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文学期刊的流程再造
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认为，读者的需求也就是市场需求，是一种影响文学场的外部力量。读者的需求属于文学场中的商业一极，即他律的一极，与文学场中自主的一极形成“二元对立”。[2]读者作为外部力量，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对文学场中各种行动产生影响。[3]其影响途径是，市场需求通过先影响文学期刊场域内的行动者，例如文学作者、编辑或者其他行动者，再对文学场的各类行动以及相关的结果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之下，长期以来，文学期刊的运营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业务流程。
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文学期刊场域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日益增多的网络媒体在文学期刊与读者之间架起了紧密联系的桥梁。文学期刊设立的各种APP以及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微视频、小红书、豆瓣、知乎等，将数量庞大的读者直接引入文学期刊场域内部，让他们从原来场外模糊的力量逐渐转变成为场内清晰可见的行动者，读者位置发生转移。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读者发挥力量的方式发生了深刻且影响深远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文学期刊被迫进行了业务流程再造。这对于文学期刊的运营者来说，是全新的挑战。这种流程再造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期刊的未来是继续边缘化直至退出文学场，还是浴火重生，重新在文学场内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考察网络时代文学期刊的流程再造，依据生态同形理论，即生存在相同环境下彼此条件类似的组织，当面临相同的环境限制和压力时，会采取相似的生存手段[4]，故选择《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散文》《诗刊》《小说月报》《收获》《上海文学》《花城》《钟山》等十大主流文学期刊作为样本，对上述代表性文学期刊内部业务流程进行考察，旨在回答下述问题：网络时代主流文学期刊的业务流程与传统媒体时代有何不同？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对这种变化进行评估？文学期刊的流程变化对理解文学生产模式的变化有何启示？
依据上述问题的性质，本文采用迈克尔·哈默、托马斯·达文波特提出的业务流程再造以及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作为研究视角。流程再造理论作为经济管理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并诠释文学期刊作为文化产业的商业属性方面的特征，而场域理论则有助于理解并诠释文学期刊的自主性即文学性的属性特征。
应当看到，文学期刊作为传统的纸媒类型之一，其遭受网络媒体的冲击却要小于报纸以及商业、消费类的期刊。因此，有关文学期刊流程再造的研究对其他纸媒在网络时代如何生存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流程再造和文学期刊的挑战
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按照美国学者迈克尔·哈默、托马斯·达文波特等人提出的业务流程再造理论，文学期刊的状况已经完全触发了进行业务流程再造的条件。
流程再造理论的内涵是“对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再思考和彻底性的再设计,以便在成本、质量、服务和速度等衡量企业绩效的重要指标上取得显著性的进展”[5]。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社会信息化发展达到新高度，业务流程再造理论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新思潮。它以企业流程为改造对象，通过对企业流程的构成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旨在提升企业在信息时代的效率。流程再造理论在后续研究中，延伸出多个新的分支。达文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需要进行流程再造的企业有四种情况：一是企业为形势所逼，身处困境，已经走投无路，希望借助业务流程再造，摆脱被淘汰的命运；二是企业目前还能正常运转，但危机已经可以预计到，有眼光的管理者未雨绸缪，开始采取变革措施；三是在目前条件下企业经营已达到顶峰，需要通过变革实现新的跨越；四是新技术出现，企业管理者预感到这种技术可能改变市场格局，需要根据新技术带来的生产力新优势调整现有的生产关系。[6]
