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 ：网络文学与“90 年代”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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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一些学者就中国网络文学的源起问题展开了比较热闹的讨论。这些讨论构成笔者思考网络文学与“90年代”关系问题的主要背景与动力。中国网文源起何时？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看法：一是欧阳友权提出的“网生起源说”，他从“网络文学是基于互联网这一媒介载体而‘创生’于网络的新型文学”这一概念出发，把起点锚定在1991年《华夏文摘》在北美的创刊；1二是以吉云飞为代表的“重要作品起源说”，将罗森的《风姿物语》（首发于1997年）视为开山之作；2三是马季的“重要现象起源说”，认为起点应设在产生了第一个创作高潮的1998年，《第一次亲密接触》的发表与流行则是其标志性事件；3四是邵燕君等人所主张的“论坛起源说”，即要从1996年成立的“金庸客栈”算起，因为“金庸客栈”具备了基于UGC（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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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的粉丝经济模式以及“以爽为本”的“爽文”模式的雏形，而这两点乃中国本土网文的主脉性质。4此外，还有许苗苗、黎杨全等学者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在当前语境下言说起点问题，实质上是在承认对象已经发展到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前提下对其性质与价值的再次评估与界定，尤其是想通过历史性回顾，清理出一条能够清楚解释中国本土网文何以会如此蔚为大观（即“成于本土”并“走向世界”）的内在发展脉络。纵观这些讨论，尽管意见分歧较大，但在致力于论证网文新颖性的态度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强调网文乃“网生文学”，“网络性”使得其与纸媒文学（无论精英文学还是通俗文学）之间的断裂明显大于延续。即便如邵燕君、吉云飞那样强调除“网络性”外还得综合其他因素为中国网文的主脉画像，但目的依然在描绘与分析何者为中国网文的“正统”及其“横空出世”之历史现场。而强调网生文学，也就不得不从构成其基本条件的技术基础与文学制度这两个层面来加以论证。

这自然是言说起点问题的应有之义，但在笔者看来，对于网文何以能成于中国本土这一问题视域而言，这两个层面还不能让人感到满足。必须承认，网文既有网络性，也是一种文学，要想更为全面地考察网文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本土的兴起，至少还应补充一些更偏向于文学内部的视角，其中很有必要的，是从90年代文学整体氛围中把握其接受语境。这无疑会更倾向于发掘网文与纸媒文学的延续性，但这也应是讨论起点问题不能被忽略的视角。更重要的是，从中可以捕捉到中国网文内在特点（如文学风格、人物塑造与叙事模式等）的历史根源，如果以2003年VIP阅读制度的形成为界将中国网文分前后两个主要阶段的话，那么这些特点却是始终贯穿的，也就意味着，它们同样内蕴在邵燕君等人所判定的中国网文主脉属性之中。而且，从网络文学出发，亦可以很好地理解“长90年代”的属性，也即它之于“新世纪文学”的源头意义与阶段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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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何以能在90年代文学语境之中生根发芽？这不仅是因为网络技术恰好在此时趋于成熟，或者新文学制度的萌芽在因缘际会下促进了网文的“野蛮生长”，还应考虑90年代文学环境对人们阅读期待、阅读趣味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90年代文学的铺垫，网文会不会在世纪之交这个节点兴起以及以何种面貌为大众所知，都是较难估计的。从此视角出发，笔者更看重如下问题：为什么“金庸客栈”会成为网络读者的第一个聚集地？为什么是《第一次亲密接触》而不是《风姿物语》更为大众所熟知并形成了人们对网文的第一印象？为什么宁财神、李寻欢与邢育森会继痞子蔡之后成为中国内地的“网络文学三驾马车”，为什么被视为文学与网络最亲密接触的“超文本型”“多媒体型”网文会逐渐小众化并最终几乎无人问津？等等。

