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叙事的生成机制及其群体传播的互文性

摘要：网络叙事的复杂性及其对社会事件、社会态度、社会情绪等的重要影响，使传统叙事理论在网络叙事中显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网络叙事生成机制是理解网络传播的内在逻辑起点，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和具体文本作为网络叙事的有机构造，形塑了网络文本的互文性生存和动态性层累。围绕同一事件相关体，具体文本与文本集合体内的前文本、后文本、同步文本之间形成了文本意义的普遍多向共建，而文本客体、传播主体和网络群体传播语境共同架构起网络叙事意义的阐释系统。网络叙事的生成机制和生命力不仅为网络传播的活跃性提供了保障，也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巨大变量，对社会交往乃至人类思维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网络叙事

事件相关体

文本集合体

互文性

叙事学

在信息传播主体多样化的今天，社会叙事已从少数人主导，演变为多传播主体的网络叙事与主流叙事共生的状态。网络叙事的复杂性及其对社会事件、社会态度、社会情绪等的重要影响，虽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但在谈论诸多网络文本个案及其对于理解网络时代社会叙事、社会转型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时，却忽略了网络叙事的本源性，即网络叙事生成机制才是理解网络叙事内在逻辑的起点。网络叙事以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和具体文本三个层次累加构成。这种机制规定了网络文本的生成、接受和扩散方式，也重构了传播主体之间以及与网络环境和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从叙事学、传播学嫁接的视角切入，结合传播主体多样化的群体传播特点，考察网络叙事三层次所表现出来的生成机制；并分析具体文本与文本集合体之间的互文性与层累性机理，以及多传播主体的社会交往实践对网络叙事所发挥的诸多作用，以期对传播主体多样化环境下互联网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提供另一个视角的认识。

一、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的有机构造

网络叙事作为当今社会叙事的主要样式，有其自身的构筑过程和内在逻辑，也有支撑其呈现社会实践活动的要素与结构，可一并称之为“叙事机制”。网络叙事作为一种信息传递，而非艺术呈现，通常并不着力于讲述详细的故事情节，而是以关系呈现或状态描述作为主要形式。这种叙事形态在构筑方式上有其独特之处：即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三层次的动态组合构成了网络叙事有机体，彰显了叙事文本、社会现实和网络传播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

第一层，事件相关体，即一系列相关的社会事件及其情感经验、社会时空环境等，共同绑定成为网络叙事的背景、语境和相关事件。广义上讲，一个事件序列或一种情感经验可被讲述成多个文本。换言之，不同文本可以拥有相同的创作背景和故事素材。这些相互联系的素材和背景被经典叙事学研究者称为“本事”，指代“实际发生过的事情”。就网络叙事来看，文本构筑的素材和背景远不止于此，而是包含着社会事件、情感经验、社会时空环境等一系列与事件发生发展相关的所有要素，即事件相关体。“事件相关体”与“本事”虽在概念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内涵却不尽相同，前者较后者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

中外叙事学界对“本事”皆有论述，都强调事件作为叙事要素的原生性与真实性。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论述本事和情节的区别时曾指出，“人们常常把情节的概念和对事件的描绘，和我提出的按照习惯称作本事的东西混为一谈。实际上，本事只是组成情节的材料。因此，《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情节不是男主人公和达吉雅娜的恋爱故事，而是由引入插叙而产生的对这一本事的情节加工。”什克洛夫斯基的意思是，本事客观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是叙事情节形成的素材和基础，本事经过艺术加工后成为情节。美国叙事学家维克多·厄立奇也认为本事是“一系列绑定在一起的事件，它们是在作品成形的过程中被传递给我们的”，或者是“实际上所发生的”。据此，本事早就被西方叙事学界看作叙事活动的基本元素，即把离散的事件以及相关背景归入叙事结构之中。中国叙事学理论也将本事视为叙事的必备要素，固有“论本事而作传”“必欲求合本事”之说，亦有“本事诗”“本事词”之论。蒲安迪认为中国叙事传统强调真实，“或是实事意义上的真实或是人情意义上的真实”，即便是神怪妖魔等看起来存在种种不真实的故事，“但其所‘传述’的却恰恰是生活真正的内在的真实”。易言之，本事是客观存在的、未经讲述的事件序列或情感经验，它不一定全部显现在文本之中，但文本的构筑过程离不开它们的基础性作用。

