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婚礼的写作资料大全

旧时结婚仪礼，从古代“六礼”(一纳采、二问名、三纳吉、四纳征、五请期、六迎亲)演变而来。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通过夏、商、周三代，尤其是通过周代，基本上建立与固定下来，而到了秦、汉时期，则有进一步的发展。

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礼自古代起就是一个严肃而重要的话题。与之相对应的，也形成了一整套与婚礼相关的文化。虽然到了今天，这些风俗已不再是新人的首选，但这不妨碍我们一同穿越到过去，重新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的婚礼。

中国婚礼的历史演变

《礼记．昏义》中的「昏」，原文作昬，由於古人娶妻，婚礼的亲迎是在黄昏时进行，这时太阳将要下山，月亮就要出来，含有「阳往阴来」的意思，因而得名，后来才加上「女」字偏旁写作「婚礼」。

古代婚礼习俗

提亲

男女婚姻大事，依父母之命，经媒人撮合，认为门当户对，互换“庚贴”（年龄、生辰八字）压于灶君神像前净茶杯底，以测神意。如三日内家中无碗盏敲碎、饭菜馊气、家人吵嘴、猫狗不安等“异常”情况，则请算命者“排八字”，看年庚是否相配、生肖有无相尅。旧时有人迷信所谓六年大冲、三年小冲；男婚年龄逢双，女子十九不嫁；谓鸡狗(鸡犬不和)、龙虎(龙虎相斗)、虎羊(羊落虎口)、蛇鼠(蛇吞老鼠)难相配，待认为周全后始议亲。

定亲

定亲前议亲，议亲始议“小礼”，在买卖婚姻年代均讨价还价。一般“四洋红”或“六洋红”(绸缎衣料四至六件)，金戒子两只、金耳环一副；聘礼，小礼三十六，中礼六十四，大礼一百廿(银圆)；食品，个数“六十四”，即包头64对、油包64只、麻饼64只等，尚有老酒2担至8担不等，故生囡有“老酒甏”之称。定亲后，男方将上述礼品用杠箱抬到女方。女方回礼多为金团、油包及闺女自做的绣品。定亲凭证，男方送“过书”，俗称“红绿书纸”（纸张两层外红内绿)，女方送“回贴”认可，俗称“文定”。故旧时夫妻吵嘴，妻子常说我是有“红绿书纸”的，以此抑制丈夫。继“文定”后择吉迎娶，由择日店拣“好日”的日子。亲友送礼，婚礼多是现金，或喜幛、喜轴，并书以“百年好合，五世其昌”、“天作之合”等。送嫁礼多为绣花或绸缎被面、被头或日用器物，亦有送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寓“早生贵子”意。

旧时有媒人首次进门不能喝茶的习俗，谓“媒不饮茶”，说喝了茶要冲淡婚事。又称媒人为“媒百橱”，媒成能吃上“百餐”，要酬以“谢媒酒”，但婚后如夫妻不和或婆媳不睦，媒人有调解责任。

成亲

请吃酒 迎亲日子叫“好日”。俗谚“请吃酒，挜拜生”，好日前新郎拿着红纸“知单”请长辈亲友吃喜酒(好日酒)，长辈要在自己姓名下写上个“知”字。好日前有待郎、待嫁习俗，双方父母亲请子、女吃包子、蚶子、肘子、栗子、莲子，讨“五子登科”彩头。好日前三五天，男方送女方“轿前担”，一般为鹅2只、肉l方、鱼2尾等。

看嫁资 男方去女方搬嫁资(嫁妆)，女方置嫁资于厅堂，让人观看，称“看嫁资”。器物披挂红色彩线，衣服等薰以檀香，箱底放数枚银元，俗称“压箱钱”。嫁资搬到男方，亦陈列于厅堂供人观看，亦叫“看嫁资”。由阿婆取女方钥匙包，取钥开箱，俗称“掏箱”。

安床伴郎 迎亲先一日，男方要“安床”，由一位“全福”妇女，取24双筷子系扎红线，安放新郎席子下，称“安床”。婚前一至三天夜里，由一个父母双全的小儇(男孩)伴新郎同睡，睡于床的里边，称“伴郎”。晚上要给这个小儇吃包子、花生、鸡蛋，寓“包生儿子”意，待“好日”那天早晨离开时，要给红包，俗称“挈出尿瓶”。

享先 好日先一二天，男家向贳器店贳得花轿和婚礼器物，挂灯结彩，以上等筵席款待贺客，称“细便饭”。好日五更时辰，男家以全副猪羊或五牲福礼及果品，在厅堂供祭“天地君亲师”，俗称“享先”。早餐兴吃“享先汤果”。

坐花轿 宁波闺女出嫁均坐花轿。传说南宋小康王(高宗)逃难至明州，金兵追急，赖一女子相救得脱，后找恩女不得，诏明州女子出嫁可享半副銮驾待遇，凤冠霞披，并坐花轿。花轿，俗称“大红花轿”，有四人抬、八人抬之分。20年代宁波美球针织厂赵姓厂主的儿子成亲，特约贳器店制作一顶上等花轿，精工细镂吉庆故事人物300余个，名“美球轿”，贳器店化本钱5000元，赵家首次贳用付费500元。这顶八人抬花轿，抬轿者穿一色特制的缎子马褂，炫耀一时。坐花轿尚含有明媒正娶、原配夫人之意，女子一生只能坐一次。故夫妻吵嘴，妻子带在嘴边一句话：我是大红花轿抬进门的，又不是走上门的，以此来炫耀高贵。迎亲日，花轿出门，以净茶、四色糕点供“轿神”。放铳、放炮仗，大红灯笼开路，沿途吹吹打打。新郎不到岳父家迎亲，以喜娘(送娘)为使者，持名贴前往。

开面 女家喜娘用五色棉纱线为新娘家绞去脸上汗毛，俗称“开面”(含有现在美容意)，客人兴吃“开面汤果”。花轿临门，女家放炮仗迎轿，旋即虚掩大门“拦轿门”，待塞入红包后始开。花轿停放须轿门朝外，女家有人燃着红烛、持着镜子，向轿内照一下，谓驱逐匿藏轿内的冤鬼，称“搜轿”。女家中午为正席酒，俗称“开面酒”，亦叫“起嫁酒”。

