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内容提要：经历20余年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网络文学的经典性问题也渐次受到关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议题，内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文学观念变动的历史进程之中。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方法，一方面是学院研究者的批评和文学史书写，一方面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所内含的评价和遴选功能。网络文学的经典性，除了审美形式创新，还在于它对文学生产机制、文学功能的拓展。而网络新经典的生成，与网络时代的社会结构相关。

关键词：网络文学

经典

生产机制

社会结构

文学史

中国网络文学在经历20余年的发展之后，已从早期少数人的爱好发展为多数读者的选择，成为学界不可忽视的存在。网络文学的发展过程，就像一个“野孩子”，在经历20年的成长后，从早期的备受质疑变为现在的不得不被接纳。随着网络文学体量的激增，其写作和阅读机制的内在嬗变，经典化议题日渐受到关注。各大门户网站及读者，以网络文学20年为契机，对网络文学进行盘点和总结，研究者也适时地推出文学史或各类选本。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在于人们对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本身还存在疑虑。因为较之传统的纸媒文学，网络文学的写作模式、传播方式和评价机制，都较为独特。从这个新的文学生产机制产生的文学，是否符合既有经典秩序的范式，或者说，网络文学的经典对既有的经典秩序将构成什么挑战。这些问题让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议题，不仅指向网络文学内部的评价和遴选机制，还关系着经典秩序的重构，乃至当代文学整体图景的更新。

一、经典的意义与标准

在讨论网络文学是否有经典，以及如何经典化的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文学为何会有普通与经典之分，以及入选经典序列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对何谓经典，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在《论经典》中有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经典著作，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决定阅读的一本书，仿佛在这本书的书页之中，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天定的，并且是深刻的，简直就如宇宙那样博大，并且一切都可以引出无止境的解释。”1经典是较大范围的人群长时间阅读的著作，而这些著作是能提供历史经验并具有新的解读空间的。经典与人类的生存境况密切相关，它为人类面临的诸多根本问题提供启示，为人类的生活和发展提供经验和智慧。因而，经典既针对特定人群而言，又具有相对的普泛性，不限于一地一时。也不仅包含文学作品，还包括历史、哲学、地理、医学等诸般著作，涵盖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不同领域。

至于文学经典，早期也如其他门类的著作一般，为人类提供着实用的价值，正如孔子对于《诗经》的看法，“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西方即便是在现代阶段文学获得独立价值之后，人文主义者仍将文学与道德伦理关联起来。如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就认为：“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垺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2重在经典探索道德关怀、伦理感受与人性丰富性等问题的深度和广度。

20世纪中后期盛行的后结构主义，对经典的经典性做出了有力的挑战。经典在过去并非没遭受危机，像未来主义激烈的反传统，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兴起，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对古典的批判等，都一度带来经典秩序的变动，但这只是对经典秩序的调整，对经典的经典性问题较少质疑。后结构主义去本质化、去中心化的方法，对经典性暗含的本质主义构成挑战。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域中，经典性就像洋葱的心一样，你不断地剥，最后可能什么都没有，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天然具有经典性作品，只有被时代选定的经典，以及变动不居的经典序列。经典不再永恒地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而沦为具体生存语境中的价值体现，它不再是超越时代的，而是被时代限定的。不过，在经典的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反而是一个解构主义大师出来大谈经典，这就是哈罗德·布鲁姆。这位

“耶鲁四人帮”之一的解构主义大师，居然写了一本《西方正典》。正典（Canon）这个词，听起来并不符合解构主义者的气质，毕竟他刚在《影响的焦虑》中解构了莎士比亚的神圣性，为何又要通过《西方正典》重树经典。