从网文回看90年代，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大众文化的崛起与通俗文学的繁荣。武侠、言情、社会、官场等通俗小说类型开始拥有巨大的读者市场，更重要的是，通俗文学在文学等级序列中的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从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宣告将文艺当作游戏或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开始，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人民文学”，无论主张“革命文学”还是“纯文学”，以游戏与消遣为主旨的通俗文学就一直处于暧昧不明的状态，或多或少受到以文以载道、“感时忧国”为内在精神的主流文学/严肃文学的压制。但人们对通俗文学/文艺的需求却一直存在，这也是革命文艺不得不利用、改造民间通俗形式的原因之一。到了90年代，一方面通俗文艺的繁荣势不可挡，另一方面启蒙精神、精英文学失去了不证自明性，原有的主次格局被打破了，而渐渐形成了一个并峙的新局面。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在1994年的“重排大师”事件中金庸被选入20世纪小说大师行列，排在鲁迅、沈从文与巴金之后，位列第四。通俗文学地位提升的一个后果是它真正满足和释放了人们对通俗阅读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推动了通俗文学的繁荣，同时又进一步刺激与唤醒了人们对通俗文学的消费欲望。而互联网的出现，缓解了这种迫切感。在此意义上，“金庸客栈”能够于1996年出现绝非偶然，它既利用了互联网“压缩时空”的特点，通过快速上载黄易等港台通俗作家的最新作品聚拢了人气，也成为培养初代网络作家的孵化器。

但这种培养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尤其是长篇通俗小说作者的培养，更需要时间以及某种制度保障。因而，初代的中国本土网文作者所推出的作品基本只能被归为“泛大众”“泛通俗”范畴，还不具备纯正的能接榫通俗文学传统的形态。这种“泛通俗”作品的出现，自然是90年代文学转型的结果，可以被统一命名为“文学读物”。受市场经济的强势影响，不仅“纯文学”作家们纷纷从“形式实验”的探索中回撤，重新思考如何讲好一个能让读者沉浸其中的故事，而且那些直接以经济收益为追求的消费型文学作品也纷纷问世。二者合力催生出这种“文学读物”，其涵盖范围很广，从王朔的“顽主”系列小说到“布老虎丛书”，以及余秋雨、张中行的散文，都在其中。5无论这些作品的文学审美价值及思想含量如何，都具有变阅读为“悦读”乃至一种风尚的特点，加上高校扩招等因素带动的全面文化水平提升，自然受众颇广。

与文学市场化相伴随的，是文学的去精英化，那种感时忧国并多少带有一些悲剧英雄色彩的启蒙主体，以及在文体实验中突出强化个体化感觉和经验的先锋主体最终都淡出了。作品某种程度上回到了19世纪经典小说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读者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故事本身，而不是讲故事的人”6，而这些故事凸显的则是世俗个体。所谓“世俗”，说得更直白点，它最终指向的是欲望式体验，即与世俗幸福相关联的婚姻、家庭、财富和地位等。这为网文的出世奠定基础，而网文之所以未能在“超文本型”“多媒体型”等文体实验上绽放异彩，正可以在其中找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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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文学市场化还是去精英化，王朔都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王朔也是初代网文作者们某种意义上的精神导师。宁财神、李寻欢与邢育森等人写于1999年前后的作品，如《缘分的天空》《迷失在网络与现实之间的爱情》《活得像个人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相爱》等，都有点王朔式的玩世不恭与痞气，其中的纯情与放纵、自恋与失落以及真诚与戏谑，甚至用“废弃的官话”所营造的调侃味十足的语言，皆是肉眼可见的王朔风。当然也不排除对《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某种跟风，但是该作品能够在内地迅速流行，至少部分得益于由王朔等人营造的文学接受氛围。

从90年代看网文，王朔是重要的中介，经由王朔施加在网文上的深层影响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王朔文学中的痞气构成了网文最初的“爽感”来源。王朔曾说，“我最感兴趣的,我所关注的这个层次,就是流行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里,就有暴力,有色情,有这种调侃和这种无耻,我就把它们给弄出来了”7，本土网文最初展示于人的多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痞气”的生活方式，一方面指向了破坏与发泄的快感，另一方面则指向了某种超越世俗日常的优越感与精神自由状态，如蔡翔所说，“痞子”意味着“放荡不羁不拘细行的生活状态”以及“在一种‘至俗’的淤泥中证明自己‘不染’的天性”。8