除第3种情况之外，上述情况几乎都与文学期刊的现状相关。传统文学期刊眼下危机重重。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作为中国人重要精神食粮的文学期刊，正在逐渐退出普通人的生活。据有关资料统计，2017年国内文学艺术类期刊共有665种[7]，其中文学期刊占一半，大概300多家。此外，一种颇为极端的说法是，2018年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还不到150家。
采用波特的五力模型[8]可以发现，文学期刊正面临着
“新进入者带来威胁”“替代品的威胁”“同行中的竞争者”“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增强”“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增强”等多重威胁。第一是新进入者给文学期刊带来的威胁。网络媒体作为新进入者，凭借其传播与更新速度快、成本低、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检索便捷、多媒体传播、超文本的优势、良好的互动性，夺走了传统媒体的受众。[9]第二是文学期刊的替代产品带来的威胁。互联网直接推出了替代品——网络文学平台。仅2018年，就比2017年新增各类网络文学作品795万部，累计达2442万部，同比增长48.3%。[10]第三是同业之间对越来越少的阅读者群体的竞争。纯文学期刊由于高度同质化，市场越来越窄化。2017年，文学期刊总印数降幅为19.4%，接近1/5。[11]而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国比较知名的34家文学期刊中，发行量在1万册以上的仅13家，12家发行量在2000册到5000册之间，有9家不足1000册。[12]第四是网络时代读者越来越多的阅读选择。大众在打发休闲时间方面可拥有的选择越来越多，数百个电视网，数千个耗资巨大的电视、电影节目，无穷无尽的社交网站、视频和微博。人们根本不会担心时间无处打发。每个媒体都在拼抢人们的注意力。“网络环境中首要稀缺资源是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13]在这场注意力的争夺战中，文学期刊是不战而败，逐步衰落。第五是与文学期刊渐行渐远的作者群体。文学期刊在作家心目中的分量也在悄然变化。“网络写作有一个优势，就是发表迅速，能跟读者进行直接对话，立竿见影，没有什么中转过程。”[14]“‘笔墨当随时代’，你的作品要体现时代的变化，也可以理解为你的写作，要跟得上书写工具的变化。”[15]据统计，目前全国网络作家的数量已经达到1750多万。[16]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没有在传统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经历，而其中的佼佼者利用网络文学平台，却迅速积累起巨大的知名度以及财富。202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拟发展会员名单中，网络作家已经占到一成。[17]
五种力量叠加起来的结果，就是让文学期刊逐步远离市场。《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说，传统文学期刊的生存危机，实际上就是读者危机，读者——这是文学期刊永远的痛。[18]
二、读者角色：从外部力量到场内的行动者
网络媒体的兴起，加速了传统文学期刊的边缘化。与此同时，网络媒体又对文学期刊自身的运营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发生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网络媒体给读者赋能，让其从原来作为文学期刊场域的外部力量变成场域中的行动者，使其位置发生转移。
在布尔迪厄提出的文学场域理论中，读者的需求也就是市场的需求，一直被视为外部力量，在文学生产场外部发挥作用。布尔迪厄认为，文学生产场每时每刻都是两条等级化原则即他律原则与自主原则之间的斗争的场所。其中，他律原则也被称为“外部等级化原则”。其主要内涵是，一部分艺术家所追求的是社会大众所能理解的成功，例如书刊的发行量、电影的票房等以及社会大众对艺术家本人的熟知或者认可。而自主原则也被称为“内部等级化原则”，是指艺术家在场内被认可的程度。衡量文化生产场自主程度的依据是外部等级化原则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内部等级化原则。[19]