《西方正典》讨论了26位西方经典作家的作品。对于何为经典，布鲁姆提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对于这二十六位作家，我试图直陈其伟大之处，即这些作家及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何在。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沃尔特·佩特曾把浪漫主义重新定义为使美感增加陌生性，但我认为他的定义并不限于浪漫主义，而是适用于所有的经典作品。从《神曲》到《终局》的成就实际上就是从陌生性到陌生性的循环。当你初次阅读一部经典作品时，你是在接触一个陌生人，产生一种怪异的惊讶而不是种种期望的满足。”3从他选择的经典作家来看，如荷马、莎士比亚、但丁等，都是西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与前人并无太大的差别。但他划分经典的标准与前人有差异，主要依据的是陌生性，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陌生性，是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的术语。但布鲁姆对陌生性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形式上的原创性，还在于作品使人对熟悉环境产生陌生感的能力。从这里可以发现，布鲁姆在谈论经典时并没有背离解构主义，他对经典的定义正是解构主义式的。即，我们原本对经典的期待是，经典沉淀着人类在历史中获得的智慧和经验，我们通过学习经典可以让陌生的世界变得熟悉起来，让生活变得更为得心应手，让历史的前景不再迷惘。但布鲁姆颠覆了经典的这重让世界变得熟悉的功能，而是相反，经典应该激活我们对世界的陌生感，让世界重新回到未知的状态。经典是给人类提供熟悉的经验，还是让人保持对世界的陌生感，这是布鲁姆带来的经典革命。

布鲁姆的说法，有着实际的对话对象。他对于经典的看法主要是从形式层面着眼，或者说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美学的。他说，“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4。将文学当作“拯救社会的纲领”，在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类型自然是革命文学。以中国的经验来看，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间，我们遴选文学经典的标准是革命，当时也相应地产生了一批红色经典，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西方具有社会意识的知识分子在谈论经典的时候，也往往将经典与民族、政治等宏大议题关联起来，如理查德·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中，就把经典视为创造、承载和延续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那些希望自己的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必须告诉人们，应该以什么而自豪，为什么而耻辱。他们必须讲述富有启迪性的故事，叙说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任何国家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过去和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每个国家都要依靠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去塑造民族历史的形象，去叙说民族过去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领导权的竞争就是自我认同的不同故事之间的竞争，或者说是代表民族伟大精神的不同形象之间的差异”5。与博尔赫斯将经典作为民族经验的延续不同，在罗蒂的视野中，不同意识形态的争斗，就是不同叙事之间的竞争，这颇类似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之争。

罗蒂和布鲁姆对于经典的认识，一主张经典的社会性，一坚持经典的审美自足性，看似截然相反，但他们的最终着眼点实则相同，即，经典对人与社会/民族关系所起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便是形式主义式的经典标准，依然难以回避经典与社会议题之间的关联，他们的分歧只是在于经典该以何种方式（审美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导权）回应时代的问题。因而，我们可以试着对文学经典的特性略作概括，即，文学经典是以文学的形式，通过对历史经验、伦理道德或人与世界关系的探索，为个人和（多）民族提供生存的启迪或发展的前景。

文学的形式表明文学经典是不同于医学或哲学的，它将以文学的特定形式回应时代的问题。经典与时代的密切关联，让经典具有某种时代性。也就是，经典虽然是经由长时段的历史考验才被认可，但经典的序列却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我们当代的文学史就是经典秩序频繁变动的历史。1949年之后，现实主义成为经典选择的标准，之前流行的现代主义被排除在经典之外。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下，现代主义又重新进入经典序列，颇有代表性的现象除了意识流的兴起外，还有《九叶集》的产生。《九叶集》本来是现代主义诗人袁可嘉晚年将他与穆旦等九个诗人的诗作合编为一辑，学界为了叙述方便，也将这些诗人称为九叶派，但实际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没有九叶派，他们之间有些人甚至彼此没有见过面。这是学术界急于将现代主义再经典化所产生的误会，由此可见时代思潮对经典标准和经典序列的影响。这类现象在当代并不鲜见，如革命经典作家茅盾一度被排除在经典作家之外，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金庸等被列为“大师”，等等。如果自时代变迁与文学史秩序的变动而观之，网络文学进入经典之列是迟早的事。

