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俗 佛教入世不等于庸俗化
对于中国来说，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刻的宗教无疑是佛教。今天，越来越多的佛寺和僧尼，以世俗，甚至恶俗的方式，走进公众的视野之中。当本应清静无为的出家之人，越来越频繁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唇齿间的谈资时，俗世之人不禁要怀疑，中国的佛教还是给予人们心灵抚慰和灵魂关照的宗教吗？
在很多人的眼中，佛教应该与世俗无关，既然僧尼们号称“出家人”，那么，他们就理所应当是一群看破红尘、四大皆空、清心寡欲之徒;理所应当遁匿进深山之中，不问世事，潜心苦修。实际上，个人修行固然是出世的，但宗教的发展和推广历来离不开世俗的社会。历史上，佛教在中国的每一次大发展都是获得了政治力量，特别是皇权的支持和推动。
东汉时期，正是汉明帝修筑白马寺，迎接天竺高僧到洛阳译经，佛教才以官方的方式正式得以传播;与东晋隔江对峙的前秦大帝苻坚组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让长安成为了全国的佛教中心;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和南梁都曾将佛教立为国教，让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公元644年，已经离开故国十九年之久的法师玄奘，经历五万余里九死一生的西行求法之路，终于踏上归国之旅，来到了玉门关外的于阗国。尽管归心似箭，但玄奘却停了下来。
在于阗，玄奘给唐太宗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托人带往长安。在信中，他对自己十九年前未得太宗许可便擅自出关西行进行了深刻的惭愧，并将自己西行求法的全部功劳归于太宗皇帝。
经历了十九年的生死磨难，如今的玄奘再也不是当年西出玉门关一心只有佛法和理想的毛头小伙子了。他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朝廷，没有权力的支持，自己的求法之路和未来的弘法之旅都将寸步难行。所幸，唐太宗没有丝毫怪责玄奘之意，而是遣使者将他迎回长安。
唐初的佛教经历了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大发展和大繁荣，但因为典籍的缺失和翻译过程中的曲解，对于佛法和佛理的争论非常激烈。这可谓是个佛法混乱的时代，玄奘西行求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玄奘归来，带着657部佛经，更带着自己满腔的弘法之志。他要将这些佛教经典翻译成汉文。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甚至几个人能完成的工作，他需要组建一个庞大的译经队伍，将全国所有的翻译人才、佛教人才都纳入自己麾下。这就需要国家的支持，皇帝的支持。
然而，唐太宗对佛教本身毫无兴趣。这个有着雄心壮志的皇帝，一心一意渴望恢复西域丝绸之路的秩序。所以，他热情召见玄奘的目的很明确，他需要知道玄奘所知道的一切关于西方世界的信息。回到长安后的玄奘觐见了皇帝。为了能得到唐太宗的支持，玄奘答应为太宗写一部自己十九年游走西域所见所闻的书，这就是后来着名的《大唐西域记》。
玄奘通过努力，成功地游说唐太宗以国家之力支持他的译经工作。此后，玄奘一直都与大唐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后来，在唐高宗时期，又在皇帝的支持下，大慈恩寺营建了着名的大雁塔，用来保存玄奘取自印度的经卷和佛像。奉老子为祖先的李唐皇室以道教为国教，所以，唐王朝一直有着“先道后佛”的律法。玄奘便利用自己与皇室的关系恳求唐高宗废除此法，一心为佛教徒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正是因为玄奘进行了积极的社会活动，争取到了大唐皇室的支持，玄奘及其弟子才能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对佛教在整个中国，乃至于朝鲜、日本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不仅仅是一个大德高僧，也是一个颇有建树的社会活动家。
也许，有人会因此得出结论，宗教的发展既然离不开社会，那么，就应该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如果，现实社会以市场为主导，寺院和僧侣就应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于是，寺院上市，高僧更名CEO也就无可厚非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聚敛更多的财富，从而得到更多的信众。果真如此吗？
中国的历史上，玄奘之外，还有两位僧人非常有名，对佛教的发展同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个是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一个是大唐开元天宝时期的高僧鉴真。
法显在玄奘西行之前两百年，便已经克服千难万险西行求法了。但法显西行所求之法与玄奘不同，他要寻求的是佛教戒律。
戒律，是指佛祖释迦牟尼针对僧团集体所制定的纪律规定。它是约束僧侣的行为准则。
法显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南北割据，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由于佛教的兴盛，僧侣数量众多，却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的清规戒律来规范他们的行为。这些数以万计的僧众甚至被割据政权利用，裹挟进战乱之中，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和伤害。所以，法显西行，要寻求的就是印度佛教的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
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日本圣武天皇天平年间。这个时候的日本虽然佛法兴隆，但佛教界没有一位具备三师七证可以授戒的高僧，又因大批流民混入佛教界，使得佛俗混乱，纲纪大坠。于是，日本佛教界求助于大唐高僧鉴真，希望他能东渡弘法传戒。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东渡日本难如登天、百无一至。时年已是五十五岁的鉴真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日本留学僧的邀请，并在未来的十一年中六度渡海，终于成功抵达日本。
从法显到鉴真，我们看到的是戒律对佛教发展和僧尼信徒的重要性。
戒律为何如此重要？通俗地说，佛教的戒律就是俗世社会中的法律。今天的我们都知道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将所有人一切的言行纳入法律的准绳之中，是我们构建和谐、文明社会体系的先决条件。
作为宗教团体，很难想象没有严格的戒律、整肃的仪轨，袈裟僧袍之下的僧侣将如何与世俗之人区别。更加难以想象的是，没有清规戒律作为行为准则的僧侣，如何能一心向佛，将口中的佛经念成世俗之人心中的慰藉。
也许，要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之下弘扬佛法，让更多的人接纳和信仰佛教文化，我们的确需要玄奘那样有着卓越社交活动能力的高僧。但是，历史中最真实的玄奘是以出世之心做着入世之事，唐太宗和唐高宗多次要求他弃缁还俗，共谋朝政，一心向佛的玄奘都予以拒绝。尽管得到皇帝器重、信众景仰，玄奘依旧是个志行明敏、仪轨整肃、恪守一切的清规戒律的僧人，绝对没有道德品质的瑕疵和私生活的绯闻供人闲谈。
再举一个现实社会中佛教入世弘法的典型例子吧。
慈济功德会是台湾的一个佛教慈善团体，如今已经发展为一家横跨社会服务、医疗、媒体、教育、环保等多个领域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其创始人证严法师推行的是“人间佛教”，以“慈悲为怀，济世救人”为宗旨。慈济不仅有自己的医院，开办了自己的学校，还有自己的包括月刊、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媒体。在每一个大灾难面前，都有慈济人活跃的身影。
慈济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之下发展最好、最成功，且最接近大乘佛教教义的佛教团体，今天的我们也许还无法评说。但可以明确的是，慈济的入世之举是非常成功的，号召了一大批信众，以慈悲为怀，四处济世救人。
需要说明的是，慈济的创始人证严法师没有为自己标注任何世俗的标签。她不是CEO，也不享受副省级待遇，她只是被自己的会众尊称为证严上人，或者被尊为台湾的特蕾莎修女。
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也许，这才是佛教顺应社会发展的根本“戒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