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伟：网络文学的文学史书写

摘要：网络文学能否入史与如何入史，在学术界存在争议。传统文学史家与激进的网络文学研究者，都对此持有否定态度。而网络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之中，也形成了“视野融合”下的新的文学史观念。笔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属于新媒介影响下的通俗类型文学，即“新类型文学”，它应该被放置于“新世纪文学”的时间维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归属之下，进行分析和讨论，而它在“中国经验”与“媒介先锋”之间的二重性，是其文学史实践的关注点。

关键词：网络文学；文学史；当代文学；学科归属；中国经验

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网络文学已从一个“文学事件”变成了“文学现象”，进而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潮流”。网络文学的研究，已从最初的忽视与遮蔽，渐渐变成了研究新热点。很多学科不断介入，文艺学、传播学、比较文学、文化产业学、现当代文学等诸多学科，都从各自角度介入网络文学研究，形成了“多元争鸣”的研究现状。然而，一方面，由于网络文学是基于新媒介传播产生的新文艺，传统的任何一个学科，已很难从单一学科知识背景出发，形成真正“有效”的阐释。其研究方法，必然要求多学科的融合；另一方面，我们对于网络文学的学科定位和文学史定位，也产生了诸多混乱，很难形成真正统合。这种情况下，“网络文学入史”也就凸显了它的复杂性和难度。

一

网络文学能否入史？如何写网络文学史？网络文学研究已出现历史化倾向，并出现了文学史写作，以及将之纳入文学史规划的努力。研究成果来看，欧阳友权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是目前网络文学史书写的成功尝试：“文学史的意义上，该著是对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发展的系统总结，对网络文学的历史地位、贡献及其问题、局限做了概括与研判，初步形成了中国网络文学史的概貌，而且该著还对中国网络文学的理论评论进行了专门的概述，形成了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的雏形，这显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1］如果仔细研读，会发现该著作的特点在于，立足大数据，以史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细致勾勒中国网络文学演变脉络，概览全民写作时代兴起、文学网站平台、网络作家阵容、网络文学作品、网络文学产业经营、网络文学阅读、网络文学理论批评、女性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等不同分支的发展历程。

可以明显看到，欧阳友权的文学史书写思路，与传统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不同。它有非常强的媒介性和理论性，不是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也不是以“文学思想史”“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为经纬，而是立足于“媒介变革”，并非常强调理论和读者接受，网络文学平台媒介和产业经营的作用被凸显。这表明了网络文学形态本身变化对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冲击；另一个角度而言，其对媒介传播、读者接受、边缘文学史群体（女性与少数民族）的重视，也并非“天外来客”，而是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史书写的诸多关注热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这些年已产生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例如，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然而，欧阳友权的这本书，依然有强烈的“网络时代风格”，即它是建立在研究方法综合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学科交叉融合基础上的。因此，这本网络文学史，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现代文学史，也与通俗文学史写作大异其趣。其传统的“作品作家论”地位下降，表现在“融合视野”内，则是“专门史”地位上升，与传统文学史写作的沟通性，则显得仍然有待探索。

当然，回归传统文学史工作，立足作家作品经典化的尝试，也有很多成功案例。比如中南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研究团队历年推出的《中国网络文学年鉴》《中国网络文学双年选》和《中国网络文学理论评论年选》等资料准备。比如邵燕君的《网络文学经典解读》《创始者说：网络文学网站创始人访谈录》等著作，从网络文学资料整理、经典化筛选等方面，做了扎实有效工作。单晓曦的《入圈：网络文学名作细评》《网络文学的合作式批评》等专著，探索利用传统细读方法，研究网络文学可能性，其他诸如陈定家、桫椤、王祥、李玮、吴长青等学者，也做了大量文学史基础工作。

二十年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网络文学产生了巨量的作品和作家，仅2021年，全国45家主要网络文学网站全年新增作品250多万部，存量作品超过3000万部，新增注册作者150多万人，新增签约作者13万人［2］。其中每年活跃的作者，大概有70多万。网络文学也形成产业化规模，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与海外的影响力，也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发展。2020年网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增速为145%，海外市场规模达11.3亿，用户规模增速160.4%，达8316.1万人［3］。网络文学也产生了很多具有一定“共识性”的经典化作品——尽管这种“共识”并非精英文化圈的共识，还主要是产生在网络文学的作者读者圈。由此，我们看到，经过二十多年发展，网络文学已具备文学史写作的基础，也已出现了自身经典化的文学史逻辑诉求。网络文学形成文学史，抑或说网络文学入史，也标志着网络文学走出纷乱的文学批评现场，最终会在史学领域经历经典化提升。