二、文学史与网络文学的经典化

实际上已有不少人在这方面努力了，尤其是在网络文学“二十年”的关头，网络文学已成为大众阅读的主要选择，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也再度进行自我革命，网络文学因此也似乎到了讨论经典性的关口。文学研究界也适时地推出网络文学史和网络文学选本，并展开对网络经典问题的讨论。如欧阳友权主编的网络文学史《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和《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邵燕君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的“典文集”和“好文集”，以及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网络文学名家名作导读”系列，以及吉林大学刘帅池刚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网络小说经典化》，等等。这些成果在对网络文学进行整体性回望和分析的同时，对网络文学的经典化作了讨论和实践。

文学史或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方式。以选本言，我们最熟悉的案例就是1935年由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经典化工程。通过篇目选择、导言、出版、广告等诸多方式，大系对刚发生不久的新文学进行总结，但更为重要的，他们借此向公众展示新文学的成就。文学史叙述对文学经典秩序的调整，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像新时期以来，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略》，就通过抬高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非革命作家的文学史地位，挑战革命文学史所排定的座次。近20年来，面对当代文学的新形式，文学史在不断自我调整，如张炯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收录了电影文学。不过，虽然当代文学史种类众多，关注到网络文学的依然少见，实际上，媒体上依然不乏网络文学是否是文学的讨论。

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处于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史秩序更迭的脉络之中。邵燕君即从该视野来讨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在《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一文中，她认为网络文学的网络性恰恰构成挑战既有文学史格局的潜力6。在《网络文学是否可以谈经论典》一文中则指出，“二次元网文”兴起所带来的网络文学再革命，是传统网络文学断代史叙述成立的前提7。她与薛静、高寒凝等编选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和“好文集”，便是基于这个断代的契机。

“好文集”和“典文集”兼顾学术评判与个人爱好，并精选网友评论作为补充，试图从综合的视野呈现网络文学20年来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典文在邵燕君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典范，二是经典。典范就是可以作为范例的，“遴选的标准首先是该类型足够重要，然后是该作品有足够的代表性——或者是开创性的，或者是最成熟的，或者是影响力最大、对后来作家最有示范性的”8。而据薛静的后记，可知经典主要是指代表作家的代表作，“部分作家以‘类型文大神’起家，又能在创作中跨域类型、超越类型，让创作焕发出更大的价值和意义，他们的优秀作品，可说代表了网络文学的纵向深度”9。他们选择的标准，既看重作家的市场影响，也看重作品在类型文生成中的作用、影响力，看重作品的独创性。

薛静和高寒凝的后记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呈现出编者对经典性本身的讨论或者分歧。《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的篇目是由一个团队选出来的，但不同人选择的篇目与其他人往往有较大出入，为此他们之间争议不断，如关于小白文的分歧即是。据薛静记述：“‘小白文’是网络文学中的庞大存在。一方面，它满足了大量一般读者的阅读需求，在对欲望简单直接的满足中，形成了网文特定的套路，沉淀为长期存在的类型；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欠缺始终让它饱受诟病，不但在圈外人眼里，常常将‘小白’与‘网文’画等号，认为‘网络文学都是垃圾’，而且在圈内人眼里，也会有‘老白’看不起‘小白’的鄙视链存在。”10争议的出现，是不同阅读趣味的差异，也是不同的文学史观在起作用。要容纳小白文，就要打破传统文学经典的标准。他们分歧的根源在于，既试图借鉴传统文学史的框架，又欲保留网络文学的内在脉络，最终不免陷于网络性与经典性、粉丝爱好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凿枘。这些争议来自于经典革命的不彻底性。当然，网络性与经典性、兴趣与研究并不必然矛盾，但如果将网络文学的独特性完全建立于网络性，那么，如果还是要通过文学史、选本等传统文学的研究方式予以经典化，手段与方法之间自不免凿枘。因而，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不仅在于经典标准的调整，还在于经典化方式的更新。

