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反思”的复归
2009年，作家阿耐的小说《大江东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成为第一部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网络小说。2019年，《大江东去》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成为新中国“文学描摹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以改革开放20年为时间线索，以主人公宋运辉为轴心，通过姻亲关系、邻里关系织就一张辐射广阔的社会关系网，在对宋运辉、雷东宝、杨巡、梁思申人生际遇进行书写的基础上，透视国营经济、农村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外商投资经济等的发展变迁，大笔描绘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小说采用了编年式的结构，每一章节都用年份命名，四位主人公在发展经济道路上各自的悲欢离合全被容纳其中。
随着时代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改革小说”和“反思小说”渐渐归于沉寂，但是有关于历史的记忆长久地留在不少作家的经验之中，也包括阿耐。阿耐曾用“不要让我们最近的历史成为盲点”来概括她写作《大江东去》的初心，她有意识地让小说承担“文学介入社会”“文学介入人生”的文学使命，小说出版时也打出了“改革开放30年记忆之书”的口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四个现代化建设、国企改革、所有制改革、外资涌入、下岗工人问题、南巡讲话、香港回归、亚洲金融危机等政治经济事件构成了情节推动的主要节点，人物的命运发展与社会公共事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物的性格冲动和心理动线退居二位。小说一开始，主人公宋运辉因为受制于家庭出身而不能考取高中，因此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父亲险些因此而丧命，若不是因为高考的恢复，即便内心怀揣着再多对读书和出人头地的渴望，宋运辉也难以走出南方那重峦叠嶂的小山村；没有经济所有制的改革，雷东宝也无法在小雷家确立威信，杨巡只能于蒸馒头一途下下功夫。
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成为推动小说前进的内在驱动力。通过重审我们触手可及的历史，抽丝剥茧式地处理“改革”的热忱和“反思”的痛楚二者紧密缠绕的关系，《大江东去》成功地实现了“改革小说”与“反思小说”的一次双重复归。
小说中的四位主人公都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他们的困境。宋运辉初到金州总厂，就不得不直面水书记和费厂长相互倾轧的职场政治、国营企业庞大但缓慢的身躯、厂内职工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以及普通工人朝生暮死的生活状态。在小雷家村凭着一腔孤勇推行改革的雷东宝需要面对的却是村民自下而上的凝视，政府部门自上而下的监管，农村集体企业改革的深水区的政策盲点，犹豫监管不力致富带头人竟监守自盗。作为个体户摸爬滚打的杨巡则是在重重资源壁垒和积重难返的社会成见下艰难前行，“杨小倒爷”的身份让他受尽白眼，于是不得不一次次选择通过经营星级酒店、高级商场的方式来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证。即便是看似无所不能的外资代表梁思申，也难以逃脱理想主义的水土不服。
除了解决固有的沉疴，他们还要应对新产生的种种问题。在刚刚调转船头、蓬勃发展、充满希望的土地上，许多事情正被突如其来的经济利益所裹挟和扭曲，改革者们并没有选择与之共沉沦，而是或隐或显地捕捉到迅速发展背后伴生的危机，迎难而上。
这些困境引发不同年龄段读者产生同样的共鸣，时代虽然改变，但是横亘在青年成长道路上的核心困境仍然相似，活在当下的年轻人在社会的各个场域里仍旧或多或少拘囿在上述困境里。这时《大江东去》似乎变成了一本生活职场启示录，四位主人公在自我修炼中逐渐成长为改革英雄，教导重拾锐意进取的精神。
作者自陈她的写作始终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四位主人公确乎用理想烛照着他们的改革实践。于宋运辉，他坚守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意志，面对同辈人虞山卿的经济引诱，始终把守着内心的底线，用近乎严苛的高道德标准约束着自己，他兢兢业业地工作，展现出了一代国企领导人的使命与担当。杨巡身上则是充斥着“个体户”能吃苦、能拼搏、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他总是在恰当的时机抓住一切机会壮大自己的力量，即便摔了跟头，也能擦去脸上的血与汗，重新向前。
在理想主义似乎渐趋褪色的年代，改革者们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胆识为当代读者的心中注入一股暖流。与此同时，也为青年读者提供了进入生命既新且旧的方式，那就是用理想观照现实，理解现实，重构现实，用生命蓬勃的激情冲刷生长道路上可能遇到的礁石，在时代澎湃激流的指引下逐浪前行。
《大江东去》并不仅仅止步于用想象弥合现实的错位，用大而无当的口号掩盖发展历程中的矛盾，那些理想旁落、旧的价值体系愈发混乱的瞬间都被小说囊括其中。作者埋下的是“反思”的种子，她笔锋犀利，通过人物命运的浮沉传达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
小说中雷东宝的结局最意味深长。雷东宝似乎带有充满原始激情的理想主义，他敢想敢干，豪气冲天，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接下老村长的任命，在创业初期公而忘私地带领小雷家村发家致富，一心扑在事业上，小雷家也成为当地的致富典型。在其他经济体尚在改革的边缘试探之时，农村经济自发的改革已经一马当先，雷东宝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小雷家发展的过程中，雷东宝的性格也不断异化，他的身边缺乏像梁思申、任遐迩式的制约人物，在正明、红伟等人对其神化和吹捧之下，雷东宝渐渐忘乎所以，他希望自己是小雷家唯一的英雄，“他就是小雷家，小雷家就是他”。越来越膨胀的个人私欲压倒了雷东宝心中最后一根稻草，尤其是在他出狱以后，他迫不及待地在小雷家重振威风，用越来越高级的名车和个人用品粉饰越来越虚弱的自我，最终走向他最初出发点的反面，成为强弩之末，在他服务了半生的群众面前轰然倒塌。
小说最后希望完成的，实际上是反过来用驳杂的现实景观完成对最初理想的拷问。正如阿耐在书中写道：“我有幸生活、成长在这个中国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我和我的同龄人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也被心中对美好生活的欲望驱使着，全身心地投入大家小家的建设，我们取得骄人成绩。但是驻足回望，却是看到很多盲目，很多不足，很多遗憾。我们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我经历过，我正思考。我需要写出来，先给自己一个回答。”
《大江东去》从解决时代问题入手，落墨于挖掘出被表面社会问题遮蔽的历史的永恒。浪淘式的文学史观恰是小说重建个人与历史有效关联的桥梁，在泥沙俱下的现实中，既要心怀崇高，也不避讳低劣。当代中国的社会改革恰如声势浩大、迅猛奔腾的洪流，其中有人“不尽狂澜走沧海，一拳天与压潮头”，也有人在勇立潮头之后，被大浪所淘洗成为沉渣，人们不能只看到大江大河，而忽略大江大河之下那些不为人知的水滴石穿。这大概就是作者最希望说明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