这个过程之中，也有着不同声音，也形成了对“网络文学入史”的质疑。这种质疑声音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某些传统文学史研究者，他们坚持精英文学的文学史标准，网络文学良莠不齐，且大多是通俗类型文学，并不具备进入文学史的资格。这种反对的声音，主要是在相对保守的精英文学圈，声音虽不大，但影响深远；二是在网络文学研究内部，也存在着反对网络文学入史的声音。这种激进化研究思路，受到科技与后现代思维影响，它更强调网络文学本身断裂性与自足性，更愿意将网络文学科技化、符号化与游戏化。这种激进的网络文学研究思路，试图将网络文学变成“事件”，进而将之永久的现场化与理论现象化，更热衷于讨论游戏文本与网络文本的互文性，凸显媒介性与产业性的独一无二性。它拒绝经典化，拒绝网络文学的有效学科归属，拒绝进入现有文学史研究框架。这种网络文学认识论，有着取消文学性，以科技属性替代文学属性的潜在危险。

二

那么，网络文学究竟该以何等面目入史呢？它的文学史定位又在哪里？这也是我们讨论网络文学入史的关键性问题之一。问题复杂在于，一方面，网络文学有特殊主体所指，即在新世纪初出现的，由文化产业与网络新媒介技术结合，利用通俗文学传统，形成的“新类型文学”；另一方面，网络对文学的改变又是决定性的。它不仅影响了类型文学的发展，也影响了文学的整体形态，既有多媒介融合的科技化文本形式，也有着后现代先锋化的网络短篇，甚至在当下语境之中，还出现了沟通现代文学传统的新现实主义文艺。这种错位交集的情况，也导致了网络文学入史问题的认知混乱。以下，我将从个人观点出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认识。

一是发展总态势来看，网络文学属于新媒介影响下的通俗类型文学，应予以新的命名，即为“新类型文学”。尽管，网络文学包含不同文学形态，但类型文学是“主流”，也是决定性因素。对于类型文学的考察，我们不能完全脱离通俗文学研究的固有模式，而应该将网络文学视为通俗类型文学在网络语境下的媒介转换式发展。例如，玄幻文学与还珠楼主等民国小说的联系等。网络最终对所有文学形态的改变，也应放在一个大的文学发展脉络之中去谈，才能彰显其有效性。一方面，我们要承认网络的媒介转型作用，承认网络对文学形态的巨大改变和特异性；另一方面，我们不能隔断网络语境下文学发展的前世与传承，满足于将之封闭化与自足化，不能因为媒介转换了，就将“网络”变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割裂了传承性的网络文学，最终会走入无法有效命名的尴尬。例如，同样是媒介转换，我们不能将文学生硬地分为“纸媒文学”与“竹简文学”两个截然对立的类别，而是要在总体文类发展的纵向联系，以及文类与社会变迁的横向联系之中，综合考量文学的发展。

二是就学科归属而言，网络文学应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下属三级学科，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写作，也相应将之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体制之内，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的文学史书写，有效地解答网络文学“当下性”等问题。我并不赞成将网络文学完全当成与现代文学的“断裂带”来看待，比如，将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全部划分为传统文学，将网络命名为“新文学”，这还是一种现代断裂思维，过于快速的内部定义和概念丛生，只会让网络文学陷入混乱。比如，有研究者将网络文学又分为“传统网文”与“二次元文学”。

如果将网络文学归属于文艺学或传播学，只会强调突出网络文学的某种特性，而不能全面认识网络文学发展和特征，尤其正确认识“网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网络文学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例如，近十年来，网络文学出现《大江东去》《浩荡》《大国重工》《神工》等系列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如果按照某些学者认知，这些所谓“网络现实主义作品”，只是某种政策性应景之作，或生硬的政治套用，然而，这些作品已表现出了强大的现实表征能力与影响力。其实网络现实主义文学，恰表现了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之下，体制力量应对新媒介的变法。其发展思路和文学形态，与十七年社会主义现实文学、主旋律文艺有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性。如果离开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的阐释，就很难讲清楚目前网络类型文学作品的来龙去脉。

三是就文学史分期而言，应将网络文学视为“新世纪文学”书写范畴。如韦勒克所言：“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一个时期不是一个类型或种类，而是一个以埋藏于历史过程中并且不能从这个过程中移出的规范体系所界定的一个时间上的横断面。”［4］从物理时间上看，中国网络文学的出现，主要是在新世纪之后这个时间横截面上。网络文学形成主体性标准，进而形成玄幻、穿越、悬疑、竞技等诸多类型范式，既反映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时空观念的变革，与新世纪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密不可分，也反映了网络文学对通俗文学、现代文学的吸收借鉴。［5］例如，网络文学的“超级长度”类型叙事法，“自我实现”的内在诉求，传统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对接。也是在新世纪文学“雅俗互动”的维度下，我们才能看清楚当代文学基本格局的变化，即从上世纪末精英文学、主旋律文艺与大众通俗文学的三元格局，变为新世纪的精英文学、新时代文艺与网络文学的三元格局。