研究者以网络文学20年为契机，对网络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和实践，可以看出学院在努力反思自己的文学史标准，试图对网络文学作出历史的解释，以遴选经典的方式为网络文学的成就进行总结和正名。为此，他们对文学经典的标准也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像《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的选择，就是将文学性的标准和市场化的反应结合起来。不过，在网络文学的生产和评价机制下，学院的主动示好所带来的效果并不明显。或者说，文学史的权力，在网络文学的生成和评价机制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式微。网络文学从诞生开始，就有自身的批评机制和经典化方式。

三、网络文学自我经典化的方法

网络文学的评价机制，在早期的BBS或论坛时代就已基本形成，这就是读者的即时反馈。早期论坛上引起关注的作品，往往经由跟帖或转载的方式被讨论，随之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这方面，除了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外，最具代表性现象是由足球论坛上《大连金州没有眼泪》（1997年，四通立方体育沙龙）一文所引发的。该文在论坛发表后，引起广大球迷关注，引爆网络，随即被多家纸媒转载。后来的起点付费模式，作品不能转载，但保留了评论区，供读者评价。近年各门户网站又推出本章说的功能，这类似于视屏软件的弹幕功能，让读者可以针对小说段落或字句进行评价，进一步细化了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功能。读者的评论往往成为作者写作的参考，同时也以条目数量这个最为直观的形式生成为作品的市场风向标。这类读者即时评价的批评和互动方式，是纸媒所不具备的，即便是早期报纸副刊上的连载作品，读者能通过信件与作者沟通，时效却要滞后很多，缺乏共时感。

除了即时性的评论，门户网站还制定了各类排行榜，如月票榜、收藏榜、点击榜、新书榜，等等。这些榜单由读者/粉丝投票产生。能否登陆月票榜等榜单，初步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命运。网络文学因为体量过大，没有人能全部阅读，那么，这类由一线读者投票产生的榜单，就成为大众最为重要的阅读参考。可以说，这类榜单是网络文学走向经典化的第一道门槛，如果不能登陆这些榜单，作品就很可能泯然于众人。排行榜是消费市场对作品的反馈，但近些年，随着资本的大量注入，网络文学的生产和评价往往被资本裹挟。比如IP的运作，就可说是资本市场与消费市场合谋的结果。

无论是读者的评论，还是门户网站的排行榜，这都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自身携带的经典化方法，是有别于文学史叙事的评价机制。

读者评价除门户网站提供的空间外，还有其他的网络空间，如各类论坛、贴吧或自媒体等，形式也极为多样，如论坛的推荐帖、书单，或自媒体的推送、问答等。对那些遇到书荒的读者来说，除了到各门户网站的排行榜寻找心仪的作品外，往往会到各大论坛搜寻感兴趣的作品。知名度较高的论坛有龙空、优书网等。优书网以推荐书单知名，这些书单大多来自龙空论坛的讨论。网络书单是由读者总结的某一文体类型的作品，并附有相应的评价，包括总体分值和内容分析等。书单是网络文学最早的选本，是网络文学自我经典化的重要方式。有些书单公信度非常高，可能会获得数十万的点击量。这是相当庞大的数量，我们知道，一般的学术期刊，能有上千的订阅量已经很不错了。

这些论坛是网络空间自我生成的评价机制，它带有更强的民间色彩，与各大运营商的门户网站有所不同。文学论坛的成员，很多都是网络文学的资深读者。他们熟悉网络文学的脉络和现状，常用行话进行交流。很多特定的批评术语和概念就诞生于此，如屠版文，就特指那些在论坛得到大量讨论的作品。很多时候，读者是先从这些论坛了解某部作品，然后按图索骥，去门户网站阅读。以现在网络文学的评价机制而言，可以说是网络评价引领着学院批评。更有意思的是，这些评价会受到读者的二次评价，其他读者并不全然被动接受这些评价，而是可以赞同或反驳，形成赞同与反对的直观数据。这是与传统文学批评截然不同的方式，现在的严肃文学，往往是书出版前后，由出版社开发布会，制造舆论，或由学者撰写评论，普通读者的反馈很难看到，基本上只能通过发行量来衡量。