“事件相关体”与“本事”都强调社会事件和情感体验对于叙事的重要作用，但不同的是，前者不但没有局限于某一社会事件或某类情感体验本身，而且还关注社会时空环境对于网络叙事形态的直接建构作用。首先，“事件相关体”还包括一系列相似事件、具有相似影响或意义的其他事件、相关社会现象及其原因、相似或反向的情感体验等。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珠峰测量、明星绯闻都可视为“本事”，但若缺少与其他相关事件、情感体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关联，则难以构成网络叙事的“事件相关体”。诸如某药物经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引发抢购热潮，这些新闻报道也成为诸多相关叙事的参考文本。某药物的抢购潮是典型的网络群体传播引发的社会事件，其事件相关体不仅有相关新闻报道、社会集体恐慌情绪，也包含媒体公信力、民生保障等相关内容。可见，“事件相关体”内涵广泛，涉及网络叙事建构的诸多事件和情感联结。其次，中国现阶段特有的社会时空环境是网络叙事的土壤，因此也是事件相关体的重要维度。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为大众参与社会表达和呈现自我个性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交往演变为熟人社交和陌生人社交共存的社会关系形态。但由于传播主体在生物学特征、身份角色、权力财富、行为习惯、文化价值观、审美偏好等方面的多样化差异，加上较广泛存在的社会心理失衡，极端化的个体情绪和认知极易在线上线下高速交叉流动，使得由某一事件引起的、某一部分人的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郁积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进而加剧不同阶层、群体、代际之间的社会分化。因此，社会时空环境已成为促进当代人社会表达、拓展事件相关体的重要维度。

社会时空环境对于社会叙事具有重要影响。正如玛丽-劳尔·瑞安所述，“互联网就是一个叙事喷井”。这种“叙事喷井”表面上是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使得非线性叙事结构和交互性叙事方式成为可能，本质上是网络媒介技术带来的传播主体多样化和对于信息现代性的自反性，才使得关于同一事件的众多叙事文本的生成和组合在网络空间中得以实现。基于社会时空环境的改变，事件相关体的边界不是越来越清晰，而是充满变数并且不断被延伸。此外，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方式也已发生转型，不同阶层、群体、代际在信息接触、选择、认知和传播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导致了网络叙事文本的生成与阐释也更为复杂。所以说，不能忽略社会时空环境在素材、背景、机会、条件等方面对于网络叙事的促进作用，也不能忽略传播主体的叙事行为与这一大环境的多重影响紧密相关。由此推论，网络叙事机制第一层“事件相关体”并不局限于社会事件和情感体验本身，还涉及社会时空环境。这三个方面共同促成了传统叙事形态所无法实现的文本生成和传播规模以及速度与效果的改变，也协同促使了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

第二层是事件相关体的多种媒介化再现及其延伸构成文本集合体。传播主体的极端多样化使得事件相关体被建构为具有不同形式、情节和意义的多种文本，而移动互联网技术又使得关于同一事件相关体的众多叙事文本能够汇聚在网络空间中。就此而言，网络传播时代也被称为“叙事重构时代”。这些聚合在网络空间中的文本都与特定的事件相关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本与文本之间也围绕该事件相关体呈现出某种“家族相似性”或意义相关性。因此，本文所述的“文本集合体”是指对特定事件相关体进行多种形式的媒介化再现，及其延伸所形成的众多叙事文本的集合，它是除去某一具体文本的所有文本的集合体。

作为集合概念，“文本集合体”不同于文献学、校勘学中的“底本”，也与广义叙事学中的“底本”有所区别。文献学、校勘学认为“底本”是指某部作品的底稿或某部作品的整理者选择文本时的主要依据。广义叙述学将“底本”一词应用于叙事学领域并对其进行了新的界定，指代叙事文本（即“述本”）形成以前的所有材料的集合，“它是一个供选择的符号元素集合（因此它比述本大得多），它是尚未被媒介再现的非文本”。可见，文献学、校勘学中的“底本”是新文本生成所依据和参考的多个文本，而广义叙事学的“底本”是指文本形成以前的材料集合。前者讨论的是某一新文本生成以前就已存在的多种文本的集合，后者关注的是文本生成时所依据的多种非文本材料。虽然网络叙事的文本集合体也是多种文本的集合，但它既包括某一文本生成以前就已存在的多种文本，也包括生成时间在这一文本同时和之后出现的其他所有文本。值得注意的是，文本集合体不是文本数量的简单相加，而是多种文本的有机组合与整合。文本集合体的目的在于对事件相关体进行加工改造，以及是非判断和话语表达。

与神话、诗歌、小说等传统叙事形式相比，网络叙事发生的历史虽然比较短，但与整个社会生活的符号化趋势密不可分。能指的丰富性、所指的多样性、能指与所指的约定俗成关系被颠覆。多种叙事策略的同构等使得网络文本成为了信息时代最为复杂的语义系统之一。作为一种如“生活切片”的叙事样式，网络叙事趋向于文本能指的延伸以及所指意义的延伸与变异。文本集合体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持续性的建构过程，因此在时间上可能与事件相关体构成事前叙事、事后叙事或同步叙事。社会事件发生以前，可能生成回顾性、预言性、说明性的相关文本。若事件已成过去，追溯性、验证性、挖掘性的文本更为普遍。或事件正在进行，可能借助网络传播的即时性生成多种同步文本。那些呈现在线上线下且与事件相关的跟帖评论、舆论等也属于文本集合体的内容。

