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崔浩
崔浩(381—450.7.5) 崔浩,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后人称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连姻皆士族。他的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大人,赐爵白马公。
早年
而崔浩比他父亲更有才华,《魏书·崔浩列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 ,少年时他广泛地阅读了儒学和史学着作,对于天文、阴阳和诸子百家的着作,也无不涉猎。在精心研讨各家宗旨和深刻含义方面,当时没人能和他相比。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
20岁时,就担任了通直郎的官职,不久升为着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
拓跋珪到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史书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魏书·太祖纪》)。拓跋珪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内廷许多亲近的人,都因为细小的过失而受到惩处,于是大家无不逃避躲藏,以避免眼下的不测之祸。此时,唯独崔浩恭敬殷勤,慎守职事,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其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 明元帝好阴阳术数,神瑞元年(414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魏书·崔浩列传》)。
驳迁都
神瑞二年(415年),魏国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连年霜旱,秋谷歉收,发生粮荒。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平城连年霜旱,有人观天象说,必有大难,我们不如把国都从平城迁至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以臣之见,国家迁都于邺,虽可暂时解救今秋之饥,但并非长久之策。东州(太行山以东各州)之人,一向认为魏国地大物博,人口、牲畜众多。现在如果迁都,东部各州分配不了多少人,而且让鲜卑人和汉人杂居各地,处于荒野山林之中,水土不服,疾病流行,会使人们意志沮丧。四方人士知道了真实情况,也易产生蔑视和欺侮鲜卑族人的念头。同时,北方的柔然等部族也会乘机而入。那时,云中、平城就有沦为敌手之患,那时想回师援救,因中隔恒山代土,恐怕也来不及。如果暂不迁都,即使山东发生变乱,也可轻骑南出,耀武扬威,人们不知虚实,必然望尘畏服。这正是国家威制中原的长远方略。再说,到明春牧草生发、乳酪充足,兼有苹果,足以接济来秋。如果再有一个好的夏收,形势就可变好了。“明元帝拓跋嗣听了这一番高论,觉得很有道理,可又很不放心地问崔浩:“假如挨不到来秋,或者来秋庄稼不熟,将又如何是好?”崔浩献计说:“你可以把那些最穷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如果来秋仍然庄稼歉收,就再想别的办法。但切切不可迁都!”明元帝拓跋嗣听从了崔浩的劝告,于是挑选了一批最穷困的民户,下到各州去就食,即山东定、相、冀3 州,令汉民每户出租米50石来养活这些穷户。明元帝纳其言,于是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隔岸观火
泰常元年(416)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泰常二年(417)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北魏满朝公卿大臣群起反对,认为刘裕此举比定图魏,应该出兵阻止刘裕军队沿河西上。只
有崔浩崔浩站出来反对说:‘目前柔然不断向我侵扰,国内缺粮,我们不宜出兵迎敌。如果向南出兵,则北寇进击;如果出兵救北方,则东方又面临危险。因此,不如借道刘裕,纵其入关,然后堵塞其归路。这样就像卞庄打虎,专等两虎咬斗之后再动手,就可以一举两得’。明元帝还是担心中了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派司徒长孙嵩带领步骑十万人驻于黄河以北,并派出数千骑兵于黄河北岸跟随与监视刘裕军的西上。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明元帝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等到刘裕兵临潼关时,明元帝又问计于崔浩,崔浩回复说“后秦皇帝姚兴一死,二子交战,众叛亲离。刘裕乘其危前去攻打,兵精将勇,以我看来,必胜无