网络文学评价机制的即时性和开放性，是传统纸媒文学所不具备的。网络读者对网络文学的评价机制也有一定的自觉认识，很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就发生在评价环节。如与榜单相关的两件事就值得一提。一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争榜现象，读者或粉丝会为了心仪的作品发起投票以争夺月票榜或其他榜单的排位。如《赘婿》2018年5月的争榜，粉丝群对《赘婿》的月票排行不太满意，于是号召争榜，最终投18万多票，争榜成功。《诡秘之主》在创作周年之际也曾发起争榜，并取得成功。二是早已被人遗忘的一件事，就是2011年左右的《异天途》事件。该事件现在已少有人提及，但它是一个有意味的事件。《异天途》的产生很偶然，在龙空论坛上，有人质疑起点编辑的水平，认为无论质量如何低劣的小说，只要有点击量就能通过审查、发表甚至被推上排行榜。为了印证这个判断，网友就以滚键盘的方式，写了一部完全没有意义的作品，网友称之为“天书”。但就是这部天书，居然真的通过了审查，于是众人愤怒，继而通过投票将这部小说推到了推荐榜。

这两件事合而观之，可有多种解读。比如说历史性的变化，《异天途》事件表明网络文学内部，对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榜单存在不满，但《赘婿》《诡秘之主》争榜则是读者利用榜单为自己喜欢的作品正名，读者对榜单的态度是从抵触变为接受。但这两件事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网络群体可以通过网络行为，表达他们的不满或认同。如近期的“五五断更节”亦是如此，因阅文集团调整合同，增加诸多对作者不利的条款，引发网络写手于5月5日集体断更，予以抗议，一时引发热议。这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它表明网络作者和读者是权利意识很强的群体，网络社会并不因其虚拟性而减少其社会性。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可以带来世界的再社群化。网络是虚拟社区，网络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虚拟社群的文学。不少论者称其为“趣缘社区”，但仅从兴趣着眼，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网络社区的内涵，它除了情感或审美视域的趣缘之外，还蕴含着特定的历史想象力和社会想象力，而这正是网络文学具备经典化潜力的关键。

所谓的历史想象力和社会想象力，是指网络文学在以特定的方式探索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关系，开启人们重新思考历史未来向度、人在社会结构中位置等问题。网络小说对历史有着独特的热情，这不仅体现为蔚为壮观的穿越历史文，还在于其他文类如异界类、都市类等，也都有着强烈的“创世”冲动。在传统文学的乌托邦视景已经衰微的情境下，网络文学却充斥着大量改造世界的理想，从这个角度而言，网络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乌托邦冲动最活跃的领域。无论是穿越历史文、异界文，还是援共类作品，都试图利用网络文学的形式重新想象并搭建人类社会的构造，它们通过拆解我们熟悉的社会关系，扭转我们熟悉的历史走向，让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关系得以按照某种理想的或更糟糕的方案重建。网络小说创造的不单是审美视域中的语言形式，也是历史与社会视域中的世界图景。

因此，网络文学是一个试验场。这方面，《临高启明》颇具代表性。该小说的写作方案、材料搜集、世界架构都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而是类似有些革命文学的集体创作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有各行业专家提供技术支持，他们从无到有地建造一个基于工业技术的乌托邦。参与者关注的问题多在技术的细节，程序的合法性，而非美学的细节。《临高启明》提供了一个大型的虚拟实验室，让网络时代的人们通过这个试验场，验证他们关于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的设想，开启他们关于历史未来向度的想象。

此外，网络文学虽然是虚拟社区的产物，但并非永远自限于虚空。实际上，它是网络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不仅是指它在虚拟社会的位置，也是其在现实社会结构之中的位置。它与现实社会不仅没有绝缘，还会以各种方式反作用于社会生活。这种影响不限于文化结构主义式的，通过文化形塑一个时代的情感结构和社会结构，还具体地参与到现实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其中最直观的一点，就是网络文学为我们时代的劳动者提供了纾解精神压力、救赎情感的最为便捷的方式。如较有代表性的爽文，它之所以拥有大量读者，主要原因并非是它能提供审美层面的愉悦，而是它能带来情感或精神上的刺激，甚至生理上的享受，如甜文类或虐文类所带来的舒压与紧张、二次元轻小说等所带来的笑谑等，均是如此。这些直接的心理或生理刺激，是中产阶级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环节。