第三层次，具体文本是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当前阅读、点赞、转发和评论的此文本。具体文本是文本集合体生成的关键，文本集合体的形成离不开一个个具体文本作支撑。但是，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在一定时间内只能阅读一个文本，不可能同时阅读几个文本，当阅读几个文本时，其间必然有先后顺序。因此，本文所述的具体文本是指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当前阅读到的、具体所指的这一文本。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正在读哪个文本，哪个文本就是具体文本。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对具体文本的阅读、点赞、转发和评论不仅推动了文本集合体的形成与扩大，也强化了网络叙事对于事件相关体的表达和传播效果。

从内容生成的角度看，具体文本可能是原创，也可能源自接受主体对文本集合体的摘录、凝缩、扩展、补充或评论。因此，具体文本是否具有叙事性不能仅凭其表面结构作判断。看似简短的词语或句子也有其独特的叙事意义和效果，而这种意义和效果往往源于本文后面将要论述的文本间的互文性。米克·巴尔认为叙事文本是“由符号组成的一个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这些符号可以是语言单位，如词和句子，但是，它们也可以是不同的符号，如电影画面与序列，绘画中的点、线条与印迹。……符号的这一有限整体并不意味着文本自身是有限的，因为其意义、效果、功能与背景并不是有限的”。通过摘录或凝缩形成的具体文本，有时可以保持原有的叙事意义，有时却“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从文本结构来看，具体文本常依靠各种静态描写、形象的或隐喻性的表述方式讲述“无事之事”，以“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为显著特征。据此，具体文本在展现语言及话语魅力的同时，不仅丰富了叙事形式和文本主题，还扩散了传播主体的价值判断和网络叙事的社会意义。

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的动态组合，揭示了叙事文本、社会现实和网络传播环境之间的关联机制。这种关联机制不是简单的连接关系，而是作为协同促进、系统发展的叙事进程存在于网络空间中。随着事件相关体的改变，网络叙事的具体文本与文本集合体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网络叙事总是与事件相关体的发展相适宜。概言之，网络叙事的构造过程也就是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三层次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的动态过程。

二、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的互文性和动态层累

把网络叙事的构造分为事件相关体、文本集合体和具体文本三个层次是为了便于分析其生成机制，并不意味着这三个层次是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事件相关体是网络叙事生成的材料和背景，也是文本集合体和具体文本得以形成的基础。事件相关体一经传播就经历着媒介化过程，口头讲述、文字记载、影像表达无一不是叙事化、媒介化的结果。在媒介化过程中，传播主体根据自身意向将事件原本具有的自然时序和因果关系进行重新安排，使得具体文本既有相似性也完全可以千差万别，并使得文本集合体成为一系列文本的集合。具体文本是传受主体当前关注的文本，是文本集合体外部的某一特定文本。通过具体文本，传受主体可以追溯文本集合体内与之关联的背景、内容和材料，进而寻找或领悟到事件相关体。在网络叙事进程中，每个文本的生成、传播和再创造都可形成相互独立却又彼此联系着的诸多具体文本。众多独立的具体文本层层积累，并在网络叙事传播活动的作用下形成复杂的文本集合体，而文本集合体的再组合又是生成具体文本的重要源泉。总之，这三个层次相互交错，彼此补充，层层积累，共同构筑网络文本的叙事机制。

从文本关联性的视角看，具体文本和文本集合体反映并记录着整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它们不仅相互对话，也与整个时代环境形成了特定的互文性关系。文本集合体里包含着具体文本的传受主体已经读过甚至写过的文本，因此，具体文本的语词表达和叙事意义必然与文本集合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述，“每一文本都是互文文本；在该文本之中，其他文本——先前文化的文本与周围文化的文本——以或多或少可被辨认的形式而在种种不同的层面上出场：每一文本都是由一些旧的引文编织而成的新的织品。”就具体文本和文本集合体而言，“可被辨认”的互文性关系体现在主题模式、表达方式等多方面。

举例说明，针对“南京女大学生李某失联”这一事件相关体，多家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进行了跟踪讲述。新闻文本《又一起！南京一女大学生失联21天》较早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简短报道，并公布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这一文本中，“了解到”表明所述信息源于转述，转述的内容来自失联者家属自诉和警方反馈，这就表明作者所讲述的信息真实可信。从文本的生成和传播来看，该文本既借助信息源的可靠性和新闻媒体的权威性增强了文本内容的可信度和关注度，又映照了当下安全意识教育的社会主题以及大众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普遍关注。该文本很快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上迅速传播，该话题成为网络热搜话题。为了较好地呈现互文性关系，谨以《又一起！南京一女大学生失联21天》（文本1）、《南京失联女大学生已遇害！警方通报：被男友等人合谋杀害并埋尸》（文本2）和《男友曾去报案！南京女大学生被害，一个细节提醒所有人》（文本3）三者为案例进行分析。一方面是为了凸显具体文本与文本集合体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这种互文性关系的分析来进一步观察网络叙事文本的生成机制。

