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汉族士子“仕”“隐”难选择！内心的苦楚谁能体会？

清初汉族士子“仕”“隐”难选择!内心的苦楚谁能体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明清易代，神州再度陆沉。从心理层面来说，士人的心理受创最为深重。

入仕满清、夹缝求存的士子和贰臣，相比死难者和遗民，在人格气节上处于最艰难的境地。他们身居朝堂，却对清廷有疏离感，时刻彷徨在仕与隐之间。

我们管窥清朝入关后第一位状元傅以渐，他官职升迁不断，却屡次要求隐退，正是此种矛盾心理下的产物。

狭隘民族政策让汉官心生芥蒂

清朝入关，一开始声称要替明臣民报君父之仇。

但随着军事的节节胜利，政策由最初迷惑人心的“吊民伐罪”，转变为消灭所有的汉族反抗者。

特别是消灭南明弘光政权与李自成大顺军后，摄政王多尔衮开始改变怀柔政策，肆意推行“首崇满洲”，意欲同化汉族的压迫政策。

《孝庄秘史》中的多尔衮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多尔衮重新下达严酷的剃发令，让大部分在朝汉官心存芥蒂。

引起汉人极大反抗的剃发令

顺治三年皇帝殿试贡生，山东聊城考生傅以渐在策论中颇为大胆地提出满汉互相学习的论点，便是针对清朝民族压迫有感而发，意图调和满汉矛盾。

民族高压政策下，不仅烈士遗民大量涌现，就连入仕清廷的汉臣，也面临“疏奏不能尽陈，封章不敢频渎”的困局。

一些有血性的汉臣，在谏诤无效后，纷纷离朝回籍，形成清初汉官“托故告归”潮流。

“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之人，亦产生名节有亏之感

他们除了政治失意外，更多的是良心不安。这股“托故告归”的势头，一直延续到顺治中后期。

明末“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起初“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没有丝毫臣子气节。

“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

在仕宦满清后，他却开始有气节之伤。他的《初返居巢感怀》诗：失意人归故国秋，飘零不敢吊巢由。草将封恨题青冢，鸟为伤心改白头。不单单抒发了仕途失意之感，更多地描写了名节有亏的愧疚与悲哀。

而明末文坛宗主钱谦益的转变，无疑更具代表性。他降清后任礼部侍郎，不久“以疾乞假”，回到老家江苏常熟。

钱谦益晚年思想变化，与名节也有很大关联

钱谦益和绝大多数贰臣一样，因名节有亏，经常悔恨交加，以泪洗面。多年后，他还在诗文中反复说：“近日理头梳齿少，频年洗面泪痕多”，“故鬼视今真恨晚，余生较死不争多”。

与龚鼎孳等贰臣将悔愧停留在纸面不同，钱谦益却以实际行动进行弥补。

明末文坛宗主钱谦益

顺治四年春，钱谦益资助江阴人黄毓其举兵反清，后因事泄被捕入狱。在南京监狱里，钱氏度过了一年的牢狱生活，幸得妻子柳如是千方百计营救才出狱。

三年后，68岁的钱谦益又受黄宗羲之托，游说降清的汉人将领马进宝。

黄宗羲委托钱谦益去策反汉族降将

清初降将，往往居心叵测，反复无常，时常首鼠两端，意在观望。钱氏游说，无疑是冒着全家灭族的危险。

他在前往金华前夕，作《五日夜泊眭州》诗，表达复杂的感情：客子哪禁节物催，孤篷欲发转徘徊。晨装警罢谁驱去，暮角飘残自悔来。千里江山殊故国，一抔天地在西台。遥怜弱女香闺里，解泼蒲觞祝我回。

钱谦益深知此行九死一生，异常凶险，所以临行前犹豫徘徊，但在民族气节拷问下又毅然登舟前往。随着日暮角声四起，想到小女遥祝自己平安归来，又不禁后悔伤感万分。但为“千里江山”，为留住“一抔天地”，还是毅然前往。这种义无反顾的原动力，便是在于洗刷降清污点。

高官厚禄安慰不了清代第一位状元的名节愧疚

傅以渐在明代并未出仕，没有钱、龚等人沉重的负罪感。但他身为汉人知识分子，于满族朝廷中委曲求全，心中也是百般不乐意。

后来傅以渐官位日隆，很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但内心却时常觉得苦闷难诉。

自1646年高中状元入仕，到1655年提出辞职返乡，在北京的仕宦生涯也不过10年光景。

丰子恺漫画形象道出了傅以渐的心情

民国著名漫画大家丰子恺，在创作傅以渐辞官归乡时，幽默地以“状元归去驴如飞”，道出了傅以渐急切的求去之心。

傅氏归乡时，天下反清已归于沉寂，满清力量占据压倒优势。傅以渐也就只能把不满埋藏心间，以隐居不出这种消极方式来抵制而已。

他在辞世前，特意叮嘱家人不准向清廷索要恤典和谥号，便是一种委婉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