从这些方面来看，网络文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封闭，或不足轻重，似乎只是圈子化的文化现象，而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结构密切相连，是这个时代的有机组成。因而，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不仅仅在于纯文学视域的新的美学形式，还在于它所带来的新的生产、评价机制，它对文学功能的拓展，它回应现时代问题的能力等方面。

四、网络新经典生成的困境与可能

虽然文学研究者已自觉调整旧有的文学史评价体系，积极遴选网络的经典，网络文学的诸多评价机制也早已开启自我经典化的进程。但如果我们忽略网络文学在网络社会中的位置，或缺乏对网络时代的社会或思想等问题的自觉，仅从文学史的视域谈论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可能常有词不达意之感，而且也为时过早。不过，即便是在网络时代刚开启的阶段，部分相伴而生的网络作品已然具备叩击经典性问题的潜力。这些具有经典潜力的作品，大多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呼应网络时代的社会和精神需要，曾得到读者的认可，是从网络文学评价机制中筛选出来的代表性作品。二是以独特的形式回应了我们的时代问题，即，对经典之作必然触及的诸问题如历史经验、道德伦理、人与世界关系等有新的探索，开启了时代的新的可能性。

首先，作为网络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经典，在文学形式上应该是有所创新的。这个标准是“典文集”的标准，从传统文学史的脉络中延续而来，也符合这个过渡时代的特性。网络文学并不需要讨论是不是文学的问题，因为网络文学就是在挑战文学性的基础上产生的，网络社区的综合性也要求我们激活文学的社会性。同时，网络文学内部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网络作家不乏求新求变、与经典对话的诉求。网络文学大多是类型化写作，网上曾流传类似《史上最全网络小说流派、标签总结大行动》一类的文章，总结网络小说的各种文类，包括重生、异界、网游、穿越历史等近百种。这些文类看起来名目繁多，并日渐成为模式和套路。但从文类衍变的角度而言，每一种新文类的产生并趋于完善，都是网络文学自我革新的结果。因而，每一种文类或模式的开创者或集大成者都是网络文学史的重要一环，有成为经典之作的潜力。如凡人流的集大成者《凡人修仙传》即是如此，此外如网游类《全职高手》、赘婿类《赘婿》、无限流《无限恐怖》或《一世之尊》、穿越历史类《新宋》《秦吏》、三国类《三国之最风流》，等等，均具备经典化的素质。随着网络小说数量的日渐庞大，以及网络小说与生俱来的求新求变，小说的类型会越来越多，分类也会越来越细化，只有真正创造形式而非模仿套路，并回应读者情感和精神需求的作品，才有资格进入网络经典化的序列。

