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国禁毒历史回顾
近年来，明星吸毒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总是一抓就能带出一串。通过《中国好声音》这一平台好不容易走红歌坛的李代沫，因涉毒被抓闹得沸沸扬扬，柯震东和房祖名是今年被抓到的第九起明星涉毒事件，娱乐圈的涉毒事件在今年出现“井喷式”的增长，这个话题不得不让人们开始警惕起来，各种声音也在媒体上不绝于耳。那么，为什么明星圈经常与“毒”挂钩？明星吸毒对社会有负面示范，是应该从严惩处，还是应期待“浪子回头金不换”？毒品究竟是什么，又有着怎样的诱惑力，乃至在中国千百年来屡禁不止呢？首先，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五石散 堕落的时尚名方中国禁毒历史回顾">描述：2五石散成分。jpg寒食散又称五石散，其药方托始于汉人，由魏人何晏首先服用。寒石散与成仙无关，服之者多称去病强身，实际上为济其色欲。西汉时名医淳于意诊籍（病历记录）中，曾提到医治因服五色散而发疽之事。三国魏时清谈家、驸马何晏是寒食散的提倡者。当时，贵族中人相继服用，一时成为风气。
关于寒食散中的「五石」，葛洪所述为「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隋代名医巢元方则认为是「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因为这五味药的名字都带一个「石」字，故合称「五石散」。尽管「五石」配方各不相同，但其药性皆燥热绘烈，服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慢性中毒。作为一种毒品，五石散很容易上瘾，一旦停药，又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 也就是所谓“丹石发动”），而且价格昂贵，传说何晏耽声好色，服了五石散后，顿觉神明开朗，体力增强。在他的带动下，五石散广为流传。然而，许多长期服石者都因中毒而丧命，服此药致死者，有何晏、裴秀、晋衰帝司马丕、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等，学者皇甫谧则因服散而成残疾。其风自魏晋至唐，历五六百年而未中断。故唐代名医孙思邈呼吁世人「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
「底也伽」「合甫融」「哈芙蓉」中国禁毒历史回顾">描述：3罂粟。jpg为治疗五石散的副作用，人们找了许多药方，后来发现罂粟最有效，于是尊为特效戒毒药。殊不知罂粟之所以能治五石散，是因为它本身含有更强烈的上瘾成分。唐宋之际，五石散在罂粟的冲击下，从市场上完全消失了。换言之，五石散走了，鸦片来了，戒毒药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更可怕的毒品。近代吗啡、海洛因泛滥的过程，走的也是同一条路：发明吗啡的最初目的是治疗鸦片上瘾，发明海洛因的最初目的又是治疗吗啡上瘾……以毒攻毒的结果，就是毒瘾越来越大。
古籍中提到的「底也伽」「合甫融」「哈芙蓉」等都是指含有罂粟的毒品。从史料来看，中国历史惟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即唐高宗李治，应该是有记载的服食罂粟制品的最早的一位皇帝。
有关李治服食罂粟的判断，源于《旧唐书·拂菻传》。书中记载，“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一位名叫夏德的德国学者解释，「底也伽」是一种众草合成之药，是上古及中古时期着名的含有罂粟成分的万能解毒药。
拂菻国，也称大秦，是隋唐时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称呼。「底也伽」就是该国进贡给中国皇帝的。《旧唐书》这短短10个字，被学术界视为中国人服食含罂粟制品的最早文字记载，并被当成鸦片传入中国之始的证据。
李治原本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其龙体欠安，影响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显庆（年号，公元656年-661年）以后，李治的健康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当时不到30岁的李治，经常感到头晕目眩，好多本应他亲自处理的国家大事均交由皇后武则天处理，此即《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所记载的，“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
武则天日后当了女皇帝，与李治的“多苦风疾”有直接关系，当然这是后话。
据新旧《唐书》记载，李治死前病情严重，一般药物不管用，御医秦鸣鹤“刺百会”，采用在李治头上放血的疗法才减轻一下痛苦。这与服食“底也伽”是否有关史书上并未说，当时的医生也未必注意到，但可能性极大。如果属实，李治当是受罂粟之害第一位名人。