布尔迪厄将大众需求视为外部力量，跟当时的媒介生态有关。在传统媒体时代，读者虽然是媒体市场上的重要力量，但作为整体而言，却是面目模糊的。即便在高度重视受众研究的营销领域，对于受众的理解也集中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如年龄、性别、收入等[20]，并非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这种情况下，在传统媒体时代的文学期刊场域里，场内的行动者在决策时往往会忽略掉读者。布尔迪厄甚至说：“为了理解如《快报》或《新观察家》这样的产品，研究目标读者无关紧要。”[21]当然，他这样说时还有个前提，即“在生产的小世界的空间和周围的社会空间之间有着一致性”[22]，强调媒体与社会空间的同构性。
但是，布尔迪厄也承认，尽管文学场自主程度较高，但它还是要受总体的场如利益场、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限制。他继而认为，文学场内那些占据统治地位的人如成功的小说家或剧作家，对外部需求最敏感。[23]也就是说，读者需求作为外部力量对文学场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只不过这种外部力量是通过间接渠道来影响场域内部斗争的。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就是文学场内总有一些屈从于外部需求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就成为外部需求的代理人。[24]
如果说，传统媒体时代外部力量对文学场这种自主性较强的场产生影响是要通过场内代理人迂回进行，到了网络时代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网络技术的发展让读者直接成为文学生产场域中的行动者，不再像以往那样面目模糊。这一点在网络文学平台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网络文学中，“粉丝”已经取代“读者”成为通用概念。欧阳友权认为，网络文学粉丝就是网络文学品牌的追随者，与网络文学品牌之间存在情感纽带。他认为，网络文学的读者可以分为看客、读者、粉丝、忠粉四种类型。[25]他还认为，粉丝行为催生出粉丝文化，粉丝文化催生出粉丝经济。在网络文学平台上产生的文学生产新机制中，粉丝已经成为重要的参与力量，并且给文学产业带来一系列新的盈利模式，包括付费阅读、粉丝打赏、按点击量对作品定价、按人气选择出版内容等。这种新机制，让作者既要保证作品产量，还要主动维持作品人气甚至挖掘新的读者，只有“粉丝”越多，收入才会越高。[26]对粉丝的尊重，让网络文学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也让一批网络作家靠网络写作富裕起来。
在网络文学平台上，粉丝即读者已经成为文学生产场中的重要场内力量，直接对文学生产发挥作用。他们的能量让传统作家、文学编辑群体感到震撼。同时还应看到，网络时代的粉丝跟传统媒体时代的读者相比，前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释放。粉丝的个性需求日益受到尊重。
在现代工业化社会，文化产业或者文化工业实现了很多“大热门文化产品”的奇迹。新世纪之初，女性歌唱类娱乐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播出，4亿人次观看，各项收视指标创下中国电视史上诸多难以打破的纪录。文学期刊也有这样的高光时刻，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刊物普遍销售火爆，新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随着互联网社会的到来，这种大热门的现象将很难重现。在网络时代，大热门文化产品这个概念会突然让位于小热门产品。“单个大明星会被无数小明星团团包围，少数几个大众偶像会变成无数的小众偶像。‘热门’群体的数量将会大大膨胀，每一个热门都拥有数量虽少但却更加执著的拥趸。”[27]
作为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产物，传统文学期刊的业务流程已经无法满足这样的新需求。在传统文学期刊业务流程中，几个编辑大海捞针一样向作者约稿，捞到什么是什么，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对原创作品加工、挑选，然后印制成刊物，最后指望读者上门订阅这些刊物，而读者对此越来越不买账。而在网络文学平台上，读者群体的细分和日益个性化需求得到充分尊重。根据全国排名靠前的100家文学网站统计表明，目前网络小说类型多达60多类。其中，玄幻、奇幻、仙侠、武侠、游戏、竞技、都市、言情、军事、历史、科幻、惊悚等12种类型是网络文学的基础类型。这12种类型又进一步被细分，达到数百个之多。[28]这让安德森在《长尾理论》中提到的观点“热门的种类会增加更多，但是每一个种类，都拥有数量虽少却更加执著的拥趸”，得到充分验证。
面对这样分散的读者群，文学期刊仅仅靠一本刊物，想要满足所有群体的需要是不可能的。《收获》主编程永新就自问：文学边缘化仍是大的趋势，纸质媒体的衰退趋势不可更改。传统的阅读方式跟电子时代的阅读方式怎么交接，读者层的更替如何适应？[29]显然，主编们已经意识到传统业务流程已经不再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变革了。