上轿 新娘上轿前，经男方喜娘三次催妆，佯作不愿出嫁，懒于梳妆（当然也有封建婚姻确实不愿者），而后坐娘腿上，娘为女儿喂上轿饭，寓意不要忘记哺育之恩。较异习俗有三：其一，“哭上轿”。女儿上轿，母亲哭送，哭词多为祝颂、叮嘱话，有：“囡啊囡，侬抬得去呵，烘烘响啊！侬独自去呵，领一潮来啊! ”“侬敬重公婆敬重福，敬重丈夫有饭吃”等，新娘动了感情含泪惜别。其二，“抱上轿”。新娘由兄长抱上轿，进轿坐定后，臀部不可随便移动，寓平安稳当意。其三，“倒火熜灰”。新娘座下放一只焚着炭火、香料的火熜，花轿的后轿杠上搁系一条席子，俗称“轿内火熜，轿后席子”。起轿时，女家放炮仗，并用茶叶、米粒撒轿顶。新娘兄弟随轿行，谓之“送轿”。城区抬花轿要绕至千岁坊或三法卿(地名)等处，以讨“千岁”、“三发”彩头。兄弟送至中途即回，且要包点火熜灰回来，并从火种中点燃香或香烟，返家置于火缸，俗称“倒火熜灰”，亦称“接火种”。

拜堂 花轿进门，男家奏乐放炮仗迎轿。停轿后卸轿门，由一名五六岁盛妆幼女(俗称“出轿小娘”)迎新娘出轿，用手微拉新娘衣袖三下，始出轿。新娘出轿门先跨过一只朱红漆的木制“马鞍子”，步红毡，由喜娘相扶站在喜堂右侧位置。是时，新郎闻轿进门，即佯躲别处，由捧花烛小儇请(找)回，站左侧。喜堂布置与各地相同，拜堂仪式则稍异，有主香公公，多由新郎祖父或祖伯叔担任。主香者和新郎、新娘皆遵赞礼声动作。赞礼者喊：行庙见礼，奏乐!(乐起)主祝者诣香案前跪，皆跪！上香，二上香，三上香！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赞礼者接着赞唱：升，平身，复位！跪，皆脆！接唱：升，拜！升，拜！升，拜！又唱：跪，皆脆，读祝章！由一个十三四岁小儇跪在右侧拜佛凳上读毕(事先念熟，不可读错)。赞礼者又唱：升，拜！升，拜！升，拜！整个过程总称为“三跪，九叩首，六升拜”。最后赞礼者唱：礼毕，退班，送入洞房！其间，新郎、新娘在拜堂时，有抢前头跪习俗，谓谁跪在前面，以后就可管住后者，致闹出边拜边踢垫子，新郎拂袖而起拒拜的笑话。

洞房 繁缛的拜堂仪式毕，由两个小儇捧龙凤花烛导行，新郎执彩球绸带引新娘进入洞房。脚须踏在麻袋上行走，一般为5只，也有10只麻袋，走过一只，喜娘等又递传于前接铺于道，意谓“传宗接代”、“五代见面”。入洞房后，按男左女右坐床沿，称“坐床”，由一名福寿双全妇人用秤杆微叩一下新娘头部，而后挑去“盖头篷”，意示“称心如意”，谓“请方巾”。新郎稍坐即出，新娘换妆，客人吃“换妆汤果”。而后，新郎、新娘行“拜见礼”，论亲疏、辈份依序跪拜见面，称“见大小”。拜时起乐，堂上摆大座两把，受拜者夫妇同坐，如一个已故，则亦按男左女右就坐，另一把空着。拜毕赐红包给新娘，俗称“见面钱”。公婆可不掏红包，谓“媳妇自家人”。新娘与同辈见面则作揖，若小辈拜见时，新娘亦给“见面钱”。之后，举行“待筵”，新娘坐首席，由4名女子陪宴劝食，新娘多不真吃。筵毕，喜娘陪新娘至厨房行“亲割礼”，有捞粉丝、摸泥鳅等习俗，谓之上厨。

贺郎酒 拜堂晚上，男家为好日正席酒，叫“贺郎酒”，新娘须逐桌逐位为长辈和客人斟酒，酒要斟满又不可淌出。酒饮状元红，菜多鸳鸯名，乐奏百鸟朝凤、龙凤呈祥。席间，新娘在上热菜(换汤)时，喜娘喊：新娘子换汤(换妆)作揖啦!宴后，喜家请有福有德的座客两人至洞房，向新郎、新娘行“三酌易饮”礼，每进一次酒(新人只啜一口)相互交换下酒杯。主贺者须边唱贺郎词，戏谑、祥和兼有，诸如：第一杯酒贺新郎，有啥闲话被里讲，恐怕人家要听房。第二杯酒贺新郎，房里事体暗商量，谨防别人要来张(看)。第三杯酒贺新郎，祝愿夫妻同到老，早生贵子状元郎。

是夜，有吵新房习俗，谚云：“三日无大小”。成亲那天新娘不多与客人说话，吵房时先逗新娘开口，看其衣裳纽扣，五颗纽扣说是“五子登科”，看其脚髁头，说是看老寿星。闹至午夜始散。新郎随出送客，喜娘始铺被褥，新娘即赏以红包，喜娘嫌不足则佯立不走，待增加后才出。新娘关房门，新人共吃“床头果”。新郎上床，新娘“坐花烛”，花烛不可吹灭，烛尽方可上床。尚有在白天做好手脚，夜里撬门跳窗进新房挪走新郎衣裳，吵房成功，新人要罚出糖果、香烟钱。

成亲后

回门 成亲次日起床，须由新郎开房门。是日，男方备轿请阿舅，阿舅受茶点三道后，退至阿妹新房歇息。午宴，请阿舅坐首席，称“会亲酒”，忌用毛蟹(娘舅谑称毛蟹)。宴后，用便轿接新郎陪伴新娘回娘家，称“回门”。随轿送“望娘盘”一担。岳父母家宴请“生头女婿”，忌用冰糖甲鱼。宴毕返回，新娘一出轿门，宾客中爱闹者预先以二三十条长凳从轿前铺接至新房门，架成“仙桥”，要新郎搀扶新娘从“桥上”过，客人欢笑催促，若步履稳健，则在新房门前“桥头”凳上再叠长凳一条，并递上一只油包，要新娘口咬油包走过，美其名曰“鲤鱼跳龙门”。第三日，“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新娘下厨，煮糖面分赠四邻。