第二，“痞”的优越感还来自这种自我矮化被理解为比一味鼓吹崇高更能体现人性的“自然”与“真诚”，因为后者很有可能会因言行不一而变得虚假与伪善，对社会造成的伤害更大。王朔认为，“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这也是他厌恶知识分子的缘由，因为“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9王朔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从不回避自己对名利以及“体面生活”的追求，应出于这一认识。它也构成了90年代轰击精英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主要武器。在80年代初“潘晓讨论”中躲躲闪闪的自我与自私，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合法性：既然市场和私有制被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10，那么所谓的“理性经济人”自然也是—或者说“更是”—符合人性的。这也意味着写作的某种去道德化，而这一特点在网文写作中得到了充分发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基本贯穿在本土网文发展的全过程之中。如在宁财神等人创作的故事中，无论纯情还是滥情、高尚还是堕落，主人公们都在刻意避免与道德挂钩，他们重体验而轻责任，兴之所至又随波逐流。之后的《悟空传》与《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也同样如此，道德都被理解为束缚个体自由而理应被甩脱的包袱。到了类型化发展阶段，尽管在文体与制度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主人公也几乎个个都被处理成“理性经济人”，似乎不如此，就无法顺利地一路“打怪升级”。

第三，用“痞子”的方式来实施对社会、文化的破坏，既是痛快的，也是软弱与自我消解的。它有力地嘲讽了知识分子的伪善，却也急不可耐地把伪善背后可能存在的理想主义否定了，而因缺少文化建构的环节，也就难免造成批判力度的减弱。这反映到初期的网文上，则可以看到：虽然在虚拟的世界中（如“网络聊天室”）主人公们常常以“痞子”的方式体验到某种自由与满足，甚至偶尔也能延伸到线下，但却难以给人带来足够的身心充实感，所以，虚拟的世界随时面临现实“惘惘的威胁”，其构建的自在与美好极容易破碎。人物因而似乎只能随波逐流，及时行乐。这倒不是说他们立刻就成了虚无主义者，《活得像个人样》（邢育森作）中，主人公曾嘲笑自己“天生一副小资产阶级的完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贼胚子”，这无意中道出了90年代的一个情感结构，即“完美主义”与“理想主义”由于是“天生”的，所以也是倔强的、难以被抛弃的，但却往往容易演变成落不到实地的怀旧，并滋生出一种对现实的无奈，因此被人又爱又恨（所谓“贼胚子”），进而造成人格的某种分裂。另外，以玩世不恭、嬉皮笑脸的方式批判现实，也意味着对现实的无奈与妥协。如果说80年代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严肃而紧张的，那么90年代文学则明显软化了二者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王朔式的文学中，也体现在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莫言《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作品中，甚至“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所产生的“分享艰难”的逻辑也遵循着这样的特点。现实太难以改变，只好苦中作乐，而王朔式文学的不同在于它在把无奈转化为语言的戏谑之余，干脆加入现实，进而想象建立在这一现实规则—主要指消费主义规则—之上的个人成功。这种对社会规则的顺从，恰好构成本土网文内在精神的另一维度。11

结语

网络文学作为新媒体文学，确实表现出了足够的新颖性，它不仅因技术基础与文学制度而整体上区别于纸媒文学，而且也不能简单地看成传统通俗文学的“投胎转世”。如果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实应把本土网文的起源追溯到“金庸客栈”或者开创了世界设定与升级叙事的《风姿物语》。不过从网络文学的人物性格与内在精神看，却不可忽视90年代文学尤其是王朔式文学（也包括“大话文化”，二者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对它的深刻影响，而且从中也可以捕捉到2003年前后网络文学的一种内在一致性。因为尽管同是“升级打怪换地图”，类型化网文那种去道德化的“理性经济人”式“打怪升级”主体，迥异于金庸的“侠客”，也不同于《风姿物语》胆大粗犷的主人公，他们完完全全是从90年代文学与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讨论本土网络文学的源起与特点，不可不注意这一延续性的维度。

[本文系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编号：M23JC108）成果]

参考文献：

1

欧阳友权：《哪里才是中国网络文学的起点》，《文艺报》2021年2月26日。

2

吉云飞：《为什么大神共推〈风姿物语〉为网文开山作？》，《文艺报》2020年11月30日。

3

马季：《一个时代的文学坐标—中国网络文学缘起之我见》，《文艺报》2021年5月12日。

4

邵燕君、吉云飞：《不辨主脉，何论源头？—再论中国网络文学的起始问题》，《南方文坛》2021年第5期。

5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6

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骆守怡、杜冬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20页。

7

王朔：《我的小说》，葛红兵、朱立冬编著：《王朔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8

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页。

9

王朔：《我的文学动机》，葛红兵、朱立冬编著：《王朔研究资料》，第74页。

10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3页。

11

参见周敏：《“坏”与“顺从”：对网络文学主角形象演变的一个观察》，《热风网刊》2018年冬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