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古人写日记始于何时
清郑观应《长江日记》内页
写日记是现代不少人的习惯，古人也喜欢写日记。但很少把自己写的日记称为“日记”，往往以“记”、“纪”、“录”、“志”等形式出现，有“日录”、“日历”、“日谱”、“日志”、“日谈”、“日注”、“计日”等不同称呼。那么，古代人如何写日记？
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已开始写日记
西汉“日记牍”为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日记
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写日记情结，古人留下来的日记相当丰富。中国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的？研究中国日记史的专家陈左高早年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就是一种最原始的日记，或者说日记的滥觞。但由于日记是“私人性质”的，陈左高后来又否定了此观点。
对于日记起源时间，古今不少学者都曾作过考证。陈左高在《历代日记丛谈》中列出了“西汉说”、“东汉说”、“唐代说”等不同观点。西汉说认为，当时朝廷派出的陆贾、苏武、张骞等使臣都会详细记载每天的出行情况，这就是“日记”。曾任晚清总理衙门大臣、爱写日记的张荫桓也持此观点，他在日记中称：“陆生使越、苏武使匈奴、张骞寻河源、陈汤、甘延寿定郅支，博证约记，史伕之耳。”
然而，“西汉说”在20世纪80年代前并无定论，因为无存世资料，从书写体例上也找不出证据。变化出现在1981年，当年第11期《文物》上发表了由扬州博物馆和邗江县图书馆联合署名的一篇考古报告《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胡场五号汉墓系一座木椁小型墓，方形，竖穴，异椁，系夫妻合葬墓，是1980年4月中旬，当地群众在整修水沟时挖到的。虽然此墓中出土文物丰富，但如果不是同时出土的13件木牍遗文，此报告可能并不会引起太多学者的注意。13件木牍中，文字可辨的有6件，但能识读的仅5件，粗分为“神灵名位牍”、“日记牍”、“文告牍”、“丧祭物品牍”四类。其中的“日记牍”，便相当于现代的“日记本”。
这一考古发现，让持“西汉说”观点的学者异常兴奋，“东汉说”、“唐代说”便不值一驳了。陈左高在其《历代日记丛谈》中称：“这一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最早一位有具体姓名的日记作者，有年月日的日记作品，足以印证日记溯源，推前至二千年前的西汉，即公元前，允无疑义。”
迄今最早日记竟为“狱中日记”
西汉王奉世文告牍中记载“有狱事”
木牍遗文之所以引起注意是因为很少见，当时在扬州地区也是首次发现，史树青、李学勤、于豪亮、李均明等多位国内文史权威专家都赶到扬州，帮助释文。最后确定，墓的男主人叫王奉世，死于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十二月十六日。
王奉世的日记很简单，文字不多，为了让读者了解这份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具体作者的日记，全文抄录于此。
正面文字12行，自左向右分别为：“十一月二日，道堂邑入。十日□□□来。十六日丁卯□□□□□高密来。十七日戊辰陈忠取敦于□狗□□来。廿八日己卯□□□剧马行。卅日辛巳□□□□行。十二月十三日甲午徐年行陈忠取狗来。十五日丙申□□□□行。十六日丁酉青□随史行，廿日辛丑徐延年来。□三日□□来。廿五日丙午□行□实道堂邑来。”
背面七行，自左至右分别为：“戊，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甲”。
为了更全面了解墓主人的身份信息，当时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组还对王奉世夫妇的遗骸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令人吃惊，王奉世的头骨异常，疑生前受刑或长期受重压所致，死亡时仅30岁左右；其妻年纪更轻，20岁左右。
有此遗骸鉴定结论，结合文告牍中王奉世“有狱事”的记载，学术界认为，所出土的“日记牍”为王奉世生前的“狱中日记”。
日记中所记人物，有的来自邻近郡县，如堂邑（今南京六合区西北），也有的来自较远地方，如高密（今山东高密，时属高密国）、敦于（即淳于县，今山东安丘县东北）。有的人还来了两次，如“陈忠”、“徐延年”便出现两次。
日记牍的书写较为草率，远不如文告牍书体规整，这更证明它是“私人日记”。进一步分析，很可能就是王奉世入狱后，对探监或营救他的人的记录，陈忠、徐延年可能就是探监者，也许是王奉世的亲戚或者官场朋友。