满月盘 新婚弥月，岳父母家遣人送礼品一担，谓“满月盘”。又送礼券若干，金额不等，供婿家酬谢襄办婚事人员，俗谓“花笑票”。

旧时贫富悬殊，以上所述系富庶和中等人家。至于贫穷人家则用硬纸板剪个双喜字，贴上金纸，墙上一挂，一对花烛，一顶蹩脚花轿，便拜堂成亲。

入民国后，繁褥婚俗渐变。五四运动后，知识青年中始有文明结婚。l936年鄞县县政（蟹）府颁布《鄞县新生活集团结婚规则》，但未能推行。结婚中迷信和繁褥习俗有所改变，但仍兴新娘坐花轿、结婚拜天地。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作保障，男女婚姻自由，婚礼从简，吃些糖果，或办酒数席，家人亲友欢聚庆贺。80年代，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兴起迎亲坐轿车，索高聘礼，大操大办酒席，讲排场、比阔气之风重新滋长。有些农村旧式婚俗，有所抬头。婚事新办、婚事简办亟须大力提倡。

中国传统婚礼背后的历史文化意义

中式传统婚礼含中国哲学 红色是对日神的崇拜

刚刚过去的西式情人节适逢新春佳节，显得格外喜庆。不过，也许国人从此不必感慨本土节日比不上洋节了，因为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喜爱传统的方式。近两年，传统婚礼仪式越办越多，甚至形成产业就是例证。

前不久，北京的北海公园内，出现了一队吹吹打打的迎亲队伍，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这是由北京民俗泰斗常人春先生亲自策划并主持的老北京传统婚礼，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婚礼首次穿越皇家园林举行。这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花轿接亲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大江南北。到底是什么魅力使传统婚俗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又重放异彩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亲自体验了一把中式传统婚礼，以揭示其中的魅力。

我国传统的婚礼仪式，总以大红色烘托着喜庆、热烈的气氛。吉祥和祝福、孝敬成为婚礼上的主旨。俗话说“礼乐和鸣”，几乎婚礼中的每一项礼仪都渗透着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爱红源于日神崇拜

“红”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喜庆、成功、吉利、忠诚和兴旺发达等意义的象征。这源于古代对日神的崇拜。在传统婚礼上张贴大红喜字，给新娘遮脸的是红盖头，新娘穿的吉服是大红袄，新郎胸前佩戴的是大红花等等。这些红色服饰不但给婚礼带来喜庆的气氛，同时也暗示着新婚夫妇婚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

婚仪体现天地人和谐

著名民俗学家高巍认为，传统婚姻的很多仪式中都体现了中国人向往“天地人和谐”的哲学，以及人们祈福迎祥的文化心理。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婚姻不仅仅关系到结婚的双方当事人，而是两个家族和全社会的事。需要通过一系列仪式反映婚姻庄重，引起当事人和亲属朋友对婚姻本身的重视。其背后蕴含着对天地人融合的观念。

请亲友来证明婚姻本身的正式和庄重，不是随意的，这和重视人与人的和谐结合在一起。由于婚姻的产生，使得二人的家庭形成姻亲关系。仪式可以体现家长在家庭中的地位。

仪式结束时，新郎新娘要把敬神的钱粮和裱文都要放到钱粮盆中拿到院里焚化。随着火焰、纸灰升腾，此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表示已经得到了“天”的认可。

国人敬天，这和农业社会生产水平有关。当时必须以家族为纽带，和自然形成共同生活的原则。因此只有天地人合一、关系和谐，人才能够丰衣足食。

再比如，传统婚礼中有很多装饰性的器物，以及语言禁忌、参与人的禁忌。像喜娘伴郎不能由鳏寡孤独者担任。这并不像庸俗化解释中说的那样是担心“不吉利”影响新人，而是因为在传统观念中，鳏寡孤独恰恰表现了一种不和谐，不圆满，和仪式中向天地祈福的初衷是相反的。因此有了这样的禁忌。

传统婚礼中多用的乐器也反映了“和谐”的思想，以及对“天”的重视。锣鼓、唢呐、笙都是以响声明亮为主的，婚礼上的音乐也不是文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表达人的声音，声音大才能让“天”知道，同时反映婚姻本身的隆重。参与者在四面大鼓，两面开道锣的巨大声响中能够感受到灵魂的净化作用。人在天地间生活，要与天地和谐，也要与人和谐。中国人的祈福迎祥，也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反映。

礼俗的文化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教授何星亮在《文化与文明》中写到：每一种文化都可分为外显的文化和内隐的文化两部分。外显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或科技文化)、社会文化(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部分。社会文化或制度文化是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化，主要是为了与他人和谐共处以维持集体生活而创造的，精神文化是表现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文化，它是人类为了克服自己在感情、心理、认知上的种种困难与挫折、忧虑与不安而创造的。而内隐的文化是隐藏在外显文化背后的结构或模式。象征符号是构成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是传达意义或信息的重要形式，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沟通的重要手段，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个民族都拥有大量的象征符号，而这些象征符号通常只有本族群的人才能理解。例如，汉族传统婚礼上，新娘一般都吃红枣、花生、桂圆、瓜子等，这四种食物象征“早生贵子”，而这种象征意义只有汉族和了解汉文化的人才能理解其意义。

中国古代门第婚姻的历史演变

一、婚龄

古人是主张晚婚的，认为一定要等性功能健全和发育成熟才能结婚。上一章虽述及《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二七天癸至，即十四岁始来月经；男子二八天癸至，即十六岁才开始遗精，如果这时“阴阳和”（即性交），则可能有子。但是这时性功能并未完全发育成熟，还没有进入合适的婚龄。女子要等到三

七二十一岁，始能“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男子要等到三八二十四岁，才能“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而长极”。所谓“肾气平均”，就是指性器官和性功能得到了均衡、正常的发展，性器官和性功能都比较成熟；所谓“真牙生而长极”，指人的最后一颗牙齿“尽头牙”长出，也表示人的身体已完全发育成熟。

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古代书籍中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汉代与魏晋南北朝的许多学术书籍及医书中也强调这一点。

但是，到了汉朝，这“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的理论在实践中受到了一些冲击，有一些行不通了。例如《论衡·齐世篇》中说：“《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设，未必举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

这种状况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男子早娶则家中较早地增添劳动力，似对发展一家一户的生产有好处；另外，封建的宗法制度十分重视子嗣，早娶则可能早得子、“早得福”。所以，虽然有些有识之士反对这种早婚现象，但收效不大。例如，汉朝有个学者叫王吉的说：“夫

妇，人伦大纲，天寿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为人父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民间有许多做法都源自经济发展需要，它是一些十分现实的问题，带有很强的现实性；而科学理论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带有很强的预见性。预见与现实之间往往有矛盾。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对此，固然一方面要教育，但最根本的还是要从经济上彻底解决，这当然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了。

