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族”遇见“新部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中的身分认同问题
关键词：
内容提要：网络空间不仅容纳传统的、稳定的少数民族身分认同方式，也推动了自反性
的个体身分建构，和以兴趣和情感为基础的“新部族”集体身分建构。身分认同方式的差异，造就了少数民族族群“共同体”文学叙事和华夏族裔“共同体”文学叙事两种“共同体”文学叙事。二者构成有趣的互补关系，巩固和丰富着“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认同。
关键词：少数民族网络文学;身分认同;民族;新部族
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推动人类社会迅速向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转变。文学，作为一种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的表意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在这种改变中改变着，涌现新的表达、叙事方式，形成新的存在形态。“网络文学”，就是人们在审视这场由媒介转型主导的文学转变时的新发现，而随之而起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更是这种新发现中的新发现。由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天然联系，我们不难发现由来已久的“民族”身分认同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存状况，网络对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实践主体的身分意识就没有产生新的影响吗？实际上，当我们将身分意识问题与网络这样的新媒体联系在一起时，则会看到，网络等新媒体空间正在推动一种被称为“新部族”的身分构建方式。因此，在身分认同问题这一维度上，“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形成其实内含了一次有趣的“遇见”:“民族”与“新部族”、一种经典的身分认同与一种全新的身分构建的相互遇见。而由于这次遇见实则是书写主体意识与书写媒介这两种文学实践根本性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对这次遇见所呈现出来的身分认同的问题的探讨，就不仅显得有趣和必要，而且也显得十分重要了。
一、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两种基本形态
人们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现，源自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文化网站的不断涌现，和少数民族作家在各种新媒体交往平台上的活跃表现。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自1999年至2002年这三年间，三苗网、侗族风情网、彝族人网、文山苗族网等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目前，中国的每一个少数民族至少拥有一个关于本民族文学、文化、历史的网站或者论坛。同时，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博客、微博、微信、微信公众号，大力传播自己或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姚新勇、马季、杨玉梅等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新的动态，拉开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的序幕。但是，似乎从一开始，人们就对何谓“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有着不同的理解。有鉴于网络文学对传统主流文学（主要是汉族文学）的冲击与挑战，姚新勇有意考察网络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是否与之相同。他通过数年观察，发现各少数民族门户网站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只是线下的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延移”。因而，姚新勇提出，于少数民族而言，只有“网上文学”，而没有“网络文学”：在少数族网站上，虽然也不难发现一些常见的网络用语，但少数族朋友在进行文学写作时，却仍然如以往那样严肃、认真，传统纸质文学的语言表达模式、思维创作模式、审美标准，都得以遵守。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当传统文学、传统现代汉语，被汉族网络文学、文化冲击得七零八落、面目大变时，它却在少数族那里得以保持或在有限范围内得以创新。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所谓网络文学，基本只是中国当下汉族文化领域内的现象，而在少数族那里，只有“网上文学”还没有“网络文学”。姚新勇的见解包含了一个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叩问：抛开承载文本的媒体的差异性，所谓“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本体形态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顺应这一思路，那么，我们将发现,“少数民族
网络文学”会成为一场所指缺席的游戏。因为除了承载文本的媒介形态差异，人们很难在审美标准和价值观念上区分“网上”和“网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语用学的立场，依据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的话，则仍然可以承认，“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已然存在，这一概念当能成立。