到了宋代，罂粟及鸦片的价植被进一步认识。当时，将罂粟米和壳子研成末，加蜂蜜制成药丸吃，或熬汤煮水加蜂蜜喝，被当成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宋徽宗赵佶的御医通直郎寇宗奭即持此观点，其在《本草衍义》中称：“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赵佶不只是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的书画名人、曾创“瘦金体”，可以想见，当年赵佶应该服食过御医配制的罂粟制品。
宋人甚至有人认为，用罂粟配药能解毒治痔疮肛脱。南宋时名人、词人辛弃疾，即服用过由一“异僧”用陈年罂粟壳与人参一起配成的“威通丸”，治此疾。
当时，罂粟子初为皇家专用，故又称为“御米”，由此名也可知当时皇帝是服用罂粟制品的。宋人还将罂粟制品视为保健品来服用，而根本未注意其成瘾和毒性。名叫林洪的南宋名医将罂粟磨成乳，去渣煮沸，制成鱼片状新药，称之为“鱼饼”。老百姓将罂粟子作为大补之物，用来煮粥食用，叫作“佛粥”。
从所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宋代名人与罂粟的关系很密切。如着名词人苏轼、苏辙兄弟，或许都食用过罂粟。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
苏辙还曾跟农民学习种植罂粟，对罂粟美言多多。他在《种药苗》中称，用罂粟熬的粥“便口利喉，调养肺胃”。同时，他还记下了喝了罂粟汤的感受：“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种“失笑欣然”“如游庐山”的感觉，显然是吸毒后的典型症状，飘飘欲仙，充满幻觉。
除辛弃疾、苏氏兄弟外，杨万里、周紫芝等也曾写有罂粟主题的诗歌，杨万里诗称罂粟能当粮吃，“东皇羽卫无供给，探借春风十日粮。”
鸦片：其价与黄金等中国禁毒历史回顾">描述：4吸食鸦片。jpg毒品泛滥，当从明代始。虽然明代之前有关于吸食鸦片的记载，但并无鸦片的输入和采集方面的记载。「鸦片」一词，最早便出现于明代的书中。徐伯龄撰《蟫精隽》第十卷「合甫融」条称，“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壮若没药，而深黄，柔韧，若牛胶焉。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元气。”
可见，明代是将鸦片这种毒品当成“壮阳药”来服用的。《蟫精隽》中称：“方士房中御女之术，多用之。”并因此研制出了以鸦片为主要成分的“一粒金丹”、“鸦片散”、“大金丹”等药丸。
当时，鸦片很贵，“其价与黄金等”。所以，当时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主要消费者当然是社会名流、权贵。明朝皇宫吸食毒品，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已出现。王玉海在《续绀珠集》中记载，郑和之徒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太监（中贵）多嗜之。“碗药”，即鸦片。
由于鸦片稀贵，朱见深（明宪宗）当皇帝时的成化癸卯年（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朝廷曾派遣太监到广东、福建、浙江、四川、陕西等“近西域诸处”采购。
明代文化名人谢肇淛《滇略·产略》「哈芙蓉」条，也提到云南人对鸦片的看法和使用情况，哈芙蓉即鸦片，是阿拉伯语Afyun的音译，又称「哈芙蓉」，“夷产也，以莺粟汁和草乌合成之其精者，为鸦片，价埒兼金，可疗泄痢风虫诸症，尤能坚阳不泄，房中之术多用之。”
明代，关于鸦片的毒性已被认识，谢肇淛即记之“有大毒”，“往往呑之即毙”。
据史书记载，朱翊钧即是一位染毒成瘾的皇帝。他当皇帝长达48年，竟然有23年不视朝政，长年宅在深宫大院里，户部主事董汉儒称：“群臣罕能窥其面”。有人认为朱翊钧是“奸臣毒药所蛊”，清代的俞燮《癸巳类稿》则直接认定朱翊钧“中乌香之毒”。乌香，即时藩属国进贡的鸦片。
从《明神宗实录》中所记来看，朱翊钧经常颁谕旨，称“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艰难”，显然，这是长期吸食毒品造成的。在定陵发掘后，人类学家从朱翊钧的头盖骨中检出了毒品吗啡成分的残留，这证明他生前长期吸食毒品。
最后需要说一下，古人吸食与现代不太一样，特别在早期，基本上是吞食。如宋人做成“鱼饼”、“佛粥”食用。
中国人吸毒方式的变化与鸦片大量进入中国息息相关。一般认为鸦片入华始于公元十七世纪前后，当时东南亚苏门答腊岛居民发明了一种吸食新法，随鸦片传入中国。明末清初人曾羽王在日记中记述：“余幼时闻有鸦片烟之名，然未见有吸之者，只福建人吸之。”
禁烟：惨痛的民族记忆中国禁毒历史回顾">描述：5虎门销烟。jpg到了乾隆年间，即18世纪中后期，中国已流行竹管（即烟枪）吸食鸦片了。这时鸦片逐渐改变了其作为药品的性质而变成了毒品，在当时，吸食烟毒不仅被当作一种时尚，而且烟毒已成为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大烟款待客人已成牢不可破之习惯”。与此同时，鸦片的进口量剧增，如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一千箱，嘉庆五年（1800年）达四千箱。