三、文学期刊的流程再造
网络时代，读者位置发生转移，从文学场外部转移到场域之内，读者成为场域中的重要行动者。显然，文学期刊在传统纸媒时代形成的业务流程已经无法满足这一重大变化，必须重新设计、再造业务流程。
文学期刊传统的业务流程包括组稿约稿、编辑加工、排版印刷、订阅零售以及阅读品鉴五个主要的价值活动环节。编辑部只能覆盖前面四个环节。事实上，真正能够自主决策的只有前面两个半环节，即组稿约稿、编辑加工、刊物排版；后面两个半环节，印刷由印刷厂完成，订阅、零售主要委托给邮政系统，而多数文学期刊都没有设立常态的与读者互动的业务流程。
通过对《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散文》《诗刊》《小说月报》《收获》《上海文学》《花城》《钟山》等十大代表性文学期刊近年来在业务流程方面的变革进行跟踪研究，可以看到三种情形：一种是新增的流程，如增设与读者沟通的渠道，增设读者参与作品评价的流程，增加为读者服务的流程，提供适合手机和平板阅读的数字产品；一种是在原有流程基础上有较大的改变，如在发行上，原来完全委托邮局代办，而现在借力互联网、在线支付以及物流体系开始自办发行；一种是只有小幅度的变化或者隐性的变化，比如编辑加工和组稿约稿环节。
（一）设立与读者沟通的渠道
利用方便快捷的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设立与读者沟通的渠道，是大部分文学期刊都采取的策略。这也是读者从场外力量变成场中行动者的重要标志。通过对十大代表性文学期刊进行读者沟通的传统纸媒渠道、线下渠道以及网络渠道加以梳理，可形成如下表1、表2。
表1
与读者互动传统渠道一览表
表2
与读者互动网络渠道一览表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发现，网络时代文学期刊在与读者沟通渠道的建设上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设立新媒体账号和展示平台态度日渐积极。对于新技术带来的便利性，多数文学期刊持欢迎态度。像“微博”这样简单、方便、快捷、覆盖面无限制并且成本低廉的社交媒体出现，各期刊争相采用。
二是传统沟通渠道被逐步淘汰。在纸媒鼎盛时期，一些与读者交流沟通的方式，如召开“读者座谈会”等，现在基本上被放弃。即便一些线上渠道，也会因为新型网络媒体的出现而被放弃。如对博客的使用，2015年之前的高峰期，十大代表性文学期刊中有7家开设了博客，包括《人民文学》《钟山》《收获》《十月》《花城》《诗刊》《当代》。目前仅有《人民文学》《诗刊》还在勉强续更。
三是微信公众号一家独大，成为文学期刊沟通读者的在线主渠道。目前，除了《散文》杂志一家没有开通微信公众号之外，其余九家都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以《人民文学》杂志为例，其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包括三块：宣传当期的杂志，刊发当期杂志的目录、卷首语和重点篇目片段；专门设立作家小辑，刊发创作谈和评论；设立多种功能，如信息集纳、微店铺等工具，还有往期杂志回顾。《人民文学》杂志对新媒体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对微信公众号实行三审制，要求公众号的编校水准向主刊看齐。《人民文学》杂志还曾经因为公众号中的错字，向读者致歉。
（二）增设与读者互动的流程
文学期刊与读者具体互动模式包括：将自媒体作为新作品试读平台；鼓励读者参与作品评价；运用社交媒体进行读者调查。
1.将自媒体作为新作品试读平台。很多文学期刊将一些作品的精彩部分放在微信公众号上，让读者可以方便且免费地阅读。读者如果感兴趣，想看全文，就必须购买当期纸刊。微信公众号成了一种有效的促销和推广工具，能够提升刊物知名度。查阅《花城》的官方微博可以发现，从2014年至2016年期间，《花城》杂志就先后开展了至少18次转发微博赠书的活动，为刊物举办的活动造势。查阅《诗刊》的官微可以看到，2020年在标明“青春诗会”的栏目中，有多条宣传青春诗会以及与明星粉丝进行互动的内容。查阅《收获》杂志的微博可以发现，尽管创立之初《收获》杂志微博发文频率很低，如2010年全年发微博数量仅仅只有4条，但到了2020年，数量增至99条；在微博刊发的内容上，一开始主要是推荐《收获》杂志主刊的目录，后来，利用微博，与作者、读者进行频繁的互动。
2.鼓励读者参与作品评价。20年前，《当代》设立了文学拉力赛，其特别之处在于其最终结果完全由读者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投票得出。每一期《当代》新刊出来，都会举行投票，得票最高者为拉力赛分站冠军，年底再由读者投票评出各单项的年度总冠军。[30]与很多只注重专家意见的文学奖项相比，《当代》设立的这个奖项充分吸收了读者参与。而《收获》举办的文学评奖活动，也非常注重读者的参与。《收获》文学奖分为“文学排行榜”和“读者人气榜”两个榜，专家评“排行榜”，读者选“人气榜”。2018年的读者人气榜，就分为四个奖项，分别是“长篇榜”“中篇版”“短篇版”和“非虚构榜”，由读者对入选作品进行淘汰式投票，最后留下来的就是获奖作品。《收获》官微曾说明，由于“众多的读者参与，并且写下精彩点评，以至于留言远远超出了微信图文可以允许公开发布的限制，有些留言就无法精选呈现了”。《收获》人气榜还专门给参与投票的读者设置了奖项。读者获奖的要求是：“留言被点赞”，“评点作品观点阐释充分，独具个性”。