目前学界对“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一种常见的界说是：“‘少数民族网络文学’，是指由我国少数民族作者写作并通过电子网络媒介发表和接受的原生性文学形态。”这一界说强调的是创作主体的民族身分，书写、传播和接受的媒介，以及所谓的“原生性”。而“原生性”，主要强调的就是内容具有原创性的文本首先在互联网等新媒体上呈现出来。据此可以说，姚新勇所言的少数民族“网上文学”，已被多数学者当作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重要内容。而这一常见界说所指涉的对象，实已超出了上述少数民族“网上文学”的作品范围，而将其他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网络文学创作者的作品囊括其中。为区别二者，我们不妨称前者为“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而称后者为“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主要对应如下一些作品：血红的《巫神纪》、Fresh
果果的《花千骨》，以及虹玲的《权力游祸中的女人：情殇》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作者的身分都是少数民族：血红是苗族，Fresh
果果是土家族，虹玲也是苗族。他们的作品都首先发表于网络，采用的也大多是当前网络小说流行的类型和写作方式，如《巫神纪》属于玄幻小说、《花千骨》属于仙侠小说、《权力游祸中的女人：情殇》则属于都市小说。有趣的是，这些作品，与“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不同，它们具有鲜明的“网络文学”的特征，可以说与一般意义上的、汉族作者完成的同类型网络小说作品并无本质区别。但是，这些作品，却没有彰显作者自身的民族身分，以致于人们不禁要问：这些作品还是少数民族文学吗？当这一问题被明确提出时，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众口不一、难以定论的问题。对“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界定，有人坚持的是“题材”标准，有人坚持的是“作者族别”标准，各有利弊，莫衷一是。为避免陷入繁难的概念辨析，我们不妨从文学史的史实出发，提出一个类似的问题，比如，老舍的作品属于少数民族文学吗？对此，答案仍然是见仁见智，众口不一。不过，舒乙引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值得借鉴：有文学史研究者称老舍的作品为“隐式满族文学”。之所以如此，一则当然是尊重老舍的民族身分，二则也是看到老舍许多作品中的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并“不直接点明其族籍”，故而以“隐式满族文学”
相称。据此，我们可以说，上述“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至少也可视为“隐式”的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成为“隐式”的少数民族文学，是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各自的少数民族身分意识“沉潜”的结果。“沉潜”不等于消失，而是某些意识在主体心理结构中暂时边缘化或隐匿的状态。“沉潜”的出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成长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些作者虽然具有少数民族身分,但是他们大多成长于民族融合的环境中，深受汉族的文化影响。这使得他们很自然地运用汉语写作，并能自如调用汉族的文化资源，构设小说的“世界图景”。如
Fresh
果果在创造《花千骨》的仙侠世界时，调用的主要的文化资源，就来自于汉族的神话故事和有关神仙的文学叙事传统。或者说，由于这种成长的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作者在被赋予了各自的少数民族身分的同时，也获得“华夏民族”这一共同体的身分意识。在他们创作网络小说时，他们是在“华夏民族”的身分意识主导下进行创作的。当然，他们的少数民族身分意识也并非没有发挥作用，而是渗透到文本中，影响着文本内涵。血红的作品在这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他的作品虽然涉及多种题材，但是他最拿手的，还是“巫”这一题材。在《巫颂》《巫神纪》等作品中，他不仅刻画了众多鲜活的“巫”的形象，而且对“巫”的精神也进行了探讨：“巫”虽然有时为了追求力量而行事极端，却富于探索精神和抗争精神，真正的“巫”都是在人族生死存亡关头最能挺身而出、最能奉献自我的“人”。众所周知，巫文化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广泛存在。血红热衷于写“巫”，能写好“巫”，不能不说与其湘西苗族的身分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他们的作品理应能够纳入“少数民族文学”范畴。总体看来，当前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应包含“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两种基本形态。这一认识的形成，实际上是以一种发展的、包容性的眼光来看待在网络新媒体情境中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它既承认突出少数民族特性的支配性表征范式的运作，也承认其他杂糅性的、融合性的表征范式运作的合法性。这种包容性的视野并非刻意的追新逐异，而是像之前人们将老舍的作品接纳为满族文学一样，也像人们将古代日本人和韩国人用汉语创作的诗歌看作是他们本民族的文学一样，是一种在文化交流实践中经常采用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二、“互联网
+
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身分认同
