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人为何认为乾隆帝骄傲自大？

牛津大学教授沈艾娣围绕乾隆皇帝致乔治三世的信，讲述了20世纪初大众对于中外关系认识的起源。这是她研究马嘎尔尼使团中文翻译李自标的“副产品”，因为想要给他写本传记，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她对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的信产生了兴趣。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上述文字出自1793年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书信，这封信由当时来华访问的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代收。长期以来，这段话被视为清王朝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世界观、乾隆帝骄傲自大的典型表现，并且成为“清王朝为何逐渐落后西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这不仅是中国人曾接受的历史常识，同时也是欧美人历史教育中的成见，甚至至今依然如此。

正因为这样，沈艾娣在讲座中表示她关注并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写给欧美教授世界史的人看的，因为他们到今天还抱持着原有的认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史学界已经对前述认识提出不同意见——乾隆帝并不是那么骄傲自大，清王朝也并非是闭关锁国。一个新近的研究例证就是Matthew W. Mosca(马世嘉)2013年出版的新书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这个研究表明，乾隆已经认识到英国在喜马拉雅之外的威胁。

那么，欧美人对乾隆帝以及清朝的成见是如何形成的?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这封信是否就是华夏中心世界观的直接表现?

欧美人的成见：乾隆皇帝骄傲自大、无平等外交?

在欧美，甚至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对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的信都还有这样的认识：乾隆皇帝骄傲自大，意识不到崛起的西方文明，他拒绝了来自西方的礼物也就是拒绝了西方的文明和技术;乾隆皇帝以“天朝上国”的主子地位自居，以为来访的英国使团是来中国朝贡，所以要求使节行跪拜礼。

沈艾娣不同意上述观点。首先，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之前，清廷皇宫里就有西方制造的器物，乾隆并不拒绝，他对西方技术文明有了解;其次，乾隆帝对外面的世界也并未一无所知，Mosca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一点。另外，沈艾娣在翻阅马嘎尼尔访华档案时也发现在使团离开中国以后，乾隆即已意识到英国可能会对中国造成威胁，并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部署海防，第二个是要求海关不可提高税率，免得英国人以此找到进一步行动的理由。

还有，以“跪拜礼”来说这和欧洲的主权平等原则相对立也并不准确。欧洲也存在有等级的外交关系，比如罗马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地位超过国王。所以，当时的英国向奥匈帝国派驻大使，是被对方拒绝，因为奥匈帝国认为英国是王国，两国并不平等。荷兰、葡萄牙为何会对中国皇帝磕头行李，因为他们在欧洲也是一样的处境。在欧洲，直到1815年维也纳会议，才第一次确立了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

所以，对18世纪的英国人来说，乾隆皇帝要求“跪拜礼”也并非是出乎其意料。而且，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之前，英国就已经出现了这样一幅具有讽刺性质的漫画：英国大使正向中国皇帝单膝下跪行礼。这表明，英国人已经料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只是要提醒出访大使避免给中国皇帝磕头跪拜，这样的内容在马嘎尔尼的日记中也有体现。

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之后的故事是这样的：1793年，马嘎尔尼出使中国寻求贸易合作失败。1816年，阿美士德来访中国，寻求贸易合作再次失败。后来就发生了鸦片战争。英国人将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这封信放在战争前面，这段历史的逻辑就成了：因为中国的愚昧自大，对外关系不平等，所以鸦片战争发生了。

国人如何解读乾隆这封信

沈艾娣说，中国第一档案馆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公布了军机处、宫中档、内阁、内务府的600多个文件，其中涉及“磕头礼仪”文件数量远不如其想象得那么多，实际上这个数字是很小的。所以，她以为，英使访华已经让乾隆感受到英国对清朝的威胁，乾隆在军事防御上作出的反应也说明他并非是盲目自大的。然而，19世纪中国人记载的历史却是另一番模样。

19世纪中国人留下的这段历史的记载，主要有《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1884年的《东华续录》、1839年的《粤海关志》和1838年的《广东海防汇览》等。在这些历史记载中，他们同样把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和英国对清朝造成的军事威胁紧密联系在一起。

《东华续录》出版后，还被翻译成英文。不久，英国人据此写了一本《清室外记》，收录了乾隆写给乔治三世的信的全部内容。在西方这本书极为热销，但事实上，它的内容很八卦，类似肥皂剧。1916年，上海的中国书局也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译本，也很畅销。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产生乾隆帝骄傲自大，清朝以“天下上国”自居的历史印象呢?沈艾娣以为，这与民国时期中国学者的选择有关。陈垣、许宝衡等人曾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部出版《掌故丛编》，其内容就是朝廷的一些档案资料，其中涉及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档案。然而，马嘎尼尔访华留下的600多件档案，《掌故丛编》从中选择了47件，而涉及“磕头跪拜”的8件档案中，《掌故丛编》收录了3件，但是对于马嘎尔尼使团离开之后，乾隆皇帝对于海防、海关的部署行为却并未涉及。沈艾娣以为这样的史料选择或许是与历史学家的身份及所处环境相关——这些史学家都是北洋政府的人，也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另外，与史学家个人的关注点也有关系。将其置于近代中国经历的社会变革中来说，清朝是批判的对象，是要被改革的对象，或许，这是《掌故丛编》在史料选择上的一个背景。然而，看到《掌故丛编》的人并不知道史料选择上有什么故事。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 A Documentary Survey(《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是费正清和邓嗣禹合作的一本书，50多年以来，这本书是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的教材，就选择了《掌故丛编》中的资料，包括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的这封信。所以，这封信的内容在欧美实在是很流行。但是费正清他们以此资料想要说明的是，正是因为乾隆有这种思想，难怪中国不能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对待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政权，他们用18世纪的资料去解释冷战时期的问题，他们批评1950年代的美国外交——美国人不能像清朝一样去处理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