3.运用社交媒体进行读者调查。如《小说月报》杂志的微信曾在“十一”长假期间，推出有奖读者调查活动并承诺参与者将有机会获得最新推出的《〈小说月报〉大奖特集》。
（三）增设增值服务流程
依据马斯洛的理论，社会归属感是人类的心理需求之一，属于人类安全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与“社会互动需求”和“自我表现需求”相比，归属感的需求更难以满足。这需要文学期刊在与读者互动中，要有实实在在的付出，让读者有获得感。
《花城》杂志利用自身的内容资源，建立了“爱花城”文学平台项目，除了销售电子书、有声书、自出版之外，更重要的是为纯文学期刊的专业读者提供亟需的服务，包括文学赛事、写作技能培训、作品版权运营等，其中系统化的写作教程、写作直播课堂、名家名编辑改稿，都让专业读者爱不释手。[31]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作者在“爱花城”文学平台上认证作家身份，上传自己的作品。“爱花城”文学平台项目总监陈崇说，将把“改稿”功能作为强化的重点，“爱花城”的互动功能和社交属性也将被加强。《当代》公众号有个常设栏目“写作课”，一旦刊登了贾平凹、余华、格非、迟子建等知名作家讲解文学写作的内容，单篇文章的阅读量就迅速攀升。该公众号的编辑说，一些怀有文学理想而且还在尝试创作的文学爱好者，非常希望得到专业指导。正如一位读者所说：希望能在《当代》这样纯文学期刊的公众号上学到文学创作的知识，同时也能提升阅读鉴赏能力。[32]对这些动作，一些学者则看得更远。正如李宗刚对《新青年》杂志在鲁迅成为文学大家道路上所起的作用所评价的那样，这些新的文学平台的增设将有助于激发潜在有实力作者的创作热情，有助于刊物与作者共同成长。[33]
（四）面向读者推出数字产品
为了适应网络时代受众在线阅读的新“惯习”，如在手机以及ipad、电子书上阅读，一些文学期刊推出文学期刊的电子版、网络版本。2016年1月，《散文》和《小说月报·电子刊》已在多看阅读、掌阅书城、豆瓣阅读、QQ阅读等四大电子书平台上线。2021年1月，亚马逊提供《收获》杂志的电子版本。《上海文学》《当代》《诗刊》《十月》等杂志也通过合作网站、手机、电子书等电子商务平台实现收费阅读。
（五）对发行渠道的优化和调整
受网络媒体的冲击，传统纸媒发行体系面临全面溃败的风险。以零售来说，2008年全国邮政报刊亭数量一度达到5万个，而到2020年仅存1.1万个，减少近80%。报刊亭的衰落，浓缩了报刊等纸媒的现实。文学期刊由于自主性较强、服务人群聚焦，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反而小于报纸和休闲、消费类期刊。但是，纸媒的发行、零售网络主要建立在报纸和休闲、消费类期刊的基础上。当后者变得不景气时，文学期刊也自然受到牵连。
此外，纸媒传统发行渠道的发行质量也严重下滑。2014年，《诗刊》编辑部在致读者的征订信中，公开批评邮政系统：“邮局向《诗刊》收取了占定价百分之四十的邮发代理费，却敷衍塞责、尸位素餐，经常将我们苦心编辑出来的刊物随意丢弃，导致许多订户无法正常收到刊物。”诗刊社当时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自2015年开始，凡是在《诗刊》邮购部门直接订阅刊物的读者，我们都将不惜成本，挂号寄送，保证每一本刊物都能完好无缺地到达读者手中。”
《诗刊》杂志掀开了传统纸媒发行渠道崩溃时刻的冰山一角。但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只会更多。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下定决心，要利用互联网和日益发达的物流、快递以及电子支付系统，重新建立自己的发行体系。从整体而言，传统的纸媒发行渠道逐步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接下来上场的是文学期刊依靠“网络媒体+现代物流业+第三方支付体系”自建的发行渠道。
（六）编辑加工环节的隐性调整
在文学期刊的业务流程中，经过稿件的筛选、编辑加工之后，不同期刊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审美理想倾向、体裁选择、栏目设置和语言风格上。这一环节原本属于文学期刊场域内较为自主的一极，但也受到读者需求改变的深刻影响。在审美理想定位上，从之前的