两种不同形态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实则关涉不同的身分构建方式。“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是在现代“民族”身分意识引导下产生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形态。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问世以来，“民族”作为典型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观念日趋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常识”。如这本书的中文译者吴叡人所言，这一观念的意图，并非是要将“民族”作为想象物来解构，反而是突出了“认识与理解”的重要性：“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
“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也因为这一观念强调了民族认同的建构性，所以它也昭示着，民族认同的形成依赖于由每个民族独有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宗教仪式，以及文学、历史叙事等构成的文化传承。同时，安德森也没有忽视传媒的作用。他在书中就专门讨论了报纸在民族共同体观念形成中的作用，并提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自身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结合上述两方面，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民族共同体的构建中，包含文学在内的文化传承、大众媒介和民族身分认同意识存在积极的互动。这种互动影响在中国网络文学中同样有所体现。我们知道，确乎是一种与民族身分认同相关的情感形态——“乡愁”——催生了中国的网络文学。中国网络文学的产生，“与海外留学生创办的电子刊物和网络新闻组发布的原创作品息息相关”。激发留学生们在网上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情感驱动力，就是
“乡愁”：“一批留学生为了抒发游子思乡情怀和表达对汉语母语的留念，在
ACT（alt.chinese.text
域名的简称——论者注）上发表了大量的汉语文学作品。”乡愁的滋生，需要作为心灵皈依的原乡或故国的存在，也离不开地理空间的迁徙而产生的距离感。网络——赛博空间，本是有别于物理空间的虚拟创造，却因其便捷性和无远弗届的空间属性，成为游子们寄托情思、抒发感慨的最为便利的场域。或者说，海外游子们通过本民族语言符号的运用，在地理的迁徙之后创造了虚拟现实的“回迁”，将“文学中国”的版图由以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扩展到网络世界，并赋予了这片空间以家园性。这是本文所述的“遇见”的预备阶段，即使是一种“预”“见”，也让我们看到了由此产生的对民族认同、文学和网络媒介这三方面的影响：民族认同感激发的情感需要和创作冲动，促使创作主体去利用网络媒体，因而孕育了“中国网络文学”这
一新的文学形态；而网络文学又使民族认同在新的媒介空间中得以表现和延续，强化了人们与赛博空间的情感建构；网络则扩展了“民族”的空间属性和文学的生产方式，使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传承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考察“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我们发现，类似的效应正在发生。如前所述，那些发表在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网站或社区中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从内容上看，与前网络时代的、或者说线下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并无本质区别。因此，姚新勇说：“少数族文学中的族性意识，……不仅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民族意识’在少数族那里日渐高涨的现实，同时也是特定的‘民族认同’的建构，这都大大强化了少数族个体的‘民族认同’感。这既是一种结果，也更是众多少数族作家写作的使命性追求。因此，带着这样强烈同质性的‘民族认同感’进入网络世界的少数族文学写作，自然就不会出现汉族文学写作的崩散化的情况；网络技术的普及化、大众化带给少数族文化、文学的，也恰是可以更加方便、自由、快捷地表达他们的族裔情感和欲求的契机，而非颠覆已有本族文学权威或文化传统的机遇。”由此可见，“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仍然秉承了经典现代性的民族身分认同。还可以肯定的是，如同海外游子们将文字符号与网络媒体技术结合起来开创了网络的“文学中国”一样，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们同样将二者结合起来，在网络的“文学中国”中开辟出了属于本民族的文学空间，并利用这一空间，更为方便地、甚至更为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民族身分诉求”。其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的网站或虚拟社区很好地利用了网络空间的广袤性和网络空间话语权的赋权方式的变化。他们不再需要去挤入有限的地理和传统媒介空间去安顿自己和表现自我，也不再需要争夺曾经备受限制的话语权，网络的“低门槛”让他们更方便地掌握了自我言说的权力和自由。石曼婷的《我国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中分析了不少具体文本，以呈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的生存状态、文化认同、心灵归属、情感寄托与理想追求”，此处不再赘述。因为这样的作品的不断涌现，这些少数民族文学网站或虚拟社区逐渐被当作了各自民族的“精神家园”。例如，在谈到“三苗网”的作用时，网名为“陈安之谜”的苗族文学青年说道：三苗网整合了苗族人的力量，组建了苗族的大家庭,从一点一滴做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一步一步地走来，让我们找到更多的认同，让我们更好地团结在一起,更好地加强苗族之间的交流，苗族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我们需要认同，团结友善，互动互助！