从内容和表达方式上看，文本1的核心内容引用自失联者家属，对李某的基本情况及其失联前的行踪梳理源自小区公共视频和当地警方的反馈。文本2对李某失联案的最新调查结果进行了简单报道，通报了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过程。文本3在报道案件最新调查结果的同时披露了更多细节，如李某和男友洪某的相识过程、李某好友对洪某的印象、李某同学对李某的印象、部分网友对该案件的评论等。文本2间接引用了文本1的观点和内容，将其作为叙事背景，所述内容既有对后者的回应，也有对案件最新情况的公布。此外，文本2还引用了警方“案情通报”的截图、李某生活照以及小区公共视频，在作为权威凭据和背景资料的同时，也为所述观点提供了有力佐证。文本3既整合了文本1的主要观点，也引用了文本2对于事件相关体的论述。文本3一方面阐明了李某多位好友对洪某的质疑，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女性安全意识薄弱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担忧。作为事件相关体的导火索之一，文本1是文本2和文本3的创作素材，参与了它们的语篇意义建构。文本2和文本3都引用了文本1中的语句和内容，与文本1形成情景参照。文本3在引用文本1和文本2的同时，将由文本2派生出来的延伸、评论等内容拼贴组合在一起，从多角度、多方位呈现了事件相关体背后的“隐情”。此外，文本2和文本3都引用了警方的“案情通报”，都试图利用权威信息为事件相关体提供更多的真相和细节。通过广泛引用，三个文本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的互文意识清晰可见，展现了传播主体对事件相关体乃至相似案件的判断和认知。

从主题结构上看，三个文本共享相同的叙事主题，具有主题互文的意义关系。主题互文，是指文本之间重复着特定主题而生成的互文关系。每个语篇都有明确实现主题结构的若干部分，但也依赖主题结构中未表达出来的部分语义关系（通过读者或听者在阅读具有共同主题模式的其他语篇的基础上来充实）来间接地产生互文意义。文本1的主题是李某失联21天却仍然杳无音讯，文本2和文本3的主题则是披露李某失联案件的最新调查结果。虽然三者的叙事意向并不完全相同，但都介绍了李某的基本情况及其失联前的行踪，可见三者在大主题之下隐藏着相似的小主题。因此，从文本内容上看，文本2和文本3补充了文本1难以明确呈现的主题信息，与后者形成主题投射关系。从宏观上看，三个文本都是李某失联背景下生成的具体文本，共同聚合形成聚焦“南京女大学生李某失联”这一社会事件的文本集合体的一部分。

由是观之，具体文本与具体文本之间、具体文本与文本集合体之间在表达形式和主题建构方面形成了彼此指涉、互为参照的互文链。在传播主体多样化的网络群体传播推动下，这种互文链广泛存在于各种网络文本之中，并因此形成了网络叙事进程中动态层累的互文意义。

三、文本意义的普遍多向共建：网络叙事传播的特质

作为一种促进经验交流与情感共享的民间叙事范式，网络文本是社会生活、社会情绪等的表征，也是丰富民间记忆的重要途径。网络文本之所以能广泛流行于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不仅缘于文本集合体与具体文本在表达形式、主题建构等方面存在的广泛互文链，还与网络叙事本身所特有的文本意义多向共建的实践特质分不开。网络叙事的文本意义首先源于作者的创作意图，虽然这种意图有时以较为隐晦的方式显现，但作者意图总是客观存在于文本之内的。同时，由于网络叙事的动态变化和实时记录的特点，读者对于文本的阅读、点赞、评论、转载、二次叙事等行为也会对文本意义的生成产生影响。因此，网络叙事的文本意义在作者与读者双向建构的同时，也经历着文本集合体内部相互交流的意义共生过程，这就是网络叙事文本意义的普遍多向共建过程。为了更好地结合网络群体传播的实践特质，本文将作者与读者融合到网络叙事进程之中，分析具体文本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以及具体文本的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是如何进行意义的普遍多向共建的。

一方面，具体文本的主文本和副文本是网络叙事实现意义增值的主要元素。结构承载信息，文本结构承载叙事信息。具体文本的主文本除了词语和句子外，还包括文本内部那些能够影响叙事效果的所有元素。经典叙事学将文本结构的安排视为叙事研究的重点，却忽略了那些富有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于整个文本叙事效果的影响，如构词、句式、语义、语气、语调等。“副文本”是由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最先提出的概念，指相对于小说正文本而言的那些存在于正文本周边、辅助正文本建构叙事意义的元素，如封面、标题（含副标题）、前言、序跋、推荐语、题词、目录、插图、版权信息、注释、附录、致谢、索引、书评等。可见，形态丰富的副文本以不同形式参与具体文本的意义建构，属于具体文本叙事框架之内的元素。就网络叙事文本来说，标题、插图、跟帖评论等都属于副文本范畴。它们不仅具有烘托语境、勾连意义等作用，也在情感唤醒和情绪感染方面具有促进与煽动效应，甚至还会对社会事件的现实发展造成影响。虽然正文本和副文本的生成时间不一定同步，所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也不尽相同，但都处在同一网络页面空间当中，共同参与具体文本的叙事意义建构。