其次，网络小说对我们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不无省思。20世纪有两大主题，一是启蒙问题，二是革命问题。经历后现代的解构思潮，启蒙或革命这类宏大话语，对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来说，往往并不太讨喜。但如果从历史连续性的一面来看，“80后”“90后”乃至“00后”实际上都是20世纪的后代，我们都未走出启蒙或革命的时代。网络小说多自觉贴上爽文或其他类型文的标签，但对于历史并非全持虚无态度，很多小说实际上无意识地继承着这些遗产。像猫腻的小说，对消极自由的强调，实际上可说是启蒙的传统。很多小说也对革命遗产有所致意，如国术流《龙蛇演义》的主角在武术走到瓶颈之后，通过重走长征路突破极限，抵达另一重境界。类似的小说不少，且不提援共类小说如《赤色黎明》，可以举更极端的例子——《秦吏》，这是一部穿越历史的小说。穿越历史类小说有很多引发关注的作品，像阿越的《新宋》、Cuslaa的《宰执天下》、赵子曰的《蚁贼》等均是。《秦吏》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部历史小说让人看到了历史。这不仅在于作者的史学背景，让小说拥有很多历史的细节——如小说对最新考古成果的借鉴让小说具备“硬历史”的素质，而且在于小说本身贯穿着作者的史观，有他对历史的思考。《秦吏》写秦朝一个普通人，如何从亭长逐渐成长，最终拜将封侯的过程。该小说与其他历史穿越小说有所不同。其他穿越历史或架空历史的小说，多借助现代的商业知识在古代发家致富，或利用科技或管理知识等统一世界。相对而言，《秦吏》可以说写得低调而隐忍，但它有一个核心的线索贯穿始终，这就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小说最后写在秦末纷争中，主角黑夫联合黔首对抗贵族，最终却没有登上帝位，走上帝制老路，而是通过建立现代制度，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付诸实践。这不仅是立足于历史变革之际的选择，更是20世纪革命遗产中的庶民精神在历史文中的实践。《赘婿》与之异曲同工，将启蒙与革命的精神慢慢传达给周边的世界。

第三，网络小说以独特的形式回应着我们的时代问题。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即是说不同的时代会生产属于该时代的文学。从经典的角度而言，这并不是说各个时代的经典都不一样，而是说各个时代都会生产出新的经典，加入到经典的整体序列之中。艾略特、布鲁姆所强调的文学传统也是类似的意思。如果从未来回望现在，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可能就是网络文学。因为网络文学之所以具有经典化的可能，并不在于其量有多大，而在于它用特定的形式记录、表达了这个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心理。

网络文学以独特的方式为社会赋形，对时代的急速变化做出几乎是即时性反映，也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心理。即以数量最多的爽文而言，网络文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实用主义思潮影响下，在现实欲望取代理想情怀的驱动下，以一种狂欢式的叙事形式演绎着这个时代主旋律。典型的爽文往往是底层、受挫、逆袭、成功等元素的糅合。小说的升级模式可以说是市场逻辑的文学寓言，这类小说，写出了我们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感觉结构。网络小说常见的升级模式，将社会的等级化以极端的形式展现出来，人物升级之际的垂直上升，犹如利刃一般，将社会的等级结构剖开，露出其横断面。社会的科层化和等级化，既是网络小说反映的社会现象也是网络小说产生的原因，它与网络小说内涵的乌托邦冲动，对历史想象力和社会想象力的探索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网络小说确实带有强烈的寓言色彩。学术界对这类网络文学的研究，需要借助文化研究的方法及思想史和社会学的视角，将网络文学与当代的思想变迁和社会转型结合起来考察。

网络文学以开放的文学观挑战着19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观，相应地，网络文学的经典，也不应该仅仅提供纯文学的网络版本，而应该是从网络文学机制中生长出来的独特形式。网络文学的形式生产性在于它是网络社会的内在构件之一，也就是说，网络文学既是网络社群衍生出的文化形式，也是维系网络社群的文化结构，其经典性应该部分地基于它与社会的内在关联性及其内涵的文化实践性，而不仅仅是传统文学史视域中的审美创新性。网络文学对当代诸多问题如人与社会关系等做出的新探索，让我们重新以陌生的眼光打量周边的世界，也重新想象或组织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这种新形式或功能，是网络文学的前景，也是网络文学走向经典的潜质。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将主要倚靠网络文学的生产和评价机制，学术研究只会起着补充作用。

注释

1

[阿根廷]博尔赫斯：《作家们的作家》，倪华迪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2

[英]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3

4

[美]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21页。

5

[美]罗蒂：《筑就我们的国家》，黄宗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

6

邵燕君：《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7

邵燕君：《网络文学是否可以谈经论典》，《中国文化报》2019年2月27日。

8

邵燕君：《序言：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邵燕君、薛静主编，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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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静：《后记：为我们热爱的事物树碑立传》，《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典文集》，邵燕君、薛静主编，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341、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