这不是喊口号，这是需要全体苗族一起来努力奋斗，创造我们美丽幸福的家园，网络成就了我们的家园梦……其他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网站和虚拟社区亦复如此。它表明，这样的感受普遍存在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实践的参与者中。据此，我们可以说，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延续和强化不同少数民族各自的民族认同的作用。为在网络时代巩固少数民族的身分认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文化计，我们应关注和帮助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发展。
三
“少数民族作家
+
网络文学”的身分构建方式
“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中的身分构建方式则比较复杂。其一，前文已指出，由于成长环境的影响，他们大多体现出“华夏民族”的共同体身分意识。其二，此类作品的产生与传播，又与网络世界的自反性身分建构方式有关。“自反性”（reflexive）身分建构是安东尼·吉登斯和乌尔里希·贝克等理论家提出的重要概念。一般认为，“自反性”包含双重含义：自我反对（self-refutation）和自我反思（reflection）。乌尔里希·贝克强调前者，而安东尼·吉登斯强调后者。具体到身分认同问题上，“自我反对”使我们注意到，启蒙理性主导的单一的或有组织的现代性进程（或者参照一些学者的说法，称为“早期现代性”）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身分认同
已经解构，或者说“自我”依循现代性逻辑却吊诡地走向了“自我消解”。但这不意味着自我的彻底虚无化，与之相随的“自我反思”却表明，“世界主义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形成（或者说“晚期现代性”）却使整个世界呈现出更为多样化和个体化的开放格局。在此格局中，人们的身分诚然变得越来越模糊，但也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身分建构上出现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和自由选择性。这正如保罗·斯维特曼等的意见所表明的：“所有个体现在必须从社会出售的大量的可能性中选择他们个人的身分。自我身分已经成为‘一种自反性的、有组织的谋求’……，而且‘所有个人（现在）都必须亲自制作、演示、拼凑自己的传记’……”在自反性身分建构中，各种时尚、流行文化或“亚文化”成为重要的资源，形成了变动不居的、意义难明的风格游戏。
人们在网络中的身分建构方式具有突出的自反性特征。自网络文学诞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匿名性”实质上凸显的就是自反性身分建构的自我反对维度，因为它消解了现实生活中由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建构起来的相对稳定的身分认同。“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即是此意。同时，在互联网上，“你”可以是一条“狗”，也可以是一只“猫”、一盆“花”……，总之，你可以摆脱现实社会关系的束缚，重新自我设定、设计身分。网民们给自己取的“网名”，就充分凸显了自反性身分建构的自我反思维度。这种多样化、流动性的身分建构方式体现在网络文学的创作上，就是身分解放带来的想象力的解放，作家们通过玄幻、穿越、架空等类型化创作方式，不再拘泥于现实生活赋予的身分，而是在全然虚幻的宇宙体系、世界图景中，去重新安排种族、国家、族群、个人的身分内涵。所以，在网络小说中，我们常能察觉各种社会身分的设定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又不能将它们一一对应。因此，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网络小说没有凸显其少数民族身分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因为他们本来就获得了一个重新创造世界、抒写不一样的自我的宝贵机会。
不止于此，在此类身分建构中，个体通过更为私人化的消费方式，通过自己的文化实践进行的“亲自制作、演示、拼凑”，不但实现了一种以个人兴趣为转移的自我身分叙事，而且，我们还发现了保罗·斯维特曼等所说的“一种感官享受的复苏和各种基于情感的社交形式的出现”。这种社会交往形式被米歇尔·
马斐索利和齐格蒙特·鲍曼等称为“新部族（neo-tribal）”社交。对此，安迪·本尼特认为：支撑着马斐索利的部落概念的，是对解释当代社会中社会关系日益体现出的流动性、不稳定性本质的关注。据马斐索利（1996:98），部落“不具备我们所熟悉的组织形式的固定性，它更是指某种气氛、某种思维状态，更愿意通过侧重外表和形式的生活方式来进行表达”。对马斐索利的研究成果的两份解读，进一步阐明了这一观点。赫瑟林顿（Hetherington
1992:93）提出，部落化包含着“通过现代化和个体化，去除建立在阶级职业、地域和性别基础上的团结与身份认同之现代形式中的规则……并重组为‘部落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化形式”。与之类似，希尔兹（Shields
1992）提出，部落身份认同可用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中集体身份认同的临时性本质，因为个人不断在各种集体表达的不同地点之间移动，并依据实际需要而“重组”自我。
