所谓“功高震主”，何况元颢还算不上是陈庆之的“主”，不过是萧梁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陈庆之则仿佛于元颢卧榻之旁鼾声如雷的钦差大臣，令其不爽多于倚重。
《梁书.陈庆之传》中对元颢这个人评价很低，揭发其人“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乐，不复视事”。而《魏书.元颢传》也差不多，说他“日夜纵酒，不恤军国”。元颢既然是个怂货，自然会对陈庆之有所猜忌。部将元延明曾对元颢说：“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元颢于是更加疑惧，生怕陈庆之找梁武要兵，上表说：“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于是梁武也就没再给元颢派援军。
到了元颢将败亡的时候，陈庆之很可能已经没多少实际军权，因此《魏书》里洛阳保卫战才没他多少戏份。这里有条比较具备说服力的材料，《洛阳迦蓝记》记载，元灏败逃被俘时，“所将江淮子弟五千人，莫不解甲相泣，握手成列”。陈庆之护送元颢北上带了7000人，其时元颢不过是个光杆司令。到了洛阳元颢即使扩充兵力，也很难是“江淮子弟”。因此，元颢被俘时率领的这5000“江淮子弟”，极可能就是陈庆之原来的部曲。他们之所以解甲相泣，不是为了戾主元颢，而是为了故将军陈庆之。而《魏书.岛夷萧衍传》中那句突兀的“唯庆之一人走免，自余部众皆见俘执”，至此也有了一个完满解答。
其实，即使陈庆之掌有兵权，也未必能绝对不败。洛阳保卫战敌我悬殊，内外交困，庆之只得败走，让他的粉丝们还有说辞，但他此后与魏尧雄的战斗，则难再找借口。
在《梁书.陈庆之传》里没有问题，白袍将军晚节能保：
“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余并如故。庆之至镇，遂围悬瓠。破魏颍州刺史娄起、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又破行台孙腾、大都督侯进、豫州刺史尧雄、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
别人没什么，但是尧雄很生气，尧雄有话说。在《北齐书.尧雄传》中（魏收作《魏书》时尧雄仍在世，故不入传，李百药作《北齐书》始收入），这么写道：
“梁司州刺史陈庆之复率众逼州城，雄出与战，所向披靡，身被二创，壮气益厉，庆之败，弃辎重走。后庆之复围南荆州，雄……遂率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镇将苟元广，兵二千人”。
这次，其实两部史书没有大冲突，只不过你写你的得意史，我写我的得意史而已。楚城，今湖北省黄梅县，陈庆之时代属于萧梁领土。北魏众人包括尧雄来袭击，陈庆之将之击退，很正常。
但陈庆之去打尧雄，也同样输掉，且前后达两次。为何陈庆之老要攻打尧雄？很简单，当时陈庆之乃梁朝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但梁朝实际并没有南北司、西豫、豫四州，庆之的头衔只是带鼓励性质的虚职。尧雄却不一样，他是魏朝豫州刺史，也占有实际领地，陈庆之当然要眼红，要去抢土地啦，结果惨被夯退。
不过，爬梳各种立场的史籍记载，挤干神话中的水分后，陈庆之依然不失为一代杰出战将，有他的白袍飘飘，起码我们不会再将亚历山大数万人破波斯百万大军的战绩视为不可复制的传奇。
从整个萧梁政局来看，陈庆之北伐是事先没有张扬，甚至没有心理预期的一次北伐，其获得的胜利成果，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也注定是局部的，暂时的，不能影响整个南北对峙的局面。
三、陈庆之北伐的真实意义
陈庆之的北伐，严格意义上不算一次有完整布置、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但其效果，却比萧梁苦心经营的第一次北伐好得多。
天监四年（505年）十月，梁武诏令临川王萧宏为都督，首次大举北伐。萧宏乃梁武六弟，为人怯懦无能，本非北伐主帅人选，但梁武却当弃当时名将韦叡不用，遂埋下祸根。
不过，此次北伐最初还是声势夺人，萧宏所领部队“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开始也打了几次胜仗。然而第二年，打到洛口时，萧宏在连胜下却突然抽筋，裹足不前（据说是听到魏军来援的消息），不顾部将请战之愿，发布军令：“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此军政不和，人怀愤怒。九月，暴风雨起，萧宏以为敌人来袭，弃营逃回建康，梁军也大溃，兵民折损5万多人。随后魏军大举进攻梁淮南，幸有梁将昌义之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县）死守，随后韦叡率军来援，才避免大败局面。
