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五铢”钱的通用是当时社会稳定的象征

“治乱尽五铢”

秦代的“半两钱”并没有推行多久，秦朝就覆灭了。一枚半两钱就等于是半两（即十二铢）银，这是一般等价物的在中国的早期雏形，与先前的贝币、布币与刀币相比，这是历史上一次极大的进步。不但开创了铜铸面值币与贵重金属等价的原则，更统一了全国的货币流动，促进了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共同繁荣，所以说，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前面说过，半两等于十二铢。秦灭之后，汉代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物价回落，国库充盈。尤其到了汉武帝时期，粮仓里的米多到烂掉，金库里的铜钱多到腐烂成铜球，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尽管当时“半两”还在沿用，但明显由于当时通货萎缩，“半两”已经成了“大票子”，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汉武帝下令：回收半两钱，重铸“五铢”——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沿用了七百余年的“五铢钱”，它见证了从文景之治、王莽篡政、三国演义、两晋之乱直至风云突变的十六国时期，堪称中国古代史中乱世与治世的见证者。

（图）“五铢”钱

单论钱币的重量而言，半两与五铢差不多。但若从一般等价物的角度来看，“五铢”只相当于“半两”一半还不到的兑换量。可见汉代以农商为主体的经济已经达到高度繁荣的地步。而这无疑与汉代及其后来统治者科学、积极的民族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沿袭秦代大一统格局，汉代统治者开始将大量的经历放到了边疆、民族事务上。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汉朝君主采取三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一为和亲，即将宗室女、宫女嫁于少数民族首领，使得民族问题变为家庭问题，少数民族首领“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这大大促进了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二为遣使，以张骞、苏武为代表的使臣，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谈判，主要目的是阐明中央政府的政策，力图促进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互市与文化交流，譬如采取“开放关市”的形式，实现中原与边疆的经济交往，“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结果，既是中原统治者所期望的，也是边疆少数民族首领愿意看到的局面。

另外一种就是战争，对于危害边疆稳定，骚扰边关的部分少数民族部落，汉朝统治者采取了“集中打击，有效震慑”的策略。譬如“北击匈奴”战役中涌现出的名将霍去病、霍光、班超、李广等人，成为中外战争史上的名将。在西方军事史上，这些“抗匈名将”与屋大维、卢库鲁斯等人齐名。而且，匈奴太子金日磾还以俘虏之身，在汉朝做到了托孤大臣，《汉书》以“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十六字盖棺论定，开创了少数民族人士担任“中央高级干部”的先例。

（图）“五铢”钱

综合来看，自汉以后至唐六百余年中，中原统治者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对汉朝政策的延续。大体不过三件事：和亲、遣使与战争。但总体来看，依然是宽厚为主。譬如诸葛亮“七擒孟获”这一传奇故事就证明了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政策下，晋代继承了汉代的政策，陆续提拔少数民族首领进入中央中枢，譬如拥戴司马睿登基的“十臣”中，慕容廆、段匹磾等鲜卑族首领就占了七席。

由于这样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及至南北朝、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羯缔、羌与氐等五大北方游牧民族开始陆续进入中原，甚至开始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政权——这构成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比起春秋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来说，这已经是从量到质的飞越了。

在这几百年里，“五铢”实际上是通用货币。无论是大一统的“治世”汉晋，还是逐鹿中原的“乱世”三国十六国，从江南到漠北，“五铢”一直在通用。这反映了在民族大融合的七百年里经济指标相对稳定的局面。

（图）“汉兴钱”正反面

后世史家时常抨击以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为主的“十六国”之乱，我们必须承认，“十六国”时期虽然战争不断，但后赵的“劝课农桑诚有道”成为了后世的施政样板，前燕兴起边境贸易，使得首都姑臧成为了“河西文化”发源地，而成汉王朝颁布的“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造福了一方百姓，而汉王李兴敏锐发现后期“五铢”所带来滥发货币的危害，改铸的“汉兴钱”替换五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钱。试问没有这样的耕耘、积累，何来数百年之后的“开元盛世”？

从“汉五铢”到“北魏五铢”，这枚印刻着汉篆的钱币历经了多次王朝更迭与地方政权的易主，但它一直在发行、沿用，见证了中国少数民族历时数百年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成为了这七百年里中国民族融合、民族发展与民族进步的唯一见证者。

但在其后的初唐，“五铢”却被唐高祖废止，乃是因为它流通时间太长，造成了中国历史第一次灾难性的币制混乱——甚至有些人将五铢“剪边”，作为“两铢”来使用，严重动摇了中央政府的货币信用与金融秩序。因此，宋人用“治乱尽五铢”来概括“五铢”所反映的历史变革，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