汉代早婚现象的兴起，王室与民间皆然。查考《汉书》、《后汉书》，男子从十五岁至十八岁初婚者都有。如《后汉书·灵帝记》：“建宁四年四月癸丑，立贵人宋氏为皇后。”灵帝于建宁元年即位，年十二，那么结婚时年十五。《后汉书·桓帝记》：“建和元年秋七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桓帝是十五岁即位的，结婚那

年应为十六岁。《隶释》十五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云：“收从孙，即广延，立以为后。年十八，娶妇徐氏。”

查考《汉书》、《后汉书》，女子出嫁从十三岁到十九岁的都有。如《后汉书·昭德马皇后纪》：“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由是选入太子宫，时年十三。”《汉书·外戚传》：“宣帝求得外祖母王媪。王媪家本涿郡蠡吾平乡，年十四，嫁为同乡王更得妻。”《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作女

诫七篇，其辞曰：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古诗《孔雀东南飞》：“十七嫁为妇，心中常苦悲。”《后汉书·光烈阴皇后传》：“更始元年六月，遂纳后于宛成当里，时年十九。”

需要提出的是，古人所统计的年龄，按中国旧俗为虚岁，即刚诞生就算一岁，诞生满一年即为两岁，所以实足年龄比上述的还要减去一岁。

男子相配，大率以男稍长于女为常。如《汉书·霍光传》：“光长女为桀（上官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昭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内安女后宫，为婕妤，数月，立为皇后。”又《汉书·外戚·孝昭上官后传》：“昭帝始立，年八岁，安女入为婕妤，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这两段是说明了男女相差两岁，是为 “相配”。民间也是如此，《后汉书·循吏·任延传》：“洛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龄相配，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

二、婚姻途径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由于距上古时期还不算很远，男婚女嫁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父母之命已日益加强，夏、商、周时代那种在有的节日里“奔者不禁”之俗在汉民族中已基本绝迹了。

在《汉书》与《后汉书》上记载了这样几件事：《汉书·张耳传》：“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请决嫁之。女家厚俸给耳。”

《后汉书·梁鸿传》：“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

在以上两个例子中，外黄富人之女尽管是他人建议，自己决定，但总是表明了对婚姻有一定的自主权。孟光之嫁梁鸿，不惟有眼光，而且是完全自主的。这种自主程度， 在宋， 明以后很少见了，即使有，也会受社会打击，被斥为“放荡”、“不规”、“有悖礼法”，而在汉代，还是时人异之，时人贤之的。

当然，以上这种现象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从秦、汉起，婚姻由父母决定，已逐渐演变为事物的主要方面。《后汉书·戴良传》：“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这个父亲有支配女儿婚事之权，对外也比较好说话。可是也有不好说话的父母，如《汉书·淮阳宪王传》：“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魏志·王粲传》：“粲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有时，长辈对子女亲事的看法有矛盾，但归根结蒂，儿女亲事还是取决于长辈。如《汉书·孝宣许后传》：“时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当为内孝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欧侯氏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张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体近，下人乃关内侯，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妪闻之，怒。广汉重令为介，遂与曾孙。”再如汉高祖刘邦当初娶吕后，也有类似情况。吕后的父亲吕公看到刘邦的相貌，很敬重刘邦，说自己相人多了，没有人能及得上刘邦，要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妻子吕媪发火了，她责问吕公说：“你一直说我们的女儿要嫁个贵人，沛县县令来求婚，你都不同意，怎么许给了刘邦这个小子？”吕公说：“这种事女人不懂。”结果还是将女儿嫁给了刘邦。

有时，男女的婚姻还由别的亲属插手干预决定，当然这种亲属要比父母更权威。例如汉朝的陈平年轻时娶不起妻，户牖有个富人叫张负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陈平，感到陈平相貌很好，气度也了不起，于是就要把孙女许给他。这个孙女命不好，嫁一个丈夫死一个丈夫，共五次。可是，张负的儿子不同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

陈平，说陈平穷，又不干什么正事，县里不少人看不其他，为什么要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张负认为此人不会没出息，最后还是把孙女许配给了陈平。

如果男女的婚姻不通过父母，或不从父母命，那么父母是十分生气的。例如汉朝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事就是如此。临邛的大富豪卓王孙有次宴请宾客，司马相如应邀出席，在席间弄琴。卓王孙新寡的女儿文君偷偷地从窗缝看司马相如，十分倾心，于是在夜里跑到司马相如处，两人私奔至司马相如的故乡成乡。司马相如家

境贫穷，徒立四壁。卓王孙为此事大怒，说：“这个女儿这么没出息，我不忍心杀她，但一分钱也不能给！”人们劝他，他终不听。

无论是男女自行择偶，还是父母决定，选择的标准有哪些呢？

男方择妇，一是看重形相，当然所谓形相不光是美。汉朝有个有名的循吏黄霸，“少为阳夏游徼，与善相人者共戴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取为妻，与之终身。”二是看中女方的才。《华阳国志》卷十中说了这么一件事：“阳姬，武阳人也，生自寒微，父坐事闭狱。杨涣始为尚书郎，告归，郡县敬重之。姬为处女，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辞慷慨涕泣。涣恳告郡县，为出妻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聘之。”三是看中女方的门弟，如《汉书·董贤传》说：“王闳妻父萧咸，前将军望之子也，久为郡守，病免为中郎将，兄弟并列。贤父恭慕之，欲与结婚姻。”还有贪慕女方家财的，如前面引述的陈平娶妻的事就是如此，陈平为什么接受张负这个守寡五次、人们都不敢娶的孙女呢？后人说是贪图岳家多财。

女家择婿，第一也是看男方形相，吕公之看刘邦，张负之看陈平，都是如此。《太平御览》 五百四十一引《吴书》说到吴国有个有名的大臣陶谦年轻时的事：“陶谦字恭祖，丹阳县人。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闻陶家儿游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后必大成。’遂与之，后为徐州牧。”二是重男方之贤与才，古人对此是十分重视的，史书所载甚多，如《汉书·张耳传》：“父客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后汉书·公孙瓒传》：“瓒为人美姿貌，大音声，言事辩慧，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汉书· 列女传》：“勃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 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当然，少君之父是看中了鲍宣贫而好学，有志。《太平御览》五百四十一引《郑玄别传》云：“故尚书左丞同县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君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否？对曰：‘愿之。’乃遂拔于其辈，妻以弟女。”《华阳国志》卷十下说：“李燮，太尉固子也。父死时，二兄亦死，燮为姊所遣，随父门生王成亡命徐州，佣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

许多古人惜才、爱才，慧眼别具，识人于草莽之中，助人于穷危之际，这种赏识与帮助往往以联姻的形式出现，这种情况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好。