梁武此人，好用亲戚，凡重要州郡刺史，多是其兄弟、子侄担任。第一次北伐，也是用自己兄弟做主帅，但偏偏他的兄弟子侄，好一点的不过是庸才，坏一点的则是暴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第一次北伐失败，萧梁可谓元气大伤，但又心怀侥幸，希望恢复，于是有了陈庆之第二次北伐。可陈庆之不是其亲戚（虽勉强也算亲信，毕竟没有血缘），又是寒士，所以只派了7000人马，与其说是北伐，不如说是一次试探北魏实力的游击战，用乐山话说，则是“逗猫儿搭爪爪”。从梁武的原始动机来看，不过是骚扰北魏一下而已，本没抱太大指望。
没料想陈庆之7000人竟然建得奇功，夺下魏都洛阳，梁武却又开始彷徨：是借机大举压上，还是保守一点，偏安南方？显然，他选择了后者。前面提过，攻下洛阳后，陈庆之曾建议梁朝增兵，但元颢不乐意，而梁武帝的回复是：“诏众军皆停界首。”也就是说，各路梁军止于边界，不入魏境。
陈庆之终究因为元颢的猜忌挟制，梁朝的不予增援接应，而在北魏大军的进逼下单身逃返。洛阳失陷后，陈庆之北伐所克占之地，尽为北魏收复，白袍将军的一切努力也付诸东流。
从整个萧梁政局来看，陈庆之北伐是事先没有张扬，甚至没有心理预期的一次北伐，其获得的胜利，有机缘巧合的成分，也注定是局部的，暂时的，不能影响整个南北对峙的局面。
而近20年后，太清元年（547年），历史貌似重演，这次是侯景叛魏。梁武也许想起此时已死的陈庆之当年的战绩，遂派羊鸦仁等率10万大军往援，可算三次北伐，最终亦无功而返。史家对梁朝此举评曰：“贪利冒进，有如儿戏；妄言恢复，终成画饼”。
陈庆之北伐初期麾下仅7000人，洛阳之后扩充到约1万人，但以少抗多，百战难殆，不能说只是运气。事实上，寒士出身且不善骑射的陈庆之，其取胜关键，在于够“仁”，够“狠”，够“胡”，故能大大增强其部曲之凝聚力、战斗力，一扫南朝传统军队之颓气。
四、陈庆之常胜的三个关键因素
《梁书.陈庆之传》说，“庆之性祗慎，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看上去，陈庆之是一个艰苦朴素的人物，不穿CK内裤也不唱KTV，他甚至没有好武艺，射箭不能穿信纸，骑马也非所长。那么，他何以成为一代名将？只是运气好么？
陈庆之北伐初期麾下仅7000人，洛阳之后扩充到约1万人，却以少抗多，百战难殆，不能说只是运气。事实上，寒士出身且不善骑射的陈庆之，自有其取胜关键。
文初已经说了，关于陈庆之打仗的记载基本是裸体，没有过程细节，很难从中看出其取胜因素。不过没关系，我们还有“侧面考据法”。
头一个因素是“仁”，也即收服人心。《梁书.陈庆之传》说他“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这简单八个字，却大有挖掘的空间。
先扯扯南朝兵士的身份。事实上，南北朝时代北强南弱的局势，和魏晋以来南朝兵士身份的日益低落分不开。南朝兵士家，又称“兵户”，世代佃耕政府的土地，身份也世袭相承，其户籍与民户的户籍分开，不属于郡县，而属于营部，称作“兵籍”。由于世代承担沉重的兵役，其生活非常困苦，身份也日益低落。在梁武诏书中，甚至以兵士与奴婢并列（《梁书.武帝纪》天监十七年）。这种情况下，兵户流亡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因此，到了梁武末年，甚至出现了“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魏书.岛夷萧衍传》）的恶况。可想而知，这种要靠手铐才能拉到战场来的兵士，其士气与战斗力将有多糟糕！
回头看，陈庆之却相当“善抚军士”，也许是用温言好语，也许是用物质刺激，总之能“得其死力”。在南北朝203年乱世里，民如草芥，兵若木屑，很容易就一哄而散。而陈庆之独能“得其死力”，那么他以7000死士击溃数万散沙样的敌人，也就不足为奇。
第二个因素是“狠”，也即血腥铁腕。光靠“仁”是不够的，人都贱格，要有萝卜哄，还要有大棒抽。
陈庆之北伐在荥阳遭遇杨昱抵抗，死了几百个弟兄。杨昱被擒后，向元颢下耙蛋，说：“但恨八十老父，无人供养，负病黄泉，求乞小弟一命”。于是元颢没杀他。但陈庆之不干了，与胡光等300余人伏在元颢帐前，说：“陛下渡江三千里，无遗镞之费。昨日一朝杀伤五百余人，求乞杨昱以快意。”元颢依旧不肯杀杨昱，但“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请”。于是陈庆之斩杨昱手下将领37人，且“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魏书.杨昱传》）