“先锋主义文学”潮流回归到“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众读者读不懂先锋文学。在体裁选择上，曾经受到文学期刊青睐的短篇小说，正在被长篇小说甚至超长篇小说所取代，因为读懂短篇小说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而长篇小说较为适应网络时代读者的阅读习性。在栏目设置上，一些文学期刊尝试面向大众读者来设置栏目。在语言风格上，文学期刊的语言有意无意地呈现“网络化”，具体来说，就是语言风格的“移动化”“跨屏化”“碎片化”“视觉化”以及注重阅读过程中的“即时互动”。这些都是网络时代读者阅读新习性所导致的。
综上所述，网络时代文学期刊流程再造的关键是顺应互联网信息创造和传播的新要求，探索文学作品创作与推广的新路径，走好媒介融合的道路。此前，受到媒介转型和市场化休闲娱乐业的双重冲击，文学期刊所代表的传统文学生产机制面临与读者亲密关系解体、“专业—业余”作家体制崩塌的困境，文学期刊呈现老龄化、圈子化、边缘化危机。[34]唯有充分利用好网络媒体的互动性、便捷性以及能够敏捷洞察人性变化的大数据技术，加强与读者沟通，包括设立新媒体渠道、增加互动环节、接受读者的监督、吸纳读者的智慧，这些才是文学期刊流程再造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赢回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毕竟，文学最终是面向读者的，最有效的评判标准也掌握在读者手中。最广大读者的支持，才是文学生产机制充满活力的最终源泉。
结语
对文学期刊流程再造的反思
在迈克尔·哈默和詹姆斯·钱皮对业务“流程再造”的定义中，包含四个关键词，即“流程”“根本性”“彻底性”“显著性”。[35]这四个关键词，也是对文学期刊“流程再造”效果进行评估的重要指标。
从“流程”的角度来看，关键是要能够识别流程中哪些是增值业务，哪些是非增值业务，然后剔除非增值活动,并对增值活动进行重新组合。“任何文本的解读，只有靠读者的创造性解读才能获取其独特的价值。”“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所谓的文本只能是封闭的符号存在，正是读者的介入才使文本得到真正的具体的完成。”[36]无论何时，都不应该忽略读者对于文学期刊的重要性。
通过对代表性文学期刊的考察可以看出，各大文学期刊都以网络时代读者的新需求为中心，对原有的业务流程进行了或大或小的调整。这些调整基本覆盖了传统文学期刊运营的全部业务流程，除此之外还增设了新的业务流程，特别是在读者需求端，增加了与读者互动沟通的社交媒体渠道，提供的产品也由原来单一的纸质媒体拓展到数字产品领域。参照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理论的“两极论”可以发现，在文学期刊场域，越是靠近商业一极，如读者关系、订阅和零售等环节，受到他律原则即外部等级化原则也就是网络媒体的影响就越大，调整的幅度就越大；而越是靠近自主原则一极，如约稿、组稿以及编辑、加工环节，调整的幅度就越小，而且调整越隐蔽。
从“根本性”要求来看，业务流程的再造要求运营者回归零点，突破原有的思维方式，打破旧有的管理规范，采用新观念对业务流程重新思考。从代表性文学期刊的业务流程调整状况来看，多数期刊还没有做到从“根本性”去思考文学期刊的业务流程再造。虽然所考察的这些代表性刊物经常被称为大型文学期刊，但受制于经济资本以及社会资本，这些刊物规模其实并不大，而且人员老化严重，很多编辑部多年未进新人，原有的编辑群体受到传统文学期刊运营“惯习”制约，即使受到网络媒体的巨大冲击也难以让他们摆脱原有的思维模式和思考路径，难以采用新观念从根本上去思考文学期刊对文学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实现管理思想的重大突破。
从“彻底性”要求来看，“彻底性”是基于在思想上进行“根本性”思考和决策之后，在行动上“彻底”摆脱现有业务流程的束缚，重新设计流程，实现流程的“再造”。但是，从代表性文学期刊业务流程的现有变革来看，受到集体“惯习”和个体“习性”的制约，在“场域迟滞”效应的影响下，这些行动上的变革只能被称为对现有业务流程的优化和修补，并没有实现像网络文学平台那样，对文学生产进行彻底的业务流程再造。
基于上述原因，就文学期刊业务流程变革整体而言，远没有实现彻底性的变革,
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谈不上实现业务流程再造的“显著性”。业务流程再造的“显著性”要求通过从“根本”上更新思考方式，找到那些限制文学期刊发展的各种环节和因素,“彻底”设计业务流程、再造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文学期刊满足文学事业发展的能力，增强刊物竞争力，使得文学期刊的整体运营实现质的飞跃，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对于文学期刊而言，网络媒体带来的困境和挑战依然存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尝试。
注释：
[1]［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2]［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07页。