当然，这种鸦片进口量的剧增还与当时的英国不无关系，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制定鸦片政策，以向中国走私鸦片来平衡中英贸易中的逆差，从此鸦片大量流入中国，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私人商业团体纷纷从事鸦片贸易，使鸦片输入中国的数量空前增加，到了鸦片战争前的1837年，达到了三万九千箱。面对鸦片烟毒的泛滥这一社会问题，道光年间，经过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讨论，清政府最终决定施行禁烟政策，采取控制鸦片来源、禁止国内吸食和贩卖鸦片等措施。
雍正禁烟诏书说：“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近边卫充军。如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如兵役人等籍端需索计贼，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但这些措施从根本上触动了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鸦片贸易由走私变为合法，其危害进一步增加。为此，原来禁止国内种植鸦片的主张逐渐被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提出的推广国内种植鸦片以土烟抵制洋烟的主张所取代。但鸦片的广泛种植与五谷争地，又引发了丁戊奇荒（1875年至1878年）这样的大灾荒，使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国力进一步下降。
道光年间（1820~1850年），清朝政府多次颁布制止鸦片流毒的谕旨，但是，贩入中国的鸦片数量仍在逐年上升。1838年6月，清朝政府中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纷纷上书请求禁烟。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指出：鸦片泛滥将使“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纳之银”。林则徐等大臣促使道光皇帝下了禁烟的决心。
1838年12月，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缉拿烟贩，整顿海防，命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将英美商的两万多箱（约120万公斤）鸦片在虎门付之一炬。虎门销烟后，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了维持对华的鸦片贸易，请求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英国政府响应义律及英国鸦片贩子的无理要求，向中国发出了挑战书。鸦片战争的开始，揭开了中国近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序幕。
烟馆——销金窟与风月场中国禁毒历史回顾">描述：6烟馆。jpg到了民国时期，虽然有明文的禁烟令，却在执行中却大打折扣，警察明明知道大公馆吸食鸦片的事情，却不敢管，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在当时，在藏污纳垢的妓院中也绝对不允许吸食鸦片。1920年奉系部队第一次进关，奉系部队的张景惠在北京警察厅侦辑队队长李寿金陪下几乎天天到北京庆余堂来逛。张作霖的把兄弟，这位张景惠就是一个老烟枪，没有鸦片不能过日子，但当时妓院中却没有准备烟具。专门负责查禁鸦片的李寿金为了迎合张景惠，就专门备下一份精巧的烟具和上好的烟土，供他吸食鸦片过瘾。自那以后，北京的妓院中开始有人公开吸食鸦片，但只限于张景惠之流的军阀、要人、达官贵人才有这种特权。一般人如果吸食鸦片，李寿金照抓法办。那时妓院中的掌班、老鸨子，十之八九都离不开鸦片，他们吧从妓女身上剥削的金钱，有一大部分从烟枪中喷出。
北京的八大胡同，更是烟馆林立。这些名为烟馆，其实只是一间屋子。烟馆的主人本身也吸食鸦片，不能另谋生计，索性在家里开灯供客，卖上大烟土，屋中设备简陋，在昏暗灯光下，床上摆着油垢龌龊不堪的烟具。到这些烟馆来的人都是社会渣滓之流。烟馆的利润是很大的，民国时期烟土价格，一两普通烟土计算，三块钱一两。烟馆卖出时，加上羼上烟灰，八钱烟土可以变成一两四钱，一钱烟土可以买到一块多。烟馆为了拉拢主顾，在烟土里加上一些其他东西，使这些烟客不来就会发生抽他家的大烟过瘾，其他家不过瘾，甚至有肚子痛的感觉。
开烟馆的人都与警察有勾结，逢年过节都要应酬，使警察睁一眼闭一眼，才能半公开低营业。但这种烟馆设备简陋，南方俗话所说得“燕子窠”，很低级的。一般达官贵人是不去的。到了1935-1936年间，在旧北京的石头胡同的天河饭庄旧址，开了一家大烟馆，烟馆里头设有铜床、铁床，来吸烟人可以在那里叫饭、招妓女，门庭若市。不到一年光景，在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先后开设好几家这样高级的烟馆，达官贵人是这些烟馆的主要客人。
开烟馆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烟土是从专卖烟土地方批来得，这些卖烟土的批发商比开烟馆所获得利润大得多，他们与地面的警察关系密切，这些批发商都有公开正当营业作为掩护。比如开油盐店、纸铺、洋货铺、戒烟医院等等，利用报贩子送货，报贩在送报时把大烟土夹在报纸中，在门口喊一声送报，就可以大烟土送到顾客手中，别人不易发现。
