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中国传统书文化何去何从

　　我对藏书楼情有独钟，凡遇相关资料，必欲先睹为快。对一些着名藏书楼，套用一句古语，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近闻常熟铁琴铜剑楼已花巨资修缮一新，欣喜之余，油然忆起很早就知悉的千古佳话，关于这座藏书楼五代收藏善本，终归国家所有的隽永故事。

　　常熟自古文风淳厚，私家藏书冠称海内。在国内知名的藏书楼就有赵用贤脉望馆、钱谦益绛云楼、毛晋汲古阁、钱曾述古堂等。而铁琴铜剑楼在这些藏书楼中，无疑是最为着名和出色的一家。其创始人瞿绍基，是前清不得志的小官，后辞归做了乡绅。他嗜书如命，广购善本，十年聚书十多万卷，遂专为筑室庋藏，书楼初名“恬裕斋”。到了儿子瞿镛时代，喜好乃似其父，可谓子承父业，他不惜重金购藏别家书楼散出之精本，仅宋元版本就达三百余种，使更名后的铁琴铜剑楼与山东海源楼，浙江八千卷楼、皕宋楼一起，并列晚清四大藏书楼。瞿氏到第三代瞿秉清、瞿秉渊昆仲时，战乱频乃，私家藏书楼屡屡毁于一旦。兄弟俩千辛万苦将藏书迁徙多处，分而藏之，得于幸存十之七八，可谓功不可没。瞿氏第四代传人瞿启甲，一改秘籍不示于人的传统陋习，广为刊刻和影印古籍，使之家弦户诵，服务社会。他还留下遗嘱：“书勿散，不能守，则归之公。”寥寥数语，彰显了古代藏书家化私为公的文化情操。遵循他的遗愿，其儿子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悉数将宋元明清各代古籍善本捐献国家藏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先生为之感慨道：“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中最完整的宝库。”

　　由这一典型的藏书故事，我想到京城的韦力先生。他是国内巡访、研究藏书楼下力最勤、成果最大的一位藏书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历二十余年，遍访国内大小藏书楼不下百余座。披星戴月，殚精竭虑，奔走于大江南北，“其中之甘苦难于尽述，然却保留下大量资料及照片”。从十多年前出版的《书楼寻踪》，到正在撰述的皇皇三大卷本记述中国私家藏书楼寻访的专着《落日楼头》，细分缕析藏书楼的渊源历史，积累下珍贵的藏书文化。不少藏书楼，真的藏在穷乡僻壤间，经韦力先生的发掘，遂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得以妥善保护。每获此类信息，是韦力最感欣慰之时。可见功不负人，功德无量。他践行着自己所言：“用行动来做实证，提醒人们注意到藏书楼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价值”。

　　星移斗转，世事更替。时代列车无情地飞速疾驰，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步伐加快，藏书楼已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年轻一代读者，对藏书楼已无多少形象感觉，只是从字面上获得些许肤浅认知。那么，对于存世几百年的藏书楼，以及绵延几千年的中国书文化，如何在当下得到传承和弘扬，将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

　　首先，藏书楼是中国文化遗产，是应该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近年来，经过有识之士的大力呼吁，已成为各级主管部门的共识。大家逐渐明白，这是我们老祖宗留给后人的宝贝，是文化前贤苦心经营的传播书文化的主要场所，不但要禁止任何野蛮无知的拆除、损毁，而且应列入保护名录，竖碑明示，加以妥善保护。有的作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列入省级甚至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等于说，从法律层面上，给藏书楼增加了一道“保护神”。有的地方，如宁波天一阁、南浔嘉业堂等藏书楼，不仅得到善护，还扩大地盘，配置绿花，加固围墙，形成一个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重要人文景观。

　　其次，作为传统意义上的藏书楼，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当更好发挥对于书文化的承继、传导的重要作用。过去的藏书楼，顾名思义是藏书处所，这些藏书楼确实为子孙后代保存了大批珍贵的文献典籍，如果没有民间藏书家的大批私人珍藏，古籍善本就难以留存到今日。所以说，藏书是藏书楼的主要功能。但是，它还有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作为藏书家及文人学者校勘书籍、读书研究的主要场所。为了使藏书内容准确，没有舛误，他们将多种刊本进行比对，通过勘订，改正原书中的错处，以免以讹传讹。不少藏书家也是功力深厚的校勘家、目录版本学家。对于一些珍稀孤本，还进行刊刻影印，化一为百为千，让天下更多人得益于此。由收藏保护，到研究流布，这就体现出古代藏书楼的两大主要功能。

