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是如何出现的？围棋是怎样成为高雅游戏的

围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现，然而在关于其起源的传说中，这种游戏的形象远没有后世流传的那样高贵。战国末年的史书《世本》中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晋朝的张华在《博物志》中进一步申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这两则记载中最早学习围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国传说中著名的“不肖子”，他们本来可以继承父亲尧和舜的领袖之位，却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统领天下，分别被舜和禹抢走了王位。这种与反派人物的瓜葛，让围棋从诞生开始就陷入了相当不利的舆论环境。

后人在反对围棋时，常常会引用这个起源传说，比如东晋大将陶侃曾没收部下的围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长江里，并且声言：“围棋，尧舜以教愚子……诸君并国器，何以此为!”南朝宋明帝热衷于围棋，大臣虞愿也曾以“尧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为理由，劝皇帝放弃这一爱好。

在农业社会里，大多数人都要进行生产劳动，才能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有“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饥;一妇不织，天下必受其寒”之说。从维持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大好的劳动力不事生产，反而游手好闲地下棋玩游戏，是绝对不应被提倡的行为。因此，在秦汉以前的历史记载中，围棋很少获得正面评价。人们常常将围棋和当时流行的另一种游戏“六博”并提，合称“博弈”。《论语·阳货》中记载孔子的话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在这句话里，“博弈”仅仅比什么都不做稍胜一筹，而且只有“饱食终日”的人才有资格进行。孔子的继承者孟子则更进一步，将“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作为浪费粮食的“不孝”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赌博和下棋都是两人或多人互为对手的游戏，有对手就有胜负，有胜负就有彩头，绝大多数人在进行游戏时都是想赢怕输，沉迷其中时，甚至会将当下的胜负看成世间最重要的事。在这种情况下，日常道德中的长幼尊卑都会被抛到脑后。这在讲究礼法的中国社会里，是很恶劣的行为。西晋的权臣贾谧，在与皇太子对弈时争胜心太强，忘记了君臣之分，因而受到王室的忌惮，最后失势被杀。《世说新语》中记载东晋名相王导和爱子王悦下围棋，王悦眼看自己要输，竟然死死抓住王导的手，不让父亲落子，王导只能苦笑道：“我和你好像是父子吧，你怎么能这样!(讵得尔，相与似有瓜葛)”将胜负看得过于沉重者，还会做出悔棋、掀棋盘等行为。汉朝时史游所作识字课本《急就篇》中，有所谓“棋局博戏相易轻”的说法，这又为围棋加上了一份“破坏社会和谐”的罪状。

在这些罪状的夹击下，围棋的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泥泞重重。西汉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有资格“饱食终日”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意识到了围棋的魅力，并沉迷其中。为了让自己的爱好合法化，许多人开始通过文学作品为围棋进行辩护。其中辩词最为雄壮的要属汉赋大家班固了，班固在其《弈旨》中说围棋“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俨然将这种游戏说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此外，围棋本来就是模拟战争的游戏，因此强调围棋和兵法的关系成了当时比较流行的辩护方案。西汉末刘向曾作《围棋赋》，全文虽已经失传，但在《文选注》里还保留了一句：“略观围棋，法于用兵”，可说是现存可靠文献中最早将围棋和打仗联系起来的段落。东汉大儒马融在其《围棋赋》里进一步说“三尺之局，为战斗场。陈聚士卒，两敌相当。怯者无功，贪者先亡”，在围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间建立了具体联系。

然而这种以围棋作为兵法教材的说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战。三国时，吴帝孙权的太子孙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们不但不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反而一个个沉迷上了赌博和下棋，觉得非常担心，便组织了一个宴会，命令与会者分别撰写论文，矫正这种风气。其中史学家韦昭的论文写得最好，在后世广为流传，还被收入了《文选》之中，这就是著名的《博弈论》。

当今经济学上的“博弈论”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种策略选择，而韦昭的这篇《博弈论》则对博弈进行了严厉批评。韦昭认为，围棋和六博等游戏会让人“专精锐意，心劳体倦，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沉迷其中则可能导致“赌及衣服，徙棋易行，廉耻之意驰，而忿戾之色发”等等问题。此后，韦昭特地针对刘向、马融等人将围棋与兵法相比附的说法，驳斥道：“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务不过方罫之间，胜敌无封爵之赏，获地无兼土之实……求之于战阵，则非孙、吴之伦也……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在这里，韦昭认为围棋的格局完全没有办法和瞬息万变的战场相比，将兵法应用在围棋上，还不如将之应用到真正的战争中，既可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又可以建功立业，获得封赏，何乐而不为呢?

韦昭的驳斥可谓正中要害。说到底，围棋只是一种游戏，不论背后蕴含着多么深奥玄妙的道理，它始终与现实的事功隔了一层。在崇尚实务的风气面前，这些辩护终究是无力的。韦昭代表的是吴国太子孙和，属于国家的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手下的办事人员应该将全部精力放到国家的运作上来，而围棋和六博这类与事功关系不大的游戏，正是办公效率的最大杀手，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统治者和士大夫保持着这种上司—办事员的关系，围棋就很难获得上层的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