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司马迁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不平凡
历史上有那么多人留下了浓墨重彩，后世的人们喜好对这些伟人的分析，后来的《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分析的最为成功，但这并不是建立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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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比听相声，你明知道知道上面是在瞎扯，但你就是喜欢听。与其如此分析，倒不如分析真实的人物性格，最让后人佩服其坚忍的司马迁最值得让人分析。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因为他的特殊经历让他格外伟大。
在人格上司马迁是坚强的代名词，在风格上司马迁是务实代表人。下面结合两点来分析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在编撰史记的过程中司马迁求真务实，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全国各地，收集历史材料，慎重挑选，辨明真伪，方有一丝怀疑的的地方都不会收录其中。就在史记编写到一半时，天降横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这对男人来时是莫大的屈辱。忍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他依然坚强的将《史记》编撰完成，前后共花费13年时间，历史记载更是超过3000年之长久。这样的事迹是对司马迁人格与风格最有利的分析。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绝对是历史少有的，若人格上不坚强，谁能13年只为写一本书，谁能在忍受宫刑后继续前行?如果风格上不务实，谁能风餐露宿13年遍访各个历史发生地点?若真是随意写，那岂不会胡扯个3000年?最后的定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就是坚强和务实。
司马迁的经历
司马迁一生并不顺遂，也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和波折，也正是这些波折和困难成就了我们今日所颂扬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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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早年间就遵父命游历山水，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民间的一些古事旧闻，对各地风俗人情都有深入的了解。后来来到京城，做了郎中。公元前111年的时候，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沈黎、文山等五郡，而这个时候正跟随汉武帝东巡的斯曼县，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到了巴蜀以南的一代，建设新郡，直到第二年才回朝复命。
父亲死后，司马迁依照父亲的遗愿，成为了太史令，并且在当时的都城长安，结交到了不少文人墨客、有志之士。后来，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获，投降匈奴。司马迁为李陵仗义执言，却惹得汉武帝大怒，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在狱中司马迁被百般折磨。之后李陵叛变的事情，因为公孙敖造谣而被“坐实”，汉武帝诛杀了李陵一家妻儿老小，连带着为李陵说话的司马迁也没能幸免。
司马迁在这次事件中被处以宫刑，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家族的使命和实现理想的动力让司马迁忍辱负重的活了下来。这样的经历给了司马迁绝对的动力，于是他潜心写作，将毕生的经历都花了在编写《史记》之上。前后十四年，司马迁最终完成了这部旷世杰作，司马迁自己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传奇。
司马迁之死
司马迁的死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死因没有被记载，连死年都存在很大的疑问和争议，这其中也有许多可以讨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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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在《汉书》中为司马迁专门写过一篇传记，但是在这篇传记中也没有记载司马迁的死亡原因和日期，以至于后世对司马迁的死充满了疑惑，也使得司马迁之死成为了一个千古谜团。但是坊间也流传着几个关于司马迁死因的说法，可以从中判断一二。
第一种说法是司马迁是因为在给任安的回信中，出现了埋怨的语句，被汉武帝知道之后就下令，秘密处死司马迁了。这个说法中存在很大的漏洞，首先我们能从报任安书书中发现，司马迁并没有写什么埋怨的语句，表达的是自己没有把话数清楚，而导致了汉武帝的发怒。而且后来汉武帝为司马迁平反，还重用了司马迁，让司马迁担任了中书令一职。要是汉武帝下令杀了司马迁，如此反复无常的人，又怎么能做皇帝呢?
还有一种说法是司马迁因为自己的史记能够公开，为世人所知而高兴致死的，这个说话中实在有太多的漏洞，就不再赘述了。另外一种说法是司马迁退居故里，颐养天年，最终无疾而终。这个说法在韩城市司马迁祠内《翟邑侯重修太史庙记》碑文可以查证。
因为司马迁的死没有被明确的记载，而且坊间又有许多的传闻，因此司马迁之死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后人对司马迁的评价
司马迁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倾尽一生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部著作的完成过程并不顺利，司马迁为写书先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撰写过程中又获罪受宫刑下狱，可以说《史记》是他毕生的心血。那么后人对司马迁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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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杨雄曾著《法言》一书，书中写到“太史迁，曰实录。”“子长多爱，爱奇也。”杨雄因此也成为了第一个赞颂司马迁实录精神的人，他提出的司马迁据实记录人物和司马迁钟爱奇才的观点也被人们所认同。班固是一个系统评论司马迁的历史人物，在班固的《汉书》中，班固专门做了一篇《司马迁传》，文中写道“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班固很好的赞扬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纪实精神，令后人叹服，而司马迁的纪实精神也成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文人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在他看来司马迁的文学风格是“雄深雅健”。韩愈也曾说过“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表现出韩愈对司马迁的崇敬。宋元时期，马存和郑樵也先后对司马迁发出赞叹，其中马存主要是赞叹了司马迁的壮游，他说司马迁“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因此司马迁的文笔或奔放浩荡，或深沉含蓄。南宋史学家郑樵则认为“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司马迁的评价之高。
明清时期的金圣叹、钱谦益、章学诚、赵翼和梁启超都先后对司马迁作出评价，其中金圣叹可以说是司马迁的知己，他对《史记》的探讨独树一帜。赵翼称司马迁为“史家之极则”。而梁启超则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并对《史记》做出极高评价，并说“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到了近代，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也提到司马迁的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郭沫若更是赞赏司马迁的才华，他曾为司马迁祠题写碑文，写道“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而翦伯赞更是认为司马迁是我国史学的开山祖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