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史 看古人是如何应对大洪灾的？

　　今年入夏以来，从南到北各地水灾多发，抗洪救灾成为舆论热点。中国自古多灾，古人认为，水患灾害是“水不润下”现象。何谓“水不润下”？《汉书·五行志上》称：“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古代不仅设置有专门的“水官”，如“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等，而且对抗洪救灾不力、隐瞒灾情的行为，都有相应的惩处和问责办法，北宋初年甚至有官员因未及时上报灾情而被处死和免职……古代如何奏报汛情？

　　设置“报汛驿站”

　　报讯分为“羊报”“马报”“狗报”“步报”

　　汛情，是汛期洪水自始涨到回落期间的情况统计，向上级反映汛情，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至迟在先秦时，已形成了“报汛制度”。

　　1975年从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中，记载有秦国的规定：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报告降雨量，即所谓“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此后，历朝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制度。有的朝代要求地方政府从立春便开始报汛，如东汉，《后汉书·礼仪志·请雨》记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水患多发时期之一，朝廷规定，在整个汛期，地方主政官员、主管官员必须坚守岗位，随时报汛。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责任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

　　金元时期，北方水灾多发，北京及其周边河北、天津等地的防洪压力增大，金朝廷则从制度上给抗洪救灾提供保证。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金章宗完颜璟主持修订的《泰和律令》颁行，其中的《河防令》规定，每年阴历六月一日至八月终，为大江大河“涨水月”，沿河各州县官员必须轮流守防，参加并指挥汛期河务事宜，随时奏报水情、险情。

　　明清时，报汛制度已十分完备。据明万恭《治水筌蹄》，“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者（主管官员）必先知之。”

　　古代官府还设置有报汛驿站，报汛又叫“水报”，与战时的“兵报”一样重要。根据汛情的发展情况，古人会采取“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段。所谓“羊报”，最初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陆续投掷报汛；“马报”则是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狗报”是由训练有素的狗来代替人传递汛情；“步报”则是人工步行传递汛情。

　　出现汛情，除了奏报上级和朝廷，还要及时告知灾区民众，在没有现代通讯设施的古代，有哪些可行的手段？明朝着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总结出的一套方法是：如果出现险情，要立即悬旗、挂灯、敲锣，发出紧急抢救信号，提醒抢修，安排群众转移。

　　古人认为，水患灾害是“水不润下”现象。《汉书·五行志上》称：“雾水暴出，百川逆溢，坏乡邑，溺人民，及淫雨伤稼穑，是为水不润下。”为什么会发生“水不润下”这类水患灾害？古人也有一番解释：“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政令逆时，则水失其性。”这种观点显然包含有严重的封建迷信成分，但古代君王多信以为真，如唐文宗李昂在《赈救诸道水灾德音》中便称：“仁未及物，诚不动天，阴阳失和，水潦为败……”。

　　古代如何惩治瞒报灾情官员？

　　《宋史》记载：“官守不时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弃市，知州杜审肇坐免”

　　为了充分、全面地掌握灾情，朝廷还设置有专门的“水官”，“司空”、“都水监”、“水部郎中”、“河道总督”等，都是古代专职防洪官员。朝廷在强调及时上报汛情的同时，还要求专职水官和地方官员及时奏报灾情，并形成一套相应的灾情奏报制度。

　　战国时，秦国的《田律》在要求及时报告汛情的同时，还规定：“旱及暴风雨、水潦、螽、群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秦国对上报路径和时间也立有规矩：距离近的县，由走得快的人专送报告，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即所谓，“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

　　现在史书上记载的许多珍贵的水灾资料，都是当年官员奏报留下的。《汉书·五行志上》中，便记载有多次大水灾：公元前185年汉中、南郡发大水，淹了4000多家；公元前184年秋，河南大水，伊水、洛水淹没了1600余家，同年汝水泛滥，淹了800多家。最严重的是吕雉主政的最后一年，即公元前180年夏季，汉中、南郡再发大水，淹没6000多家，同年南阳沔水闹洪灾，淹了10000多家……灾情奏报，历朝都有严格要求。如宋《农田水利约束》、金《河防令》中，都有奏报办法。但由于灾情影响考核，往往与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挂钩，谎报灾情、瞒报死亡人数、虚报受灾范围的情况在古代不时会发生，有的时期甚至非常严重，以至于影响救灾进度和效果。

　　那么，如果违反奏报制度，当报不报，不及时报、瞒报、谎报等，结果会如何？洪水无情，人命关天，朝廷一般会选择从重处罚。如北宋开宝四年（公元971年），黄河在澶渊段决口，淹没数个州县，主政官没有及时上报。宋太祖赵匡胤接到举报后，将分管官员斩首弃市，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把手撤职查办。此事见于《宋史·河渠志一》：“官守不时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弃市，知州杜审肇坐免。”

　　可以说，在历朝抗洪救灾工作中，都有官员因为不作为，或擅自动用抗洪物资而丢官丢命的。中国抗洪史上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鲧，便因擅自动用抗洪物资“息壤”而被处死。《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

　　《山海经》所记的“息壤”，是一种可以自我生长的所谓神土，能堵塞洪水，其实就是今天的沙袋一类物资，但因为没有帝王下令，便动用息壤去堵塞洪水，结果丢了命。这在今天看来属于情有可原，但在当时就是死罪，可见古人对抗洪工作的重视。

　　古代大水患后如何救助？

　　《明史·河渠志》记载：朱元璋曾诏令“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

　　由上述可见，古代官府对抗洪救灾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不容许不作为、乱作为。除了积极防灾外，在灾后，官府还要积极安抚灾民、做好善后工作。具体做法一般来说是，开仓赈灾，减免租税，帮助灾民重建家园。据《明史·河渠志一》，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黄河开封段东月堤决口，大面积受灾，明太祖朱元璋便“遣官塞河，蠲被灾租税”。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今安徽南部多地发生水灾，明英宗朱祁镇要求：“将预备仓粮量给赈济，加意抚绥，毋令失所。”

　　但在事实上，古代的抗洪救灾工作很多时候并不到位。明谢肇淛《五杂俎·地部二》中，有一则水灾记录，记录了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建安（今福建省建瓯市）山洪暴发的惨状。当时，建溪水位涨了一丈多高，虽然关起城门，但洪水很快漫过城墙，淹死了数万人。

　　后来，福州也被淹了。当时是“白浪连天，建溪浮尸体，蔽江而下”，可见灾情之重之惨。但令谢肇淛气愤的是，不仅官府没能积极救灾，当地的富人还借水灾发财，“拾浮木无数以盖别业。”

　　清诸畮香《明斋小识》中也记录了这么一则水灾故事：有一年，大雨将农田都淹了，灾民遂一起来到县衙，希望县令能把灾情上报，争取赈济。结果县令不作为，竟对灾民说：“雨今开霁，未见有水，何必乃尔？”

　　灾民听了非常气愤，要求县令去实地查验，大家用轿子将县令抬到城东门外，四周全是洪水，望不到边。接着，灾民又将县令抬到数里外，然后将轿子丢下，全都走了。一直到傍晚，县衙差役撑着竹排来，县令才得救。这则故事，诸畮香是当笑话来写的，但反映出了古代灾民对地方官员不作为的失望和强烈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