疑。”,他又预料刘裕不会久留关中,将来必会篡晋,而‘夏国国破家覆,孤子一身,依附于姚氏,受姚氏封荫。但却不思报恩,而乘人之危,纯是小人,虽能横行一时,但最终要灭亡的。关中比定为陛下所得’,他分析北魏自己的情况时说“我们兵马虽强盛,但没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长孙嵩虽有治国才干,但无带兵进攻的能力,不是刘裕的对手,而且我们西有夏国,北有柔然,这两个敌人还存在着,我认为等待一下,看一看形势再动,也晚不了。”这一次,明元帝拓跋嗣完全赞同崔浩的策略。历史也完全证明了崔浩的预见。
破夏
泰常八年 (423)十一月,拓跋焘(佛狸)即位,是为北魏太武帝。
拓跋焘即位后,面临一个重大决策:先灭夏还是先伐柔然?鲜卑将领们一致主张打柔然,原因很简单,他们贪的是可以俘获大量人畜,他们怕的是夏国国都统万城坚固难攻。崔浩却没有那么短视:“柔然来的时候,像飞鸟一样霎时集结;去的时候,也像野兽一样霎时逃散。用大军追赶,一定无法追上,如果用少量的军队追赶,又无法把他们制服。赫连氏土地不过一千里,政治残暴,刑法酷烈,得不到上天保护和人民的拥护,应当先讨伐赫连氏。”
正好几个月后,夏王赫连勃勃死了,其诸子争权,拓跋焘亲率大军进击统万城,这次虽没有攻占统万,但消灭了夏国主力,赫连氏只有守孤城等死的份了。第二年,拓跋焘再攻统万,这次崔浩献计说:‘我们如果十几万大军全部抵达夏都统万城下,夏王赫连昌一定害怕,就更不敢出城作战了。我们应采取‘以强示弱’的策略,只派一支精锐骑兵,把辎重留下,这样夏王赫连昌就不会害怕了,很可能出城与我们交战,想趁机消灭我们的小部队。这样,我们与之决战,一战而胜,统万城唾手可得。’于是拓跋焘决定留下辎重,率领轻骑兵三万人,加速先行进发。到达统万城后,拓跋焘将大军分别埋伏在深谷之中,只派少数部队来到统万城下。可是赫连昌不上当,于是崔浩献计,让军队撤退,让将士向西大肆劫掠居民,还故意让犯死罪的士卒逃走报信。于是赫连昌终于上当,以为‘北魏军的粮草已经用尽,军中士卒每天只吃菜,而辎重补给还在后方,步兵也未能赶到。‘于是引兵追击,诱敌出洞的计谋终于成功。魏,夏两军决战之时,突遇风雨,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拓跋焘也马失前蹄,险些被俘,宦官赵倪,精于占卜术,他对太武帝拓跋焘说:“如今风雨是从敌人头上袭来,我们逆风,敌人顺风,这表明天不助我。更何况我们的将士饥渴交加,希望陛下暂时避开他们的锋芒,等以后再寻找时机。’此时千钧一发,稍有迟疑,全军溃败。崔浩挺身而出,厉声喝止说:“这是什么话!我们千里而来,自有制胜的策略。敌人贪图眼前的胜利,不会停止追击,也没有后继部队。我们应该埋伏一支精兵,适时出击,向他们发起突然的进攻。刮风下雨,乃自然现象,怎么可以认定是天不助我?!”。于是拓跋焘重新部署,全力反攻,夏军终于撑不住,全军崩溃。夏主赫连昌来不及跑进城,于是便逃奔上邦。用来‘统一万邦’的天下第一城到了几乎没有人防守的地步,北魏终于进入统万城。
征柔然
破统万城之后,拓跋焘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公卿大臣们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太常崔浩极力赞成,他很有把握地说:‘现在刘宋自刘裕去世后,元气一直未恢复,对我构不成直接威胁。我们统一北方的大业,首先应对北方的强国夏国、蠕蠕(柔然)下手。夏国现在已被我打败,大伤元气,气数已尽,灭亡夏国已是时间问题了。蠕蠕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常口吐狂言,我还未真正重创它,所以必须调集精兵,趁蠕蠕骄横轻敌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蠕蠕境内,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到时一定能获全胜!”
于是群臣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渊年轻的时候,由于曾经劝阻过苻坚,不可以南伐,苻坚不肯接受,结果大败而名噪一时。拓跋焘命令当庭辩论。张渊的理由是:当年是已己年,属于‘三阴之岁’,‘太白在西方’,故不能举兵,否则必定失败。崔浩针锋相对,有一番‘五行生克’的高论。“阳是恩德,阴是刑杀,所以出现日食时,君主要积德,出现月食的时候,要注意刑罚。帝王使用刑法,对犯罪的人则绑缚肆市处决,对于犯大罪的敌国,就应该使用甲兵消灭它们。今天出兵讨伐有罪之国,正是加强刑罚。我观察天象,近年以来月亮运行遮盖昴星,到现在仍然如此。这表明,三年之内天子将大破旄头星之国。柔然、高车都是旄头星的部众,希望陛下不要犹豫。”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柔然,是远荒外不确定的东西。我们得到他们的土地,也不能耕种收获粮食,得到他们的百姓也不能当做臣民驱使。而且他们疾速往来,行动没有规律,很难攻取并彻底制服,有什么事如此急迫,要动员大队人马去讨伐他们?”