在药物抢购的案例中，与其相关的文本在社交媒体上的广泛扩散也使得相关话题在短时间内登上热搜。在这种大环境之下，有的网友只看了文本标题就立即开始线上抢购行动，也有的网友对那些缺乏明确证据、表述不够准确的文本进行辟谣。虽然辟谣文本在标题中利用了祈使句、感叹号等来吸引读者的重视，但对于遏制抢购行为而言为时已晚，预期的社会效应也远未实现。相关报道及其辟谣文本中的观点常被引用到其他文本的正文本之中，有时也以网络截图的形式参与其他文本的叙事意义建构。

具体文本作为独立的“这一个”文本时，其正文本和副文本往往相互影响，副文本可能对正文本的叙事意义形成召唤、整合或摧毁效应。在新闻报道中，作者往往会在正文本内部加入大量图片副文本，如引文截图、网页截图、视频截图、照片、表情包等。这些副文本常以一幅图片从某个侧面展现与文本主题相关的信息，从不同时空、向度或层次上展现主题内容。当多张图片嵌入时，多以时间、因果、并列等逻辑关系围绕在主文本周围。而且，在具体文本中处于辅助、寄生地位的副文本，可能源自其他文本的正文本，因此也召唤着读者对这些副文本自身及其出处的关注和挖掘。另外，在这个新的具体文本中，图片不仅对正文本内容起着支撑、补充、评价等作用，还发挥着吸引读者注意力、消解作者与读者的心理距离等功能。随着网络叙事对即时性和真实性的追求，图片副文本成为愈加流行的叙事元素，以简洁的图片代替繁琐的原因或现象讲述成为网络叙事的常态。但不能忽视的是，有图不一定有真相，图文不符、虚假图片等显然会弱化或解构正文本信息。

正文本后面的评论留言区是多传播主体相互交流的场域，读者的留言和点赞、作者与读者的互动都在此公开呈现。与其他副文本不同的是，评论的在场感和交互性使其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公共空间，各种与正文本观点一致或相反的个性化认知都与正文本呈现在同一个网络页面内。评论不仅能对正文本的叙事意义进行拓展、整合或摧毁，还可能对其他传播主体的社会行为产生影响。

不管副文本是正面评论还是负面评论，当传播主体阅读、点赞、评论或转发之时，他们就已经参与了该事件的网络传播，推动着事件相关体的发展，同时促进新文本的生成。当然，一个副文本也可能是对其他副文本的回应，这种回应既可能是对叙事内容的补充或颠覆，也可能对文本所传达情绪起到煽动或遏制作用。因此，副文本对于网络舆论的走向，乃至社会事件的现实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具体文本、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的普遍多向建构是网络叙事文本意义传播的关键性推手。从文本生成的历史过程来看，虽然网络叙事具有即时性和同步性，但文本呈现的时间总有先后。因此，对同一或相关事件的相关体进行叙事的文本，生成时间在具体文本之前的文本称为“前文本”，生成时间在具体文本之后的文本叫作“后文本”，与具体文本生成时间一致的文本被定义为“同步文本”。所有围绕同一事件相关体形成的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组合成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文本集合体。从空间呈现上看，具体文本、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存在于不同的网络页面中。从互文性关系的角度看，前文本、后文本、同步文本与具体文本之间可能存在明确关系，如材料来源、内容来源、改写、续写、仿写、知识背景、同步报道等，也可能难以构成互文性关系。概言之，前文本、后文本和同步文本既是在生成时间上与具体文本形成对比的文本，又包括与具体文本有着明确互文性关系和难以构成互文性关系的文本。

那些与具体文本存在明显互文性关系的前文本和后文本，往往都是围绕同一事件相关体所形成的文本集合体内的组成部分，而没有形成明确互文性关系的文本则多在事件相关体方面存在差异。围绕“女大学生失联”这一事件相关体形成的具有明确互文性关系的文本，不仅有李某失联案的相关文本，还有涉及此类社会事件的其他文本。同步文本是不同传播主体刚好在时间上同步生成的文本，可能内容相关，也可能完全不相关。不管文本之间是否存在明确的互文性关系，所有文本都可能通过网络链接建立起联系，实现叙事意义的普遍多向建构。

从网络链接技术上看，网络叙事文本意义的普遍多向共构是通过关键词搜索、主题词关联、智能筛选、个性化推荐等网络链接方式实现的。网络搜索功能根据关键词将相关的具体文本及其前、后文本全部汇聚在网页当中，虽然只呈现出标题和部分内容，但将原本分散的各个文本建立起联系。传播主体可以在网络搜索功能的辅助下，进行文本筛选和建立个性化的叙事文本网络。具体文本的末尾往往会提供与该文本主题词相关联的其他文本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传受主体可获得更多相关信息，也可分享信息、传播观点和发表评论。互联网信息技术具有记录、分析、过滤、推荐等功能，会根据搜索记录和阅读偏好推测读者需求，智能隐匿不符合读者需求的内容。在引导和开发读者叙事兴趣的同时，促进读者参与到网络叙事的进程中。在个性化推荐技术的支持下，传播主体的个性特征、个人需求和行为偏好既是文本生成的重要元素，也是文本再生成和再传播中的重要变量。网络叙事正是通过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建立起的普遍多向联系，使得具体文本的正文本和副文本，以及具体文本与同步文本、前后文本之间建立起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紧密和广泛的联系。