考察网络文学的交往实践，我们发现，恰如马斐索利等人所言，“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的创作者和粉丝利用网络新媒体的互动性，在广袤的赛博空间自划疆界，按照个人兴趣组成了一个个不同的犹如部族般的群体。在此群体内部，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网络作家犹如“部族”的图腾和领袖，最资深的、最热情的粉丝成为“部族”骨干，发起讨论、组织各种活动，一般爱好者则利用建立起来的平台相互交流。这样的“部族”一般并不具备现实的约束力，一旦失去兴趣，则可以自由退出，或随着个人兴趣的转变而自由转移，加入新的“部族”，获得新的集体身分（一如网络小说粉丝的流失与聚集）。而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决定“新部族”这样的群体存在的基础都是兴趣与情感。因此，保罗·斯维特曼才说：“新部族主义最终可以被视为一种带有美学色彩的社交形式，热衷于‘表象和形式’（Maffesoli，1996，p.98），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共同情感和体验……的表达。”诚然，“新部族”的群体身分建构不再彰显经典现代性的民族身分意识，但是它也客观反映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在网络时代的新变化。而且，“新部族”的出现，现实地扩大了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影响。因为，关注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的网站或社区中的文学作品的，绝大多数还是少数民族，而因“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而聚集的“新部族”则突破了少数民族身分的局限，赢得了跨民族性的、甚至可以说全民性的关注，这对扩大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影响无疑是有益的。由此，我们进一步确认了网络空间的兼容性，以及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身分建构方式的多样性。网络空间不仅为各少数民族提供“家园式”的、更具独立性的、或者说“同质感”的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空间，也提供并不凸显少数民族特性的、自反性的、游牧式的文学、文化空间。它不仅能够容纳经典的、稳定的少数民族身分认同方式，也在推动自反性的个体身分建构和以兴趣和情感为基础的“新部族”集体身分建构。考察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中的身分建构，只有同时承认二者，才能把握它的完整面貌。
四、不同身分认同引领的“共同体”文学叙事
少数民族文学实践步入网络时代，造就了“民族”与“新部族”等不同身分认同方式的相遇，也形成了从题材、言说方式，到审美趣味均存在显著差异的文本系统。不过，由于不同的身分意识的引导作用，居于两种文本系统核心的，则是两种不同的“共同体”文学叙事：即由民族身分意识引导的、集中体现在“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的少数民族族群“共同体”文学叙事，和由自反性和“新部族”身分意识构建的、在“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中形成的华夏民族“共同体”文学叙事。
具体说来，“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生发的主要是一种关于少数民族族群“共同体”文学叙事。我们注意到，由于少数民族族群意识引发出的现实关怀，少数民族文学网站和社区中的文学作品更关注对各自民族族群现实生活的书写，和由此而生的情感抒发。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网站上散文多、诗歌多的重要原因。当然，也不乏自觉置身民族历史传统、叙述民族命运历史变迁，进而描绘族人集体经历的悲欢离合、生死荣辱的长篇文学叙事。尽管许多作品并不刻意彰显族群意识，只是描述记忆或经历中的生活点滴，但是其中却渗透着他们对各自族群的深厚情感和归属意识。关于这些作品的评析，在许多研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研究成果中都可以见到，此处不再赘述。据此，我们确认“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中主要包含一种关于少数民族族群“共同体”文学叙事，当无疑义。问题在于，应如何认识这种族群“共同体”的文学叙事与“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理解这之间的关系应从中国少数民族族群身分意识形成的现实条件入手。萨特曾在《存在与虚无》中提出，自我意识的兴起有赖于他人的出现，自我意识总是在与他人的参照中形构“我是谁”的意识内涵。族群身分意识的构建与此类似。于中国的少数民族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个“他人”就是汉族。由于“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关怀，其文学叙事中的族群“共同体”其实是以“汉族”这个“他人”作为参照系构建的，因而可以说，这样的文学叙事在指向各自族群“共同体”的同时，也指涉了其与汉族的关系，也就实际上关涉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认同问题。阅读这些文学叙事及相关的评论、研讨，我们发现，它们在传达了少数民族族群认同以及把各自族群的文学网站和社区作为新的“精神家园”的心声的同时，绝大多数也执存着维护各族团结、增进各族了解的良苦用心。因此，正如姚新勇所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络上已经出现了中华各族群间进行坦诚民间对话的良性空间雏形”。可见，“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的“共同体”叙事是一种向着“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的认同中心说话的边缘叙事，一种既承认现有文化领导权又规避主流权力凝视的言说方式。