在那个时代，联姻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如带有政治目的，为了某种政治关系而联姻。《史记》七《项羽纪》说：“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后汉书·刘植伟》：“时真定王刘扬起兵以附王郎，众十余万。世祖遣植说扬，扬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纳郭后，后即扬之甥也，故以此结之。”

在秦、汉之际，指腹为婚的事也始见端倪，此风盛行于后世。如《后汉书·贾复传》：“复兆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总之，秦、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在婚姻的途径与目的上已日益鲜明地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家法与父母之命越来越起作用，而门第之见也开始产生，从前面所引述的许多事例来看，门第相当的所占比例不少，这种重门第、重等级之风是封建社会的特征，而到魏晋之时达到顶点。当然，也有许多女家不嫌男方卑贱与

贫穷以女嫁之的事，一般说来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深入分析，其中有许多“此男当贵”，“此人必非终于草莽者”的看法与期望，带有一种以求有朝一日进入较高等级的希求。至于通过联姻以获取金钱还不太明显，陈平欲得五嫁夫辄死之女意在金钱，也只是后人的分析。古人联姻中以追逐金钱为目的的远不如今日，这可能是

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缘故。

三、婚仪

这个时期的婚仪沿袭过去的“六礼”，而且在贵族和平民中都日益普及了。如《艺文类聚》四十说：“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征，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请吉日将迎，亲谓成礼也。

但是，这一时期的“六礼”比之于古之“六礼”，繁缛得多，奢侈得多，以此来显示地位与财富，是封建社会的特点之一，淳朴的古风已逐渐丧失殆尽。例如，从汉朝起，百官纳采，用玄纁、羊、雁等礼物凡30种。《通典》五十八对此作了较详细的描述：

后汉郑众百官六礼辞大略同于周制，而纳采女家答辞，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称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皂囊，着箧中，又皂衣箧，表讫，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表某君门下。聘礼物凡三十种，各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箧表讫，蜡封，题用皂帔盖于箱中，

无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礼物：案吕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命缕、胶、漆、五色丝、合欢铃、九子墨、金钱、禄得香草、凤凰、舍利兽、鸳鸯、受福兽、鱼、鹿、鸟、九子妇、阳燧。

以上这些礼物都要写上讨吉利的谒文，表明它一定的含义，这些谒文还表明当时人们的伦理观念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通典》五十八记载的是：

总言言物之印象者，玄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群而不党。雁则随阳。清酒降福。白酒欢之由。粳米养食。稷米粢盛。蒲众多性柔。苇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须禄。长命缕缝衣。延寿胶能合异类。漆内外光好。五色丝章采，屈伸不穷。合欢铃音声和谐。九子墨长生子孙。金钱和明不止。禄得香草为吉祥。凤凰雌

雄伉合俪。舍利兽廉而谦。鸳鸯飞止须匹，鸣则相和。受福低俗作品请删除恭心慈。鱼处渊无射。鹿者禄也。鸟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妇有四德。阳燧成明安身。又有丹为五色之荣，青为色首，东方始。

至于聘金，即纳征钱，是越来越豪华奢侈，甚至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汉官仪》说：“皇帝聘皇后，黄金万斤。”《汉书·王莽传下》说：“进所征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后汉书·献烈梁皇后纪》说：“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纳后故事，聘黄金二万斤。”《宋书·礼志》说：“尚书朱整议：

汉高后制，聘后黄金二百斤，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马四匹。”《汉书·淮阳宪王传》说：“赵王复使人顾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许。”

这种状况不仅在王室贵族中定为礼制，而且在民间也蔚为风气。如《汉书·陈平传》中叙述：“张负卒与女，为平贫，乃假贷币以聘。”由此看来，这种“门面”无论如何不能不要。《后汉书·任延传》中所述的任延因骆越之名不懂嫁娶礼法，就以官府的力量，按两千多男女的年龄差异，为他们配对。“其贫无礼聘，令长史以下各省奉禄以赈助之”，这也是风俗不可违也。

当时，不仅聘金甚巨，而且婚礼的其它方面排场很大。如《汉书·西域乌孙传》说：“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潜夫论》三《浮侈篇》说：“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

这种嫁娶侈靡之风在当时就为一些有识之士所反对。例如前面所述的那个戴良，“嫁女，以竹方笥为严器”，陪嫁的只是疏衣、布被、竹笥、木屐。还有前面说过的那位因清苦但好学而被人赏识、妻之以女的鲍宣在这方面作风也很好，其妻少君嫁过来时，装送资贿很丰厚，鲍宣很不高兴，对妻子说：“你生长于富豪之门，习惯于修饰、享受，而我是生活贫贱的，对这些礼实不敢当。”妻说：“我的父亲因为你品德作风好，才叫我嫁给你。我既然做你的妻子，总按你的意见办。”鲍宣高兴地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志同道合了。”这位妇女就把华衣美服与侍从都退回娘家，换上布衣，和鲍宣一起归乡里。当然，在那种社会里像戴良、鲍宣这种人

是不多的。

在当时，闹新房的风俗已经兴起，宾客们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群书治要》引仲长统《昌言》说：“今嫁娶之会，棰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青欲，宜淫泆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者也。”据记载，汉代汝南有个叫杜士的人娶妻，大家前来祝贺，喝了许多酒。

他的一个叫张妙的朋友在闹新房时开玩笑，把杜士捆起来捶20下，又把杜的手足高悬于梁，杜竟一命呜呼了。

四、几种值得注意的婚姻形式

秦、汉及以后的封建贵族、地主和前世以至封建社会的后世一样，多妻制颇为盛行，除正妻之外，还有小妾、少妇、傍妻、小妇、妾、下妻、外妇、傅婢、御平等许多名义，而且往往不止一人。如《汉书·元后传》：“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汉书·孔光传》：“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期去或更嫁。”《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臣畅小妻三十七人。”当时，如无子则买ae ，在民间也是寻常事，如《意林》及《太平御览》三百八十八又三百二十六引《风俗通》说：“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女为妾。”九十岁还要买小老婆，这是多么畸形与丑恶！

这些情况，当然还是建立在男子统治与压迫女子、以女子为玩物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中间有许多丑闻秽事，如《汉书·王商传》：“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乱。 ” 《汉书·夏候婴传》：“颇尚平阳公主，主与父御婢奸，自杀。”

《汉书·侫幸传》：“张彭祖为其小妾所毒，薨。”《汉书·淳于考传》：“许皇后姊孊为龙额思侯夫人，寡居。长与孊私通，因取为小妾。”至于《后汉书·赵孝王良传》说：“赵相奏乾居父丧私其小妾，坐削中丘县。”这是因为在父丧期内还 娶小老婆，触犯了封建礼法中的大忌，所以才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否则，在封建社会中多妻是完全合法的。