这个史实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庆之确为狠角色（“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二是庆之很有组织能力（发动300多人去给一把手请愿）。可以想像，自己的兵士若违反军令，陈庆之将是何等铁面，又会施加何等铁腕。
宽严相济之外，还有第三个因素，够“胡”。
从技术角度来讲，在冷兵器时代，得马背者得天下。因此，南朝步兵为主的军队，相对北方骑兵为主的军队天然就处于劣势。陈庆之很清楚这点，所以他推崇“胡文化”。而当南北朝时期，除开“战斗文化”，“胡”还有个鸟文化啊。
《洛阳迦蓝记》卷二记载了一个有点北朝阿Q主义的故事，大意是陈庆之与北人斗嘴斗智都输了，于是服了“胡文化”，南归后“羽仪服式，悉如魏法”，且带动“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当然，陈庆之爱好并且推广“胡文化”，决非因为斗嘴吃了败仗，而是出于提升军队战斗力的考虑。《洛阳迦蓝记》这个段子多半乃北人杜撰，但其指向却没错。事实上，陈庆之的儿子陈暄，在梁文帝时就着胡服出现在朝会大典上，就是受陈庆之“钦重北人”的影响。只不过陈庆之所钦重的，并非北人的礼俗形式--那仅是个外壳--而是其战争技术，这才是核心。
要之，只因够“仁”，够“狠”，够“胡”，陈庆之始能大大增强其部曲之凝聚力、战斗力，一扫南朝传统军队之颓气，从而百战不殆。
终陈庆之一生，未能真正成为萧梁的核心主帅。他死去不久，曾为其击败的侯景，以八千人渡江，大乱萧梁。梁朝之元气，至此行将斫丧。
五、寒士陈庆之终未成一代天骄
朱大渭曾说：“陈庆之出身寒微，当时高门士族掌握政权和舆论工具，他们先是压抑庆之20余年，使其不得施展抱负。后来庆之崭露头角表现其军政才能出众后，士族文人对其功业，或记在主帅名下，或蓄意贬低，甚或抹煞”。
这也是《梁书.陈庆之传》在庆之北伐南归之后，对他的战事只有寥寥几笔的缘故。终陈庆之一生，未能真正成为萧梁的核心主帅，这点仅从官阶上就可以看出。
陈庆之死前的官衔是“仁威将军、司州刺史、都督司豫西豫三州诸军事”，其中仁威将军在天监二十四班军号中为十六班，在大通三十四班军号中为二十六班，仅居中上；梁代刺史无常班。陈庆之死后仅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二者在十八班官品中均列十二班，大约相当于北朝的正四品，也仅居中上。
梁武曾赐庆之手诏曰：“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这话算赞扬，但骨子里也透着歧视，你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有现在的声名，已经该满足了。
《梁书.陈庆之传》结尾说，陈庆之“战胜攻取，盖颇、牧、卫、霍之亚欤”。从军事能力看，陈庆之或许能与这四位名将比肩，但从实际贡献看，则有所不及。廉颇屡败虎狼之秦，又夺强齐之阳晋；李牧大破匈奴，令其十年不敢窥赵边；卫青将匈奴直赶到乌兰巴托，而霍去病则封狼居胥，千古立名。陈庆之却只有昙花般的北伐奇迹，事后并未结出果实。
陈庆之本也可能成为一代天骄，当扶助元颢入洛阳后，部将马佛念曾劝他干掉元颢，割据洛阳：“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也。”然而陈庆之拒绝了这个建议，终于也未能“声动千载”。
梁武大同五年（539年），陈庆之在无人明了的心情中死去。他死去不久，曾为其击败过的侯景，以八千人渡江，大乱萧梁。梁朝之元气，至此行将斫丧。
人物评价
《梁书》：“陈庆之有将略，战胜攻取，盖颇、牧、卫、霍之亚欤。庆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预旧恩，加之谨肃，蝉冕组佩，亦一世之荣矣”；“庆之性祗慎，衣不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
《南史》：“陈庆之初同燕雀之游，终怀鸿鹄之志，及乎一见任委，长驱伊、洛。前无强阵，攻靡坚城，虽南风不竞，晚致倾覆，其所克捷，亦足称之”。
萧衍：“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
吕祖谦：“陈庆之以东南之兵数千入中原，士马强盛之地，大小数十战，未尝少挫，遂入洛阳。六朝征伐之功，未有若是之快者也。然卒以败归，理亦宜然。何以言之？夫孤军独进，不能成功，自古皆然。”
郝经：“陈庆之乘魏之乱而纳元颢，未几而狼狈以归。”
毛泽东：“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