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于此也体现了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借助少数民族文学网站等网络平台，于现实的公共领域之外，形成了一个传达自身诉求的渠道，一个与主流协商、对话的民间平台，这对于在新的媒介情境中，加强中华民族各族群间的深度交流，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思想和情感基础，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而且，与“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相比，它因现实关怀而对各自族群的生活经验、生存境遇的努力呈现，以及源于现实生活的情感表达和意义追寻，又是沉溺于网络虚拟情境的“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所缺乏的，这就不仅是对后者的必要补充，而且因为它从根本上维系族群的生存意义，因而尤为重要。同时，许多此类作品，自觉置身于族群的历史传统中展开叙事，甚至自觉回归民族语言展开言说，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份当下“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难以具备的重量与厚度。当然，置身网络时代探讨“共同体”文学叙事，否认冲突性的、离散化的、挑战国家一体性的反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存在，如果不是存在视野盲区，就是掩耳盗铃之举。此类话语的出现，不仅是少数民族族群意识顺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多元化趋势而强化和高涨的结果，也有自反性身分建构因网络空间的虚拟现实性而放大了其解构逻辑的效用在。这些话语的存在，从不同方面构成了对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一体性的严峻挑战，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从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中的不同话语的比重来看，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维系、拥护“共同体”的文学叙事仍是压倒性的多数。因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确信，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有益于巩固“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认同框架的。而“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中的“共同体”叙事则主要是一种关于华夏族裔“共同体”的文学叙事。由于虚拟性地摆脱了现实社会关系，网络文学叙事提供了重新建构自我与他人、自我与世界的机遇。我们发现，在血红、Fresh
果果等少数民族网络作家构筑的想象性世界图景中，处于叙事中心的，不再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而是人族与异位面生命、人族与非人族（妖族、魔族等），或者所谓“华族”（网络小说有意虚构的以华夏民族为原型的国族）和其他国族的关系。除了部分西方魔幻题材的作品之外，这些作品中的主角形象，几乎都是以中国人为原型的。即使是西方魔幻题材的作品，其人物构造和叙事方式也渗透着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和价值观。故事矛盾冲突的巅峰，则大多是这样的主人公为了守护同类而战。因此，我们不难确认，此类作品主要是一种关于华夏民族“共同体”的文学叙事。
不止于此，在“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的叙事和想象中，我们还发现了一种重写民族史诗的努力。这种重写的努力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对本民族历史的重新追溯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再表达。这方面我想举一个不太出名的作者的例子，瑶族网络小说写手黄溪老米的《护蛊》。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一面在描绘一个具有玄幻色彩的故事，另一面，也在故事中，根据自己搜集和掌握的民族历史材料，尝试想象性地重构瑶族的文化、历史。这样的作品，既采用当前网络小说流行的类型和写作方式，也通过调用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来展现自己的民族身分意识。或许可以算是最无可争议的“少数民族网络文学”了。另一种方式，则是征用中华民族共有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等资源，试图重构一个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神话系统。这方面的典型，是血红的《巫神纪》。我们知道，中国上古的神话资源虽然丰富，但是与古希腊神话比起来，显得零散，缺乏系统性。但是在血红的这部小说中，他却将这些神话故事搜集、整理，运用其丰富的想象力将它们串联起来、赋予因果关联，从而完成了恢宏的上古世界图景构造，形成了完整的叙事体系。这个神话体系，很难说属于哪一个少数民族，而只能说属于整个华夏民族。而且，在这个神话体系中，他突出了“巫”为整个人族（当然这里的“人族”的核心成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奉献和牺牲，可以说，血红的这部作品，乃至其他作品，都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烈认同。因为这种重写民族史诗的努力的存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同样是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结合两种“共同体”文学叙事，我们看到，“互联网+少数民族文学”因其关注本民族族群生存境况的边缘言说姿态，为我们敞现了主流视域所忽略的少数民族的意义构成和价值诉求，而“少数民族作家+网络文学”则折射了当下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与思想情感的变动，凭借网络文学强大的“YY”（意淫）机制给予了民众的民族共同体认同以必要的爽感体验和愉悦感受。因此，二者内在地构成有趣的互补关系，巩固和丰富着“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