婚姻形式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重亲。重亲就是婚姻之家再结婚姻，即所谓“亲上加亲”。重亲可分三种：姻家恒为姻家，婚家恒为婚家，还有姻家、家互为的情况（指《仪礼士昏礼记》的说法，女氏称婚，婿氏称姻）。这种情况，按历史记载，多实行于王室、贵族，当然民间也有，只是未具体地记载于历史罢了。由于亲上加亲，就结成了一个个颇为复杂的关系网，如《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嘉薨，子立嗣。荒王女弟园子为立舅任宝妻。宝兄子昭为立后。”

至于下面一种情况就更复杂了。《后汉书·耿弇传》：“父况，及况卒，少子霸袭父爵。弇卒，子忠嗣。忠卒，子冯嗣。冯卒，子良嗣，一名无禁，尚安帝妹濮阳长公主。……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女金卒，子喜嗣。喜卒，子显嗣。显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长社公主。……牟平侯舒卒，子袭嗣。尚显宗女隆虑公主。袭卒，子宝嗣，宝女弟为清河孝王妃。”

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其实质是为了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相互扶持，相互利用，从而用重重的婚姻形式进一步巩固双方的关系。从这也可以看到，在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婚姻很少是爱情的结合，往往是以家族利益为前提的。

由于“亲上加亲”，结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网，婚姻有时是在同辈之间进行，有时却是在不同辈之间进行。这并不是由于疏忽，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这是马虎不得的，只不过是家族利益超过了对辈份的讲究而已。

另外，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周制同姓不婚，而汉朝人结婚似不避同姓。

如《汉书·王诉传》：“诉薨，子谭嗣。谭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由此看来，王莽和其妻是同姓。又如《通典》：“吕后妹嫁于吕平”，也是如此。

用现代科学观点来看，同姓联姻，并非不可，因为同姓未必有多近的血缘关系。但汉代的不同辈通婚，尤其是血缘关系很近的不同辈通婚，如亲母舅娶外甥女、姨侄娶姨母、表侄娶表姑母等现象很值得分析。可以从政治利益高于一切来考虑，还可能是古代血缘婚的回光返照。

五、绝婚与改嫁改娶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绝婚（即离婚）与改嫁改娶之事甚多。这种情况比较复杂，从中既可以看到封建礼法与贞节要求的萌始，可以看到男子以及整个宗法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又可以看到在绝婚与改嫁改娶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自由度，这是显然不同于宋、元、明、清等后世的。

绝婚的第一种情况是男弃其妇，这样做有许多原因：一是无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当然是一件大事。“无子弃，绝世也”，这正是七弃（或七去）之一。《东观汉纪·应顺传》：“顺少与同郡许敬善，敬家贫亲老，无子，为敬去妻更娶。”其实，无子不一定是女方的问题，这实在是很冤枉的。

二是口舌之故，即女方说“错”了什么话，闹了些家庭矛盾。例如汉朝的那个陈平，年轻时是个浪荡子，不事生产，他的嫂嫂看不过去，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如“有叔如此，不如无有”等，陈平之兄知道后，就逐其妇而弃之。人云，这种做法也符合七弃（或七去）之一：“口舌弃，离亲也。”其实，这也是很不公正的。这

正像后来刘备所说的：“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犹可补，手足断安可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自然是如此。

三是盗窃。七弃（或七去）之一是“盗窃弃，反义也”。其实，这种所谓“盗窃”，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如《汉书·王吉传》：“吉少时学问，居长安，东家有大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妇。”这棵枣树是邻家种的，枝果伸到王吉家来了，王吉的妻子摘了一些给王吉吃，结果王吉为之和她离了婚，这真是视婚姻为草芥，视女子为草芥。

四是女性嫉妒。七弃（或七去）之一是：“嫉妒弃，乱家也。”这样离婚当然有“充分理由”了。《后汉书·冯衍传》上说，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任氏女又凶悍、又嫉忌，不许冯衍畜媵妾，而且虐待冯衍前妻所生的子女冯豹、冯姜，后来冯衍把她逐出了门。关于这件事，冯衍写了一封信给任氏女的弟弟任武达，说明原委，这封信在历史上颇为有名，人们常以此来教育女儿如何事夫，如何恪守妇道。

信云：

天地之性，人有喜怒；夫妇之道，义有离合。先圣之礼，士有妻妾，虽宗之眇微，尚欲逾制，年衰岁暮，恨入黄泉，遭遇嫉妒，家道崩坏。五子之母，尚足在门，五年以来，日盛岁剧，以白为黑，以非为是，造作端末，妄生首尾，无罪无辜，谗口嗷嗷，乱匪降天，生自妇人，青蝇之心，不重破国；嫉妒之情，不惮丧身。牝鸡之晨，惟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于衍。醉饱过差，辄为桀纣，房中调戏，布散海外。张目抵掌，以有为无。痛彻苍天，毒流五脏，愁令人不赖生，念令人不顾祸，入门著床，继嗣不育，纺绩织纴，子无女工，家贫无僮，贱为匹夫，故儿之，莫不凄怆，曾无悯惜之恩。唯一起，武达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形骸不蔽，手足抱土，不原其穷，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贩糖之妾，不忍其志。计妇当去久矣，念儿曹小家无他使，哀怜姜、豹，当为奴婢，恻恻焦心，事事腐肠，汹汹藉藉，不可听闻，暴虐此婢，不死如发，半年之间，脓血横流。婢病之后，姜竟舂炊，豹又触泥涂，心为怆然，编谷放散，冬衣不补，端坐化乱，一缕不贯，既无妇道，又无母仪，忿见侵犯，恨见狼藉，依倚郑令，如居天上，持质相劫，词语百东，剑戟在门，何暇有让；百弩环舍，何可强复；举宗达人解说，词如循环，口如布谷，县幡竟天，击鼓动地，心不为恶，身不为摇，宜详居错，且自为计，无以上书告诉相恐，狗吠不惊，自信其情。不去此妇，则家不宁；不去此妇，则家不清；不去此妇，则福不生；不去此妇，则事不成。自恨以华盛时不早自定，至于垂白家贫身残之日，养痈长疽，自生祸殃。衍以家室纷然之故，捐弃衣冠，侧身山野，绝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门，阖门不出，心专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这封信写得很生动，振振有词，凿凿有据，女方家族自然无话可说，当时的社会舆论也在冯衍这一边。当然，以今日的眼光看来，这也仅仅是一面之词，信中还不时流露出“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可能，任氏女确有许多缺点，但触犯丈夫的统治权，不许丈夫纳妾，危及丈夫的“权利”与“利益”也是原因之一。