　　然而，从晚清到民国，由于西学东渐，公共图书馆的兴办，加上连年战火不断，私家藏书楼已日见式微，走完了它的历史步履。更因为建国后公共图书馆的一统天下，进行图书资源的集中管控，几乎压尽了藏书楼的生存空间。稍大规模的藏书楼，多是“人去楼空书散”，无甚名气的藏书楼，则随意一拆了之，夷为平地而不复再现也。

　　随着近年国家对文化事业支持力度的加强，以及旅游市场的兴旺，一些保存相对完好的藏书楼，经地方政府的扶植，打造成当地的旅游景点。这当然也发挥了现有藏书楼的宣传作用，让人们亲眼目睹藏书楼建筑之美，了解其历史演变和曾经的沧桑。但是，作为文化底蕴丰厚的藏书楼，总不应满足于如此走马观花式的“到此一游”吧。借助藏书楼这一重要载体，多管齐下，可以有很多措施来加强书文化的传播。在服务读者方面，形成与图书馆、博物馆等错位、互补的格局。比如，可以利用藏书楼的建筑特色，举办书院式的读书分享会。在文创产品的设计上，可以利用古籍碑版的特定内涵，为有特殊需求的读者群，定制古色古香的书籍。也可以充分运用园内的空间，以及周边的廊房，开展古旧书的交易、品鉴等活动。对此，上海的文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

　　文庙在上海，过去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供莘莘学子读书的地方。现在，利用其建筑特色和功能，已成为一个园林式的旅游景点。它的内景池沼流水、花木扶疏，有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尊经阁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地方政府为续接文庙书香，开创性地举办“周日旧书交易集市”，三十余年来，持续强化管理，不但游客兴趣盎然，全国各地的爱书人，都近悦远来，不亦乐乎。这大大提升了文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就如同巴黎的塞纳河畔，一个挨着一个的绿色大箱子，组成一长串的旧书摊，不失为城市的一道文化风景线。

　　由此稍作展开，当“全民阅读”成为国家层面的一种战略时，关于传统书文化的建设，会引起相关方面的更多关注与思考。近年来，一些实体书店的关张或转型，都被视作一种文化现象屡屡提起并引发热议。这里有着深层次的问题与症结。建设书香社会，其实质就是打造一条完善的“阅读链”。它关联到书的源头，即编辑出版印刷等生产单位，包括书的存量(古旧书)与增量(新版书);书的流通及贸易(网售和拍卖也是值得探讨的另一问题)过程，以及书的阅读、交流及成果分享等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梗阻”，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书店的书卖不出去了，一种表象的后面，却有多种内在因素，它会连累上端，也会影响下端。于是，书店为吸引顾客，增加销量，使尽浑身解数，软硬兼施，软的方面如组织会员制的读者群，举办讲座、签名售书。硬的方面如豪华装修，增加咖啡饮料、水果点心，加上文化用品的销售，儿童玩耍的园地等等。说好听一点，是创新转型，但其实已远离书店的本义。有位书店老板倒出一肚子的苦衷：这是逼上梁山，无法之法。如果有足够的图书销量，我的店面何苦只留三分之一的地方放书呢！

　　书店姓书，天经地义。它是把读者吸引到纸质书阅读上来的载体，而书店式微，成了当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就是要让卖书人的需求，买书人的需求，读书人以及用书人的需求，都各得其所，然后才能谈及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

　　沪上有家老牌旧书店“新文化服务社”，早期掌门人吴青云老先生有一个“生意经”，谓曰“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我很赞同这种辩证而实用的经营理念。我更希望，这应成为书籍主管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现实状况是，书与读者，成了一对矛盾，一种脱节。卖方市场叫屈，连出版社普通编辑都在抱怨：不是不愿增加品种与印量，实在是卖不动。买方市场也在喊冤：不是不愿买书，书价不断上涨，好书不知何处去寻。可见，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

　　于是，每年一次的“上海书展”，成了供需见面的赶集日子。以致书展人满为患，不堪重负。一次书展，不能解决“为书找读者，为读者找书”的全部问题。各级政府要搭建多种平台，举办类似“文庙旧书交易日”、“思南周六图书展”等等古旧书、新版书的集市。或效仿国外的“跳蚤市场”，使地摊文化成为一种特色街景，定路段、定时间段，在确保交通、环卫的前提下，允许经营。一味取缔其实很容易，但书摊毕竟不能等同于马路菜市。关键是要变堵为疏，管理到位。

　　在第二十一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各方应努力营造浓浓的阅读氛围，使中国传统的书文化薪火相承，渊源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