三

文学史的写作，存在“文学”与“历史”的内部张力，是以文学自身规律，与社会历史的变迁规律，形成某种深层次的嵌套性。没有任何文学，会脱离于社会生活实践，也没有一种文学，是社会实践的简单直观的反映。无论作为现象的网络文学，还是作为“新文类”的网络文学，其历史化视野，从长远目光来看，都是一个必然结果。因此，编写网络文学史，进而将网络文学放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书写范畴内，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这项工作，无疑也对总结网络文学中国经验，分析中国网络文学在传统与先锋之间的二重性，有着重要意义。正如黎杨全总结中国网络文学所指出：“中国经验基于双重视野：相对印刷文学而言，它是“网络文学”的经验（先锋性）；相对西方电子文学而言，它是网络文学的“中国”经验。网络文学的中国经验也许不是某种单一理论能囊括的，而是复数的。”［6］中国网络文学，既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后现代电子文学，也与传统文学形态有着差异。它在类型化方向的实践，既撬动了印刷文学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新网络时代生产独特体验，也受到中国文化现实语境的规训和制约，并发展出相应的叙事形式。这种制约性，也更体现在它与传统的链接和对应上。而要体现出这种联系性和差异性，就必须将之放置到现有的文学史的描述脉络之中。

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必然要有一个接受文学标准检验问题，也是如何将网络文学与当下公认文学史标准对接的问题。如何将网络文学纳入现有文学史框架，介入文学史研究的现有问题与方法，在“特殊性”与“个体性”基础上，形成文学研究的沟通，促进中国网络文学经典化进程。这个过程中，必须确定网络文学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作品的数量太大，作家的队伍太过庞大，而相应的网络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力量薄弱，是问题的难点之一。第二个问题在于，如何沟通纸媒意义的经典与网络媒介下的经典。我的基本看法是，网络文学发展史曾有过重大影响的作品，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具有鲜明网生性特质的作品，沟通纸媒经验与网生经验的优秀作品，都应放在经典序列中予以重视。

例如，《第一次亲密接触》是早期论坛时代重要作品，直接引发网络书写体验热潮，应予以经典化；江南等集体创作的《九州》系列玄幻作品，既联系罗森等港台早期网络作品的经验，又上承民国玄幻书写经验，下启网络玄幻风潮，具有文学史意义；《鬼吹灯》《盗墓笔记》是盗墓悬疑类网络经典开山之作，改编成影视后，产生了广泛影响，应予以重视；《凡人修仙传》既是中国本土网络玄幻类型集大成之作，开创诸多叙事模式，也鲜明表现出中国网生体验，应予以文学史经典化研究。类似网生性强，又具类型经典意义作品，还包括天瑞说符的《死在火星上》这样有创意的网络科幻作品，烟雨江南的《狩魔笔记》这类经典网络废土文学。其实最具争议的，应是“沟通纸媒经验与网生经验”的优秀作品。一方面，这些具有纸媒与网生双重经验意义的优秀作品，往往不能得到传统经典文学与网生文学的承认。在比较激进的网文研究者眼中，经典话题本身就应被消解，而这种具有双重性质的作品，本身就不够具有网生性，比如，天使奥斯卡的《宋时归》，榴弹怕水的《绍宋》，酒徒的《家园》等网络历史小说，往往既有穿越等网络虚拟体验，又具有传统历史小说的情节性和人物塑造法，甚至在“说书人”的口传文学特点之上，发展出了“全高潮叙事法”等具有浸入性网络体验特质的叙事法则。又比如，鲁班尺的《青囊尸衣》，既符合盗墓小说的类型设定，又有着追求个性解放，反思权力禁锢等精英文学诉求，并在网络文学的民间性上，有着很强的代表性。

另外，将网络文学作品很好“嵌入”当代新世纪文学史脉络中，必须具有说服力的结合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网络文学史与当代文学史的整合。比如，将网络文学整体归入通俗类型文艺在新时代的崛起。而在具体亚类型分析时，要注意其具体特征与时代文学主流的关系，例如，网络现实主义文学与主流话语的关系，网络先锋性作品与后现代文学的关系等。当然，“网络文学入史”还在尝试过程之中，不同观点和方法的碰撞，也会产生诸多分歧，这都有待于更多学者，提出新的理解。

【注释】

［1］何弘：《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序》，欧阳友权《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2］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2021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文艺报》，2022年8月22日。

［3］《网络文学创新“出海”模式》，《人民网》，2021年10月21日。

［4］［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6—307页。

［5］房伟：《时空拓展、功能转换与媒介变革——中国网络小说的“长度”问题研究》，《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6］黎杨全：《网络文学、本土经验与新媒介文论中国话语的建构》，《文学评论》，202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