四、文本集合体、具体文本和群体传播共同架构阐释系统

如前所示，文本间的普遍多向建构是从文本客体的角度去思考网络叙事文本的意义生成，接下来本文则进一步从文本客体、传受主体与网络群体传播语境的整合视角分析网络叙事的意义是如何生成的。文本阐释实质上是阐释者对具体文本意义的寻找、解释、阐发或重构并形成新的具体文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阐释者既是原具体文本的读者，也是新具体文本的作者。作为读者，阐释者与具体文本的话语意义进行交流；作为作者，阐释者又与其他读者进行对话。因此，有学者将这种阐释者的双重身份总结为“读者—阐释者”和“作者—阐释者”。具体到网络叙事中，阐释者实际上包含了所有参与网络叙事的传受主体。

在与文本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作为个体的阐释者需要充分理解阅读文本的话语意义，也需要在阐发、重构等叙事行为中表达出能被其他阐释者理解的话语意义。从经典叙事学的观点来看，话语是叙事内容得以表达的方式和手段。查特曼认为，这种“方式和手段”不仅指叙事策略，还指“它在具体材料化媒介中的呈现”。叙事策略包括叙事视角、叙事视点、叙事者、叙事声音、自白等，“在具体材料化媒介中的呈现”指文字、电影、油画、舞蹈、音乐等媒介对叙事话语的影响。查特曼虽然注意到了媒介形态也是重要的话语方式，但由于主要讨论叙事的本质问题，因而没有触及话语主体及其所处媒介环境等对话语意义的重要影响。

其实，话语是一套极其复杂的关涉文本意义建构的组合体系。除了文本形式上可视的语言、修辞外，文本话语还隐含着阐释者的理解方式、认知框架以及媒介环境对叙事意义的影响。在相同的媒介环境下，同一话语可以有不同的表达策略和表现方式，也可因不同的理解和认知框架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媒介环境决定着叙事的形式和意义，控制着叙事内容的传播方式、流向和分布，也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和理解。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述，“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话语结构中的所有元素都承载着信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环境已经从大众传媒垄断话语表达的时代，演变为社会个体自由多元链接的传播主体多样化的网络群体传播时代。在这种难管理、去中心、弱把关的媒介环境下，普通个体的话语意义能够在阐释和交流中实现社会化传播，进而演变为社会性的话语实践。因此，讨论网络叙事意义的生成离不开对阐释者和媒介环境的观照。

在前网络传播时代，普通个体阐释者因诸多原因难以成为个体认知社会化表达的话语主体。在以口语和文字为主要叙事方式的时代，社会叙事的话语主体主要是权力集团、社会名流和文化精英。他们拥有话语表达所需要的口才和文字能力，能够以个人名义参与社会叙事。但是，由于传播媒介落后、内容深奥、受众认知水平有限等原因，他们的叙事难以广泛传播。在以报纸、书籍、广播和电视为主要叙事方式的大众传播时代，传播媒介的覆盖面、时效性和传播内容的灵活度大幅度提升，但社会叙事的话语主体是“具备与大众媒介特质相契合的表达能力的少数个体”，是书刊的“善写者”、广播的“善说者”和电视的“善演者”。他们以才能优势垄断了大众传播媒介提供的话语表达平台，并利用渠道优势传播个人话语，而普通个体只是大众传播媒介线性传播结构另一端的话语接受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少数精英所表达的话语内涵和意义，必须适应大众传播媒介所特有的生产机制、意识形态、商业法则等要求。换句话说，大众传播媒介的把关机制控制着话语表达，只有符合大众传播媒介特性要求的话语才能进行表达和传播。

与以口语、文字和大众传播媒体为主要叙事方式和传播渠道不同，网络群体传播时代以极具个性化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综合形式为主要叙事方式。同时，传播渠道除了大众传播时代的传统媒体外，还有“网络原生媒体”、个人社交平台等多种叙事传播渠道。网络群体传播所构建的自由多样链接关系突破了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时空限制和垄断地位，使得普通个体的主体性得以凸显，也使得网络叙事的话语生产方式、内涵和意义发生了巨大变革。