1924年，甘肃督军陆洪涛下野来天津，所带很多行李，在行李中夹带了大量烟土，在天津贩卖。当时天津寿德记西服店女掌柜常给汤玉麟家做活，后来代汤玉麟销售烟土。她名义上是送衣服，带回衣料，每次在衣料中带出几百两烟土，转手卖出赚一大笔钱。
贩卖烟土，开始是些大烟土客从产地贩运到各省销售。后来因各地烟土价格的差异，出现了跑单帮贩卖烟土。从甲地把烟土带到乙地贩卖赚取差额利润，利润率也是相当高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一些人也想在里捞上一笔。这些人把烟土装在西服的垫肩中，有的把烟土绕在烟土中，装作织毛衣把烟土贩运到其他地方。有的把大烟膏制成药膏贴在身上贩运到目的地。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之后，为了进一步毒化中国人，大量贩运销售海洛因。与此同时，吸食鸦片的恶习更为普遍，更公开了。当时一些丧尽天良的汉奸、恶霸勾结日寇和日本浪人把鸦片与海洛因贩运到中国，成为日寇在中国贩运鸦片、海洛因的代理商、经销商，与日寇一起毒害中国人，赚取高额利润。
日本利用毒品毒化中国人，掠夺中国的财富，危害社会与经济活动，为其侵略提高资金。染烟瘾的人，面目黧黑、面黄肌瘦成为废人。这些人在吸食烟土时，更是丑态百出。他们在吸烟时不敢喷出，要用茶水送下。有的人在吸烟时捏紧鼻子唯恐烟跑掉。还有人一边吸烟，一边用手堵住肛门。有的人为了不让家人知道，偷偷的抽。为了不把烟气散布出去，把吸进的烟气憋在身上，憋不住时才喷出，据讲这样烟味能有所降低。
吸食鸦片不仅消耗金钱，而且使人精神颓废，一天无精打采，什么事也不想做。成为社会的废人，经常有暴死街头人中不少是烟鬼。
新时代：任重道远中国禁毒历史回顾">描述：7新时代禁毒任重道远。jpg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鸦片烟毒造成的祸患仍十分严重。为了人民的身体健康，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心在全国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彻底根除烟患，医治旧中国的痼疾。
为指导全国禁烟禁毒工作，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规定了禁毒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基本任务，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从此，一场全国范围的禁烟禁毒斗争逐步展开。
首先实行烟民登记，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所有烟民必须向当地公安机关或人民政府登记，并于一定时间内交出全部烟土毒品。经过登记的烟民，须住在当地戒烟所，自费购买由人民政府医药卫生部门制造的戒毒药，以强制戒除毒瘾。以公安部门为主，动员各方面力量，在鸦片播种和收获时予以强行铲除。当时以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为重点，认真开展查禁工作。加之群众揭发、检举和毒犯坦白交待，先后破获一系列贩毒大案要案，逮捕许多重要烟毒犯。这一行动时称“拦腰一棍”。
1952年初“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进入高潮时，中央决定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自3月至7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指示。8月10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部门和地区同时进入第一期破案行动。12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关于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标志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宣告胜利结束。据统计，在1952年下半年的禁毒运动中，全国共缴获鸦片3996056两。在禁毒重点地区共发现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犯369705名，逮捕毒犯82056名。
自1950年至1952年，我国只用短短三年左右的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害甚烈的烟毒，但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由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世界推销鸦片等历史因素和全球毒品消费市场逐年增长的现实因素，催生了金三角（老挝、泰国、缅甸三国接壤地区）、金新月（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银三角（南美地区），全球三大毒源地，在这些“三不管区域”，种植和制作毒品是许多人唯一的生活来源，故此得到允许，而这三大毒源地中有两个与我国毗邻，造成毒源地的毒品大量流入我国，对于法律的无知以及对金钱的欲望又