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外来语”如何带来中国现代学术的黄金时代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大量西方研究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日前，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这套丛刊选印了近百部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而且是1949年以来国内不曾重印的学术著作，尽管其中不乏观点过时、尤可商榷的内容，然而其作为中国学术史之一部分，亦不可忽视。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丛刊分卷序言。本篇为《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之“古典文献与语言文字”系列分序，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新青年》刊登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193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黄金时期。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到白话文在民国初年被定为现代国语，中国的语言也就是“汉语”本身便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汉语的这一现代转化过程中，“新文学”即白话文学、又或称国语文学的异军突起，又起到极为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现代的汉语和文学，从一开始就如双生子一样关系密切，不可切分。
当然，白话文与白话文学的兴起，原因不只一个，但不能否认的是，在漫长的从“边缘”变为“正统”的道路上，它们都受到过外来的语言和文学的刺激。这里面既包括有现代汉语对“外来语”的吸纳、新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模仿，也包括了引入欧美日的方法，对汉语和文学加以研究。这个研究，还不单单是针对现代的汉语和文学，也针对古代的汉语和文学。
伴随着汉语和文学自身的演变，而在语言学界及文学研究界发生的这些转变，其实是中国学术在各个领域实现其现代转型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的一个基础。随着对东洋西洋从观念到方法、从文献到诠释的全面开放，大约在1930年前后，中国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这个黄金时代出现的很多学术成果，都是当时中国学者在传统学问的基石上，吸收外国的方法、结论得到的，如王力所说，那时的语言学，“始终是以学习西洋语言学为目的”，文学研究也莫不如此。所以，要想说明这个学术上的黄金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又如何形成，势必要对当时的国外汉学知其一二，尤其要对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汉学书籍有一点了解。
语言学方面，自《马氏文通》引入西方语法之后，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恐怕就要数高本汉。从1927年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到1972年的《中国声韵学大纲》，他关于中国语言学的论著几乎都有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翻译出版。据说早年间，在他的音韵学论文尚未译成中文出版前，钱玄同就已经拿着其中几页，作上课的教材用。他的《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译者贺昌群也曾说：在语言音韵学方面有所成就的学者，都是借高本汉之力。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文学方面，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日本汉学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最多。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日本汉学家普遍有很好的汉学功底，到了明治维新以后，又先于中国接受欧美的思想、文化和学术，这两方面的结合，促使日本汉学界产生出很多新的研究成果，其中就有像児岛献吉郎、铃木虎雄、本田成之、青木正児、塩谷温、梅沢和轩等人的著作。这些涉及中国古典文学、艺术、思想等领域的论述，兼有东西之长，比较容易为中国学界理解和认同，因此，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艺术史、哲学史等学科领域，日本的研究范式一度相当流行。
说到外国汉学的影响，还不得不提及外国汉学论著的翻译出版，在1930年代前后是又多又快，像成书于1932年的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1934年就有了中文译本，就是典型的一例。这固然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学界对于及时掌握外国汉学动向，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可是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汉学论著的译者，在这中间扮演了很重要的“驿骑”角色。
在这里，也许不需要再去重复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这一黄金组合翻译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故事，不需要说明高本汉论著的大多翻译者，如张世禄、贺昌群等，也都是很好的专业学者。就连最早的《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也是经胡适推荐，由当年声名鹊起的新锐陆侃如、卫聚贤合作翻译的。而在陆侃如看来，他们的译介，就说为了“东海西海互相印证”（译跋）。
值得一说的，倒是译过不少日本书籍、不限于汉学著作的孙俍工。孙俍工1924年赴日留学，他本来学的是德国文学，可是很快翻译了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文》、塩谷温的《中国文学概论讲话》、本田成之的《中国经学史》、児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通论》，兴趣完全转到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他在各书的译序中，谈到过对中国只有整理国故、保存国故的口号、成绩却不如日本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艺论史》），谈到过他要借翻译来使人看到在被我们自己抛荒的文学园地里，经别人代耕，而有怎样一番禾黍芃芃的景象（《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也谈到过如本田成之对于孔子“别开途径”的理解，可为中国学者取法实多（《中国经学史》）。对中日学界当时情况的判断，大概是他译书的动机。据说他在1928年回国任教后，短短几年就编出几百万字的书来，其中像《文艺辞典》、《世界文学家列传》、《中国语法讲义》等，有人说都涉嫌抄袭日人（彭燕郊《那代人·关于孙俍工》）。这也大可说明他心目中的日本学术，不光是汉学，何等优越。当然，他翻译铃木虎雄、塩谷温的著作，按赵景深的说法，还是“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颇大”（《文坛忆旧·文人印象·孙俍工》）。
《中国近世戏曲史》，青木正児著，王古鲁译。
另外一位翻译日文书极其勤奋的是王古鲁。王古鲁1920年赴日读的本来是英文系，1926年回国后也教过英文，但是他翻译过的日本书籍，题材广泛而杂驳，涉及小说与经史之学、语言文学、民族和对外关系，既有论述，也不乏考据。由于他对日本学界的追踪，与他对中日关系的观察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在1931年翻译的田中萃一郎《西人研究中国学术之沿革》、1934年编译的《傅斯年等编着东北史纲在日本所生之反响》、1936年编写的《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都在中国学界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在他翻译的文学论著中，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青木正児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吴梅早已表扬过他在翻译中表现出的专业态度，即对青木正児引书“无不一一检校”，故“可为青木之诤友”（序）。1956年他写信给青木正児，又说此书不仅获得“我国各方面极为重视”，还作为“中文本”，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等六种，入选《苏联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戏曲”条目。说明译作本身成了经典。而这一次的翻译，大概也为他后来到日本搜集古本小说、戏曲，最后成为造诣颇深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做了很好的铺垫。（来自澎湃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