首先，网络群体传播赋予了所有网民参与叙事、阐释的权力与机会，使得原本分散的个体叙事、阐释行为在高度链接化的传播系统中被连接成一个整体。网络群体传播时代是一个“人人都能发声，传播无处不在”的时代。从叙事渠道上看，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媒体、“网络原生媒体”、个人社交平台等相互链接、彼此融合，形成了全时性、互动性的叙事交流平台。基于传播媒介“弱把关”的特性，传受主体往往身份匿名、关系相对平等，叙事议题灵活，表达方式随意，话语表达空间相对宽松。从叙事过程来看，作者主导文本意义的“中心化”叙事模式已经被削弱，读者参与叙事成为可能。通过阅读、点赞、转发、评论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读者转换为阐释者，与作者和其他读者进行双向动态交流。这就导致传统媒体时代的线性叙事、单向传播演变为非线性叙事和多向传播，文本的生成和解读无时无刻不暴露在开放性的网络叙事场域中。分散的叙事行为通过高度链接化的传播关系汇集在网络传播平台，多样化的议题及其阐释成为常态。这也进一步导致拥有相关或相似叙事内容和话语意义的文本通过各类传播平台汇聚在网络空间中，成为关于某一事件相关体的文本集合体。由此看来，网络群体传播时代带来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叙事平台和阐释空间，阐释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得到全面提升。

其次，阐释者通过转述、整合、评论、解构、重构等方式对文本进行多元主观阐释，形成多元阐释间的张力。在网络群体传播时代，阐释者不仅是网络文本的叙事主体，还是网络时空中交流互动的虚拟主体和参与社会关系建构的现实主体。与事件相关的亲历者、目击者、新闻媒体、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所有关注事件进展的网民，都可能成为事件相关文本的阐释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具体文本作出多样化阐释并建构出新的阐释文本。在前述“南京女大学生李某失联”的三个文本中，《又一起！南京一女大学生失联21天》传达的是记者与失联者家属两个叙事主体相互肯定的话语意义。之后的文本，如《南京失联女大学生已遇害！警方通报：被男友等人合谋杀害并埋尸》《男友曾去报案！南京女大学生被害，一个细节提醒所有人》等，都先后转述或阐发了《又一起！南京一女大学生失联21天》中的某些信息。这些后文本虽然增加了转述者，但都仍然对被转述者的话语意义持肯定态度，从而构成了与前文本一致的肯定性话语语义。与对作者话语进行肯定性阐释不同的是，有的阐释者也会对评论中的某些话语意义进行否定，如自媒体文本《恶意指摘被男友杀害女生私生活，是要给犯罪找正当性吗？》。该文在转述李某家属的采访、案情进展和某些网友的恶意评论之后，直白明了地阐述了与其他文本截然不同的观点。该文本将分散的三种话语意义整合起来进行二次叙事，使之相互影响和烘托，形成了四种话语意义并存的张力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传受主体的个性化解读有时并不是单纯地对原文本进行肯定性或否定性的阐释，而是通过无限衍义、预设意义等方式建构起与其他传受主体的互动关系，并进而影响社会舆论。“无限衍义”是指对文本的话语意义进行多重解读和开放性挖掘，如挖掘作者意图之外的话语意义、填补文本中没有阐明的意义空白等。安贝托·艾柯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中虔信文本意义是开放性的，倡导读者对文本进行多重解释，但反对天马行空地对文本进行“无限衍义”的阐释方法。他认为“解构主义者”的批评方法是不可取的，“这种批评方法无异于给予读者无拘无束、天马行空地‘阅读’文本的权利，……这是对‘无限衍义’这一观念拙劣而荒谬的挪用”。“无限衍义”的基础是原文本，阐释者对原文本的多重阐释不能脱离原文本意图。艾柯认为，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图之间还存在着文本意图，它并不显露在文本表面，阐释者可以从文本中推断出来，但不能“无限衍义”。因此，“无限衍义”也就是艾柯所论的“过度诠释”，是一种违背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的意义阐释方法。在网络群体传播时代，“无限衍义”的阐释方法表现为多传播主体通过文本解构、借题发挥等多种方式，对具体文本乃至文本集合体进行个性化阐释。一些网络段子都通过“无限衍义”的阐释方式和别具一格的二次叙事策略创造了有别于原文本的话语意义，挑战了原文本的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

与“无限衍义”的阐释方法有所区别的是，“预设意义”是指传播主体在解读文本前已有主观的立场、观点或结论，并在阐释中将主观的立场、观点或结论赋予被阐释文本。这种“预设意义”的阐释方式在文学批评中被看作“强制阐释”，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张江认为，“预设意义”的显著特点就是阐释者以“前在”的立场和意图将文本之外的意义附会在文本之上，并在阐释中得出与前在意图一致的阐释结论。在网络叙事传播中，传播主体为了抒发内心情绪或实现某种目的，往往通过“预设意义”的方式阐释文本，使得新阐释文本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话语意义。