五是女方德行差。例如《华阳国志·广汉士女赞》说，有个叫汝敦的人，兄弟住在一起，父母有些遗产，嫂子很想独占，汝敦的妻子很贤惠，劝汝敦都给他们算了，于是汝敦把田宅、奴婢都给了兄嫂，夫妻俩搬出去住了。有一次汝敦在耕地时挖出了一件金器，妻子劝他送给哥哥，夫妻就一起去了。嫂子见他们来，以为是来

借钱的，不给他们好脸色看；后来知道他们来送金器，又高兴得手舞足蹈了。这时，哥哥感悟了，出其妻，把家财还给弟弟。从这件事看来，这位嫂子贪心，似乎是个“小人”，但这位哥哥也很差劲，弟弟与家媳让出父母遗产，他竟也全部接收，不以为愧了。后来，虽然感悟了，为什么马上和妻子离婚呢？自己能感悟，为什么妻子就不能感悟，为什么不帮助、教育她呢？这又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作怪了。

六是女方不得于父母，即没有把公婆侍候好，或是公婆对媳妇有偏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后汉书·鲍永传》：“永事后母至孝。妻尝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后汉书·列女广汉姜诗妻传》上说：“诗事母至孝，妻奉顺尤谨。母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尝溯流而汲，后值风，不时得还。母渴，诗责而遣之。 ”这两件事都很不讲理，鲍永的妻子只是在婆婆面前喝骂了一条狗，就被离弃了。姜诗的妻子更冤，她本来对婆婆很孝，婆婆喜欢喝江水，她常走六七里路去汲江水，有一天刮大风，她没能及时返回，婆婆口渴了，只是为了这件事，就被离弃了，这是多么违背人情、人性！

七是为了一时的政治关系而去其妻。汉朝大将班超就发生了这种事。《后汉书·班超传》说，当时有个大臣李邑初去于阗，畏敌如虎，又妒班超之功，于是上书皇帝诽谤班超，说班超拥爱妾，抱爱子，安乐。

中国的婚礼习俗

一、交杯酒与结发夫妻

“合卺”这个词对于现代人而言是陌生的。然而，新郎与新娘的“交杯酒”却是每一个结过婚或参加过婚礼的人非常熟悉的。“合卺”就是指新婚夫妻在洞房之内共饮合欢酒。卺是飘之意，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用以饮酒，就叫合卺，合卺始于周代，后代相卺用匏，而匏是苦不可食之物，用来盛酒必是苦酒。所以，夫妻共饮合卺酒，不但象征夫妻合二为一，自此已结永好，而且也含有让新娘新郎同甘共苦的深意。正如《礼记》所载：“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

宋代以后，合卺之礼演变为新婚夫妻共饮交杯酒。《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人“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饮讫，掷盏并花冠子干床下，盏一仰一合，谷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这个仪式的象征意义是意味深长的。

用彩绸或彩纸把两个酒杯联接起来，男女相互换名，各饮一杯，象征此后夫妻便连成一体，合体为一。当然很多情况下，“惟新妇羞涩，不肯染指一尝”。（民国：《解县志》）

饮过之后把杯子掷千床下，以卜合谐与否，如果酒杯恰好一仰一合，它象征男俯女仰，美满交欢，天覆地载，这阴阳合谐之事，显然是大吉大利的了。民国时期，山西民间结婚，拜天地之后，“导入洞房，婿先进，上床踏四角，新娘继入，坐床后隅，饮交杯酒，是日‘合卺’，合卺之后，尚有谒祖日见勇姑等礼，大抵于结婚之低俗作品请删除行之”。（民国：《浮山县志》）

今天，山西农村青年的婚礼上，交杯酒是必不可少的，但其形式比古代要简单的多。男女各自倒酒之后两臂相勾，双目对视，在一片温情和欢乐的笑声中一饮而尽，或者是在洞房或是在举行婚礼的大厅、饭店、酒楼。按民俗传统，交杯酒是在洞房内举行的，所以都把合卺与入洞房连在一起，但不管此俗的表现方式有何不同，其寓意与心态都是一致的，结永好、不分离的暗示对于新婚夫妻今后长期的婚姻生活都会产生影响。

当人们置身于偏僻山村的婚礼中，不管平常人们的生活多么艰辛，但通过交杯酒所洋溢出的欢笑，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爱情的坚贞，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照婚礼习俗，在交杯酒过后，常常还要举行结发之礼。结发在古代称合髻，取新婚男女之发而结之，新婚夫妻同坐于床，男左女右。不过，此礼只限于新人首次结婚，再婚者不用。人们常说的结发夫妻，也就是指原配夫妻，娶妾与续弦等都不能得到结发的尊称。

古代婚俗中，结发含有非常庄重的意义，后来这一习俗逐渐消失，但结发这一名词却保留下来了。结发夫妻受到人们的尊重，结发向征着夫妻永不分离的美好含义，如同交杯酒一样，在农村仍然得到大多数人的充分肯定和赞许。

在男人们可以娶妾、养姨太太的时代，结发夫妻就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不论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新科进士，还是突发横财的商人地主，在攀援富贵、寻花问柳、续纳小妾之时，一般都要对结发夫妻保持一定的尊重。

在中国人的心理和情感上，从古至今，漫漫几千年，尤重结发夫妻。

因为结发意味着“第一次”。在男女授受不亲，人们一生中深交的异性寥若星辰的情况下，结发，意味着第一次接受了异性的新鲜，第一次发出会心的微笑，第一次品尝了爱的幸福，第一次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家庭。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第一次都是弥足珍贵，值得珍惜的。

此外。结发还具有庄严、神圣、天意、缘份等等得到社会认可的深层含义，在此基础上，婚姻的双方产生了义务和责任感。

二、闹洞房的秘密

闹洞房是婚礼的最后程序，也是任何婚礼都不可少的内容，它是婚礼的高潮，也是最热闹最有趣的节目。

新婚之夜，亲戚朋友围坐房中，对新娘百般戏谑，称之为“闹房”、“戏新娘”。闹的方式各种各样，各地有同有异。总括起来可分为文闹和武闹两种。文闹以较文雅的方式，往往都是向新娘出谜语、对对子，请其讲述恋爱经历及平常不见于口的男女之事，山西民间有称“说令子”，妙趣横生，迫使新娘无法对答而大出洋相，借以取乐。“是夕，好事者多以谈谐语编为词调，强使新妇歌之，名曰‘闹房’。近则变本加厉，庆贺之忱出以戏谑，抑失礼之甚矣。”（民国：《翼城县志》）武闹是使用较为粗野的方式，不仅口出秽言，还对新娘动手动脚，颇有恶作剧的性质。