促使国内贩毒活动日益嚣张，由于过去中缅边境玉石贸易的频繁，云南成为了贩毒分子猖獗的地区，贩毒者多利用穿着上的简陋来掩盖带毒真相，且多活动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由于过分的贫穷带来的法律信息无知，让很多人愿意为几千元就去做判死刑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道带毒失败的后果或者成功带来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减轻毒品对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危害又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近年来，娱乐圈频频发生明星吸毒事件，尤其今年截止8月底先后有李代沫、张元、宁财神、张耀扬、何盛东、张默、高虎、柯震东、房祖名等涉毒被抓，其中更以此次房祖名、柯震东被抓尤为引起各方震动，明星的吸毒，不但对于个人和家庭是极大的危害，也造成了很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些明星到底为何要吸毒？一种被经常提及的原因是，吸毒可以激发创作灵感。可是，吸毒真的能激发艺术灵感吗？
别拿灵感当借口中国禁毒历史回顾">描述：8别拿灵感当借口。jpg在西方国家，有不少“先锋”艺术家声称通过毒品的致幻作用，可以让人寻找到艺术创作的灵感和火花，上世纪60年代盛行的摇滚文化，反正统文化运动伴随毒品，一起成为反叛的标识。“美国六、七十年代有这种亚文化，这个亚文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影响今天的亚洲。”
但毒品真能激发灵感吗？乐评人王小峰说：“摇滚圈是最早涉及毒品的领域，1992年，北京就有一批摇滚乐手因为吸毒被公安局拘留。但是很遗憾，有的摇滚歌手吸了这么多年，音乐没什么进步。”
曾以身试法的张元感慨，“这个东西会使人的心变得很冷，不够温暖。实际上它有点像醉酒，过了劲以后很难受……感觉好像是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人的精神变散了。”歌手罗琦1997年因为吸毒被捕，她后来坦承，曾听信圈中人介绍吸毒能带来灵感，但是“那绝对是个误导，后来我才明白这完全是错的”。
事实上，“灵感说”只是某些明星为自己吸毒被抓所找的好听一点的借口而已，并不能掩盖其违法本质。明星吸毒的原因，无外乎几点：第一，他们都有钱；第二，他们觉得这样时髦；第三，他们觉得大麻不算真正的毒品。
北京电视人尤小刚炮轰明星吸毒都是“钱多烧的”，“为什么那么多年轻演员吸毒？就是成名得太容易了。钱来的太多了，烧的！他要是没饭吃还会吃毒品？”
2011年，柯震东借《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出道，现在，他的身价已比当初暴涨100多倍。公开信息显示，柯震东先后为多达19家企业做过广告代言，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品牌高达2/3。
房祖名更不用说，身为巨星成龙的儿子，本身就是富二代，还代言了德芙巧克力、可口可乐、爱华仕箱包等6家大企业。“他们生活都太顺了，许多东西得到太容易。”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在台湾，明星吸毒之后只要开个媒体发布会，当众痛悔公开道歉，就可以继续捞钱。大陆也如此，只要稍待时日，就可晚会照唱、电视照上。比如李代沫吸毒，“粉丝”不是谴责而是心疼，心疼他能不能忍受监狱之苦，心疼为什么偏偏抓他。
跟粉丝们的宽容和健忘相伴的，是一些明星对吸毒的无所谓态度。上个月，宁财神在某歌手新专辑发布会上，公然称“吸毒完全不后悔”，而且反问记者：“这个有什么后悔的？”继而大谈“人生总是要有各种各样的经历”，这与在监狱时的认真忏悔判若两人。
演员高虎吸毒被抓之后，某门户网站曾发起一项“高虎吸毒被抓你怎么看”的调查，结果显示，有65.6%的网友表示“不稀奇”，17.8%的网民认为“无所谓”，无论是因为“司空见惯”还是“漠不关心”，对于前赴后继跳进吸毒火坑的明星们，公众的态度显得麻木。这样的态度若是出现在心智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群体中，令人担忧。
对社会有示范效应的明星吸毒，是否应该格外严惩？从法律角度，应该人人平等，不管其是内地还是港台的。但与此同时，明星也理应承受道德惩罚，行业内要有“禁用吸毒艺人”的自律，媒体和公益机构也应拒绝吸毒艺人的作品。
结语吸毒现象在中国可谓“历史悠久”，我们在审视这一现象的同时，已经不仅仅需要将它作为一种简单的犯罪行为来对待，毒品在历朝历代权贵阶层及知识分子中的盛行，似乎更能显示人类在面对致幻药物时的软弱与无能。禁毒一事，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话题，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欲望，有欲望并不可怕，只是当你放纵它时，就成了罪恶。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尼尔？波兹曼）。这句话放在热衷于吸毒追求快感的人身上，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