类似解构原文本意图、调侃社会现象、抒发阐释者内心情绪的段子或文本有很多，它们在社交网络平台快速传播，使得具有相似看法的传播主体在短时间内聚合成无形的群体。一方面，当个体意识获得其他个体的认同，并通过社交网络进一步传播时，个体叙事就获得了群体性支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最新数据，中国网民规模已达9.04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3%。网络叙事能够跨越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社会结构差异和时空界限，将拥有不同价值观的人聚集在网络之中，让他们相互交流、认同或排斥，增强了社会活力。时政新闻、娱乐八卦、科普流言、网络谣言等叙事内容在满足人们相似信息需求和情感需要时，也促使人们更加自发地相互靠拢，形成社会凝聚力。即便是信源不确定的叙事内容，在社交网络平台的“信源美化”作用下也会演变成为值得“信赖”的叙事。个体叙事获得群体性支持的过程，既是网络叙事主体的主体性意识逐步增强的过程，也是网络空间中分散的个体链接成为群体的过程。这种群体化的链接关系促使个体情绪逐步叠加、融合成为群体情绪乃至社会共有情绪，并最终对社会舆论和公共议程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一方面，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叙事关系既是叙事主体间的关系，又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网络叙事语境和媒介环境。通过观点整合、述评结合、无限衍义、预设意义等方式，网络文本的阐释者传达出了多种话语，而这种多样阐释意义的生成除了受文本内容、表达策略等影响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语境原因。从阐释者的角度来看，多样化的传播主体通过高度链接化的关系网络聚集在网络空间上，跨越年龄、身份、阶层、地域等隔阂，进行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叙事交流活动。其中混杂着多传播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情绪感染、认知共识，以及多阐释主体展现自我和进行社会交往的心理需求。这些既是多叙事主体间的交流活动，也是多传播主体间的交往实践。从意义生产的环境来看，只有话题吸引力强、发文及时的叙事才有可能获得较多关注，因此不管是专业媒体、非专业媒体还是个人，都试图快速、及时、低成本地生成和传播叙事内容。叙事意义的共享将多元、多样、异质的传播主体建构成社会交往共同体，而线上线下的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也会进一步促进叙事意义的个性化。多元多样传播主体间的交流和互通是网络叙事的动力机制，这种社会交往实践活动会让差异化的叙事意义在网络空间中相互缠绕、彼此影响，并进一步推动网络叙事的进行。

此外，智能生成技术、算法推荐技术等也会对网络叙事的素材选择、内容生产、话语意义产生影响。凭借智能生成、算法驱动等功能，机器参与素材搜集、初稿写作、内容分发等部分叙事进程，成为网络叙事主体之一。人和机器的协作过程往往忽略叙事策略，而将内容、观点等作为叙事活动的重点，因此话语意义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事件相关体被讲述成一个个犹如积木玩具似的独立文本，机器再根据每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心理需求将这些独立文本呈现给不同的读者。看似是“按需分配”，其实背后隐藏着智能叙事对事件相关体的思考以及对某些话语意义的操控。从这个意义上看，依托智能生成技术、算法推荐技术等生成和传播的网络叙事，实际上是一种形塑新话语权威的中介。

综上所述，网络叙事的文本客体、传受主体和网络群体传播环境之间构成了相互阐释的意义系统。网络叙事文本、传受主体对文本的阐释以及二者之间的双向、反复影响关系不仅是网络群体传播的“例证”，也是其“表现”。网络叙事文本以及传受主体对文本的多样阐释在网络群体传播环境中直接产生，网络群体传播环境的形成离不开前二者的助推作用。无限衍义、预设意义等多样阐释共存与交流，恰好展现了网络群体传播时代多样化传播主体在信息、情绪、认知等方面的可沟通性，即可以相互对话和影响的话语关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叙事关系既呈现了叙事主体间的关系，又形塑了一种特别的网络叙事语境和媒介环境。因此，文本客体、传受主体和网络群体传播环境共同建构了网络叙事意义的多样化和差异化，也架构起了复杂的意义阐释系统。

从结绳记事到网络叙事，科技不仅推动着人类的传播活动，也必然带来社会交往方式和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网络群体传播环境和网络叙事在为社会信息的生成、传播提供支撑和干预时，必然会给多样传受主体的社会交往和思维方式带来新变化。其一，通过网络叙事实践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关系，因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方式的丰富、交往关系的补充增强等，成为了既有社会交往形态的有效补充。这些现象的背后，既是人类顺应社会发展、追求自由全面交往的内在需求，也使新的交往方式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其二，由于网络传播环境的日益复杂和网络叙事的多样易变，人类思维方式也面临着再度解构与重构的隐忧。网络叙事在通过社会交往连接起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社会经验和价值信念时，也使得来自群体的话语权力深刻地影响着个体的话语表达和经验传递。特别是当个体力有不逮之时，群体经验便成为个体叙事实践的支持性力量，个体独立分析的思维方式便被群体经验所遮蔽甚至取代。

网络叙事的活跃性和庞杂性，是全球发展的大环境和总趋势，也使人类社会生存、发展、演进面临着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网络叙事在改变社会的同时，也使世界陷入诸多不可控制的风险中。多传播主体在这个环境下能否继续进行有效的社会交往，人类思维方式能否更为科学合理，由此引发的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等等，都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问题群中的重点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网络混沌复杂的叙事机制所引发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嬗变或许会对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的步伐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