闹洞房时，平辈的、晚辈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纷纷拥入新房，喜笑逗乐，尤其是新郎的朋友，他们极尽所能，想出种种方式，让新娘当众表演，以逗乐取笑，俗话说“三日没大小”，除了爹妈都能闹。这期间，人们之间随随便便的关系是礼俗所允许的，很多禁忌都被解除了，颇似西方文化中的狂欢节。因此，无论如何戏闹，如何难以接受，新娘是万万不能反目生气的。如若气走了闹洞房的人，将被视为是新娘的任性，人缘不好，日后的光景就不会好过。

闹洞房是对新婚夫妻的一种祝贺方式。在民俗中，人们认为洞房中常有狐狸，鬼魅作崇，为了趋逐邪灵的阴气，增强人势的阳气，才闹洞房的，所以民间俗语说“人不闹鬼闹”。

闹房在功能上也是对新婚夫妻的考验，包括机智与耐心，原本是一种“关口考验”，但在民间往往行之过分，成为陋俗。

闹洞房的习俗起源甚古，《汉书》记载“燕地嫁娶之夕，男女无别，仅以为荣。”（《汉书》，《地理志》）闹房之俗可能起源于“听房”。在新婚之夜，亲朋好友在洞房窗外窃听新媳妇的言语和动作，人们感兴趣的无非就是男欢女爱之事。从性心理的角度讲，这种举动似乎正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低俗作品请删除”之举。以后逐渐演变成为戏弄新娘的闹洞房。此种风俗行至唐代，风行民间，不但男方亲属，贺宾客朋都有戏弄新娘的权利，连不相干的陌生人，也可以中途阻拦，品头论足，抚摸取笑，需索于难。这种习俗由古至今，已由个人行为变为集体行为。

综观闹洞房之俗，驱动人们听房、闹洞房的心理动机是复杂的。

首先，这是一种人们性意识的外化与下意识的冲动，人们从闹房戏妇与抚妇之中，表现了对异性的某种挑逗，发泄出来之后便可克服既羡且忌的心理，以达到性在“下意识”界域的某种平衡，这种对异性的态度与行为在平时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闹洞房正好提供了一种机会。

其次，闹洞房是传统婚姻中包办婚姻的产物。因为只有在新婚典礼之后，激动的新郎才可搞开新娘的红盖巾，这对新人以前不相识，无相交，更无情感的沟通，第一次见面便要共堕爱河，显然是陌生和难堪的。因此，闹洞房习俗可以消除彼此的距离和陌生感，协调俩人之间的紧张气氛，融洽感情。无疑，洞房之闹是百米赛跑前的必要准备。

再者，在兴旺发家的心理趋动下，大多数的新婚之家，都存在着既苦于众亲友之闹，又乐于让其闹的双重心理。

闹房可以使双方的亲友们熟悉起来，显示家庭宾朋满座，兴旺发达，增进亲友间的沟通与感情，以及邻里间的和睦。

热闹是中国人生活的美学理想，闹洞房正是臻于此境的手段。热闹了才能形成喜事喜庆的氛围，闹是一种快乐的场景，是一种欢腾与兴旺发达的象征，只有闹、大闹特闹，喜庆才有市场，财路才可大开，人丁才能兴旺。

三、洞房验贞

在中国，性行为是一种受习俗高度制约的行为。人们不仅对公开的、合法的性关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习俗的规范试图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

在《诗经》中，我们可以谈到许多妇女与情人们私奔的故事，至少在孔子时代，社会上层中，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之混乱多少有如堕落的罗马时代。当时离婚很容易，再婚也并不难，少女的贞操还不是人们特别关心的问题。

然而，随着儒学的兴起，特别是宋代的理学泛滥之后，妇女被认为要对社会道德负起责任，理学家们强迫妇女生活在禁闭的世界里，寡妇再嫁是道德上的罪恶，极其珍视妇女的贞洁。

此后，中国人对于妇女贞洁的崇拜也就成了一种心理上的痴迷。这种痴迷的一个恶劣的例子便是所谓的“洞房验贞”。这种习俗把新娘子的贞洁与否，变成了一种当场验明并有众人在一旁作证的赤裸裸的处女检验，可悲的是，新郎并不以为这是对自己情感的亵读，新娘也不觉得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习俗已经扭曲了人们的心灵。

洞房验贞的习俗在民间被称作“验红”、“授巾”，古已有之。一般是在结婚之日，由新娘之母送给女儿或者女婿的白色巾帕，以为初行房事时之用，民间也称“喜帕”。

旧时，历朝定婚礼，都有授巾之礼。有的地方如广东，授巾之后，新郎新娘关门入室，云雨作爱，而新郎的父母亲友则在门外静候，风流之后，新郎手捧朱盘，盘内放着所授之巾，盖以红帕，其所示新娘为处女新红，众人皆大欢喜，纷纷表示祝贺，并以烧猪送于新娘娘家。在此之前，娘家人一直揣惴不安，惟恐新娘不见处女红。

由于处女膜是否破裂成为检验贞女的唯一标准，一旦未见其红，新郎与家人便要归因于新娘不贞，至少在心理上要产生很大的猜忌与不和，形成隔膜。轻者使新娘无言以对，受辱终生，在婆家和丈夫面前无地位，重者由媒人遣送女子返回娘家。

重视处女红，是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善于观察的文人们又把其赋予了浪漫的情调。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记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幽会之后，特别提及香巾，他写道：“（后庭花）春罗儿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灯下低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

剧作家汤显祖在其《邯郸梦》那颇具艳丽色彩的对白中曰：“好夫妻进洞房花烛，……大河犯客槎，猛擒拿，无媒织女容招嫁。休计挂，没嗟呀，多喜檀郎蘸眼惊红乍，美人带笑吹银蜡。今宵同睡碧窗纱，明朝看取香罗帕。”

陶宗仪的《辍耕录》记载了一个人娶新娘后未见处女红，文人袁可潜赠与如梦令一首“今夜盛排宴筵，准拟灵芳一遍，春已去时，问甚红深红浅，不见，不见，还你一方白绢。”

今天，在山西农村，验红之俗已不多见。但有些地方常在新婚的第二天早上，把见红的白毛巾放在新房外的明眼处，以示外人表明新娘是处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