崔浩说:“张渊、徐辩如果谈论天文,还是他们的本职,至于说到人间的事情和当前的形势,恐怕不是他们能确切了解的。这是汉朝以来的老生常谈,用在今天,完全不切实际。为什么呢?柔然本来是我们国家北方的藩属,后来背叛而去。今天我们要谋杀叛贼元凶,收回善良的百姓,使他们能够为我国效力,不是毫无用处的。世上的人都信服张渊、徐辩深通天文,预知成功或失败。那么,我倒想问问他们,在统万城没有攻破之前有没有溃败的征兆?如果不知道,是没有能力;如果知道了却不说,是对皇上不忠。”当时前夏主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太武帝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
为了打消太武帝拓跋焘最后的疑虑,崔浩又进言:‘刘义隆今日君臣,非刘裕时可比,他们如果敢来,譬如小马小牛斗虎狼,有何畏惧?’‘如今夏季,柔然的习惯分散放牧,秋天牲畜肥壮,方才集中,天寒时南下掳夺,现在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必定成功,只怕诸将不肯深入,不能全胜’他口若悬河,舌战群臣,终于令佛狸彻底打消了疑虑,决计大举讨伐柔然。这次远征,根据崔浩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谋略,果然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柔然主力溃败,提出和亲。从此不再是北魏的主要威胁。也正如崔浩的担心,当魏军进到琢琊山,诸将怕有伏兵,劝佛狸停止进军,七月,魏军班师。后来得到情报,再前进两天,就可以把残部消灭光。佛狸后悔不已。
灭北谅
432年拓跋焘又灭了北燕,在统一北方的道路上,只剩下西北角的北谅苟延残喘。439年拓跋焘讨论伐谅之事,这次还是群臣反对,特别是一个叫李顺的反对得最厉害。此人为是佛狸身边第二号谋士,在征夏伐柔然等诸多战役中,表现出卓越的见识和谋略,也深获拓跋焘信任。他作为拓跋焘的特使出使北谅12次,对北谅的情况了如指掌。也曾在拓跋焘面前预言北谅沮渠氏离败亡不远了。但是此人贪财,逐渐被北谅的沮渠氏用重金收买。拓跋焘以前数次想动手收拾北谅,都被李顺劝阻。这次他看到拓跋焘决心很大,只好编造谎言“从温圉水以西直到姑臧,遍地都是枯石,绝对没有水草。当地人说‘姑臧城南的天梯山上,冬天有积雪,深达几丈,春季和夏季的时候,积雪融化,从山上流下来,形成河流,当地居民就是引雪水入渠,灌溉农田。如果凉州人听说我们大军开到,一定会断绝渠口,让水流尽,我军的人马就无水可用。姑臧方圆百里之内,土地因无水寸草不生,我军人马难以久留”。
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中讲道:凉州的畜产,天下最为富饶。如果那里没有水草,牲畜怎么繁殖?另外,汉朝绝不会在没有水草的土地上兴筑城郭,设置郡县。况且,高山冰雪融化以后,只能浸湿地皮,收敛尘土,怎么能够挖通渠道,灌溉农田呢!这种话实在是荒谬不可信。”李顺恼羞成怒地说“耳闻不如眼见。我曾经亲眼看到,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辩论?”崔浩一针见血地说:“你接受了金钱贿赂,就想要替人家说话,你以为我没有亲眼看到就能被你蒙蔽吗?”
后来太武帝决意亲率大军讨伐,当看到姑臧城外水草茂盛,便十分痛恨李顺,对崔浩说:“你当年说过的话,今天果然应验了。” 崔浩回答说:“我不敢不讲实话,一向如此。”而李顺不知悔改,三年后奉旨赏赐群臣时又接受贿赂,太武帝大为震怒,两罪俱发,处死了李顺。
受宠
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除了以上事件中以外,崔浩在平息薛永宗,盖吴暴乱,征讨吐没骨部落,吐谷浑以及南征刘宋等战争中屡献奇谋,屡建奇功。可以说,没有崔浩,拓跋焘是不可能统一北方的。
拓跋焘曾对崔浩说:‘你才智渊博,历事我的祖父与我父亲,尽忠三世,因此我对你特别看重。希望你凡有所思,直言相告,助我治世。我有时脾气不好,也许不能采纳你的建议,但过后静思,却总觉得你说得很有道理’ 他还曾指着崔浩,对新归降的高车酋长们说:’你们别看此人纤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但他胸中所怀,却远远胜过甲兵。但我征战前犹豫不决之时,都是他使我下定决心,而且总是大获全胜。这都是他的功劳!
他曾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属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再可实施’ 拓跋焘对崔浩不仅是信任,而且很亲近。他有时到崔浩家中向他请教,崔浩接待皇帝仓促之间,来不及制作精美的食品,就搬出家常菜肴,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拿起来就吃。崔浩进宫见驾,地点也不限于朝堂,可以出入卧室。
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尊敬信任又极为亲近的重臣,一夜之间,遭到了灭族之祸。杀他的正是太武帝拓跋焘.
冤死
在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崔浩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通道教,主张废佛。北魏太武帝由此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史称「三武之祸」。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当时「一境之内,无复沙门」,朝野间怨声载道。
掌权后,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在神麚三年(431年)九月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魏书·王慧龙列传》)。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领着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
但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直接原因,是《国书》事件。
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着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叮嘱他们,写国史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他们按照这个要求,采集了魏国上代的资料,编写了一本魏国的国史。当时,皇帝要编国史的目的,本来只是留给皇室后代看的。但是《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着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撒尿)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魏书·崔浩列传》)。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
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点评:
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魏书·崔浩列传》)
崔浩的才干与权力,引起了执政的北方民族拓跋氏及其他人的忌妒,相与谮毁,以修史宣杨“国恶”的罪名被灭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