[4]吴思华：《策略九说——策略思考的本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页。
[5]李爱民：《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现代管理科学》2006年第8期。
[6]李爱民：《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现代管理科学》2006年第8期。
[7]吴尚之主编：《中国期刊业发展报告2017-2018》，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第172页。
[8]［日本］嶋田毅：《逻辑思维》，张雯译，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第79页。
[9]匡文波：《新媒体理论与技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10]陈雪:《网络文学：“量大管饱”，更要时代精品》，《光明日报》2019年8月14日。
[11]吴尚之主编：《中国期刊业发展报告2017-2018》，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第8页。
[12]徐虹：《文学期刊苦寻活路》，《中国青年报》2003年12月4日。
[13]［美］韦伯斯特：《注意力市场如何吸引数字时代的受众》，郭石磊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页。
[14]曾璇:《班宇：小说要勇于尝试
抵达语言和事物的最深处》，《羊城晚报》2019年4月15日。
[15]李洱:《作家李洱：网络文学是“最具中国性的现象”》，《钱江晚报》2013年5月28日。
[16]只恒文:《胡邦胜：中国网络作家数量已达1750多万》，《中国青年报》2020年8月23日。
[17]只恒文:《胡邦胜：中国网络作家数量已达1750多万》，《中国青年报》2020年8月23日。
[18]郑周明：《文学期刊：直面新媒体时代的博弈与困惑》，《文学报》2016年10月20日。
[19]［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20]［美］迈克尔·所罗门、卢泰宏、杨晓燕：《消费者行为学》，杨晓燕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21]［美］罗德尼·本森，艾瑞克·内维尔主编：《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张斌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22]［美］罗德尼·本森，艾瑞克·内维尔主编：《布尔迪厄与新闻场域》，张斌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2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2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25]欧阳友权：《中国网络小说二十年》，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94页。
[26]郑崇选：《网络时代文学生产机制的生机与困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5期。
[27]［美］克里斯·安德森：《长尾理论》，乔江涛、石晓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28]欧阳友权：《中国网络小说二十年》，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26页。
[29]舒晋瑜：《人民的文学来了：中国文学期刊的新媒体之路》，《中华读书报》2015年3月12日。
[30]师文静：《〈一日三秋〉〈文城〉等入选，〈当代〉2021年度长篇五佳出炉》，《齐鲁晚报》2022年1月25日。
[31]徐平：《爱花城文学平台：搭建岭南特色文艺出版传播体系》，《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6月17日。
[32]周茉：《文学期刊公众号：新媒体时代意想之外的机遇？》，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8/0413/c403994-29924374.html。
[33]李宗刚：《〈新青年〉编辑约稿与鲁迅现代小说的诞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4]邵燕君：《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2页。
[35]李爱民：《业务流程再造理论研究综述与展望》，《现代管理科学》2006年第8期。
[36]曹明海、史洁：《文学解读:
读者与文本的交流与敞开活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