王奉世是什么身份？据出土文告牍上的“男子王奉世”、龟纽铜质私人印章上的“臣奏世”等文字，再结合“一棺本椁”墓葬形制和“陶鼎二”随葬品来分析，他的身份应该是“士”级，或是相当于“士”级的小公务员。
东汉《封禅仪记》开启写日记之风
唐李翱《来南录》是“现存之最早日记”
在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日记牍”出土之前，日记起源于“东汉说”也有市场，晚清学者俞樾即持此观点，其证据是东汉马笃伯的《封禅仪记》。
《封禅仪记》所记为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封禅泰山的情况：“建武三十二年，车驾东巡狩。正月二十八日，发雒阳宫。二月九日，到鲁，遣守谒者郭坚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鲁遣宗室诸刘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寿，受赐，皆诣孔氏宅，赐酒肉。十一日发。十二日宿奉高……”《封禅仪记》虽然没有称“日记”，但行文是按年、月、日的标准“日记体”来写的，逐日记写，故俞樾称马笃伯是中国最早写日记的人，他开启了中国人写日记之风气。
既然东汉人马笃伯已写日记，为什么又会有“唐代说”？这是缘于日记这种体裁在唐代基本成型。唐代日记篇幅不多，时限不长，工作、生活都记录，对后世的日记格式和内容产生了很大影响。
唐太宗时政治家韦执谊出使西突厥、石国，三年未返，期间韦执谊逐日写日记，后结集为《西征记》。张荫桓对《西征记》评价甚高，称之为“奉使日记之滥觞”。但对此观点，现代不少学者并不认可。
唐代最被称道的是宪宗时李翱的《来南录》，其日记特征更明显。李翱是韩愈“古文运动”的重要继承人，元和（公元806年-820年）初年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元和四年，李翱应岭南道节度使杨于陵征召，从东都洛阳出发，历程7600里抵岭南，出任杨的幕僚。《来南录》就是李翱在漫长旅途中所写的日记。
《来南录》落笔简略，实多虚少，具有中国人早期所写日记的特色：“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岭南尚书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于漕。乙未，去东都，韩退之、石浚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东，吊益东野，遂以东野行……”
就《来南录》的地位，陈左高认为它是“我国现存之最早日记”，陈左高在其《历代日记丛谈》中谈的第一篇古人日记就是《来南录》。
南宋流行“出使日记”
元代郭畀《客杭日记》每天必记阴晴
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写日记“萌芽于唐，发展于宋；衰落于元，盛于明清”。从内容来看，不外乎“事”、“行”、“言”、“思”四大方面。从类型来看，则以“官场（工作）日记”、“游记（出行）日记”、“读书（创作）日记”、“家居（生活）日记”为多。
当然，古人日记的内容在不同朝代也会有不同的风格。如在日记得到大发展的宋代，北宋人和南宋人写日记的兴趣便有不同，北宋人喜欢写“官场日记”。
南宋藏书家周煇《清波杂志》“元祐诸公日记”条称：“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才贤否，书之惟详。”元祐（公元1086年-1094年）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一个年号，司马光、王安石都属于“元祐诸公”群体，他们的日记都留下了翔实的政治资料。
到了南宋，“旅行日记”、“出使日记”更为流行。如陆游从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今重庆奉节）途中写的日记《入蜀记》、范成大在从成都往临安（今浙江杭州）路上写的日记《吴船录》，都是中国古代旅游日记中的代表作。而且，南宋的游记对后世日记写作影响深远。如明书画家李日华写的日记《玺召录》，仿《吴船录》；清王钺的日记《粤游日记》，跟风《入蜀记》。而文、字俱美的清郑观应的《长江日记》，也受到了前人游记的影响。
标注“阴”、“晴”、“风”、“雨”、“雪”这类气象信息是现代日记的标准格式，这些同样也是古人写日记时所写的内容。如《封禅仪记》中的“日暮时颇雨”，《来南录》中的“风逆，天黑色”，都是当时的气象记录。
将气象列为日记标准格式最早出现在元初。如元郭畀的《客杭日记》，每天写日记落笔必提气象：“初三日，雨”、“初六日，晴”、“十一日，又雨，湿热”，与现代日记无异。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古人日记中的这些随手写的气象资料，已成为现代专家研究古代气候的宝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