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的秘密与想象中的愿景
2018年2月6日，《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名为《齐橙：被经济学耽误的网络作家》的采访文章。许是出于博关注的新闻目的，文章标题与内容并不“契合”，与其说齐橙是“被经济学耽误的网络作家”，毋宁说他是被经济学成全的网络作家。纵观全文，整篇文章在传达的是齐橙与经济学的深度扭合——工厂子弟、中国最后一届计划经济专业的毕业生、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以及用专业的经济学知识衷情书写工业题材作品的网络作家。大约从2011年开始，齐橙先后发表了《工业霸主》《材料帝国》《大国重工》《何日请长缨》等一系列工业题材的小说。专业的知识储备，工厂成长的个体经验以及重述中国工业史的蓬勃激情使得齐橙的写作独特卓异。令人惊喜的是，这些作品不仅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还带动了网文界创作工业小说的写作风尚。
众所周知，在网文的江湖中，“得读者者得天下”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迎合读者阅读口味的幻想性、传奇性和消遣性的网络小说不绝如缕，而工业题材小说则鲜少出现。当然，工业题材文学的匮乏不仅仅表现在网络文学中，在传统文学领域里，“工业题材创作的发展、深化和突破问题，似乎一直困扰着文坛，有人以为‘工业题材’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一种观念的藩篱，束缚了创作的手脚；有人以为，这一领域原本就刻板而缺乏诗意，留给文学家发挥才情的空间太狭；还有人以为，工业领域变化急遽，庞大复杂，到处是机械和钢铁，与现代科技联系密切，而这方面创作又恰恰缺少深厚的人文传统和足够的审美积累，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1]诸种规囿下，造成了工业题材文学园地收获寥落的现状。
然而，匮乏同样意味着机遇。更何况，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建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计划的国家行动，其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成为当代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公共事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对工业文明和现代工业的认知与倡扬恰逢其时。正是基于这一认知，齐橙的网络工业题材小说的出现和红火便成为值得探讨和梳理的文学现象。某种程度上说，齐橙的写作表现出网络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耦合的趋向，将“化大众”和“大众化”融于一体，为工业题材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方向和新可能。
一
《何日请长缨》是齐橙当下正在连载中的工业题材小说。小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笔，揭示出国内机床产业陷入全面亏损的严峻局面。危急时刻，机械部派遣老处长周衡和计划经济学系毕业的大学生唐子风前往濒临破产的临河第一机床厂帮助国有企业渡过难关。此后，临一机在唐子风的运筹帷幄下涅槃重生，其生产的“长缨牌”系列机床不仅在国内独占鳌头，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力压群雄，成为一张闪亮的中国名片。单凭内容简介，齐橙的《何日请长缨》似乎与《乔厂长上任记》《车间主任》《三千万》这类国企大厂的改革者勇于“分享艰难”的“英雄传奇”并无不同。
但事实上，作为主角的唐子风本不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生人。他原本是我们的时代中一个灰色的小人物——“穿越之前的唐子风，有着一颗从不安分的心。他像古代那位追日的夸父一样，狂热地追赶着市场上的风头，希望自己能够逆风而起，成就一番二马一李般的大事业。可惜的是，他的命运也如夸父一般，始终没追上太阳，却渴死在半路上了。他是国内最后一拨参加传销的，刚刚混成一个小头目，就遇到了严打，若非跑得快，只怕是还在什么地方筛沙子。随后，他又揪住了互联网金融的尾巴，成为一家P2P公司的第10086名加盟者，干了没几天，整个行业都爆雷了，把他炸得身无分文。他研究过风水，炒过比特币，拍过搞笑视频，发起过几十种网红商品的众筹，写过几百份花里忽哨的商业计划书……”（齐橙《何日请长缨》之第三章《穿越者的先知先觉》）处处碰壁、不断失败的唐子风最后报名充当了一个科技项目的志愿者，被时光机投送到了1992年的平行世界。穿越后的唐子风深谙未来30年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历程，这些别人所不具备的超前知识让他成为一个先知先觉的智者，从“多余人”逆袭为锐意进取的改革者。
运用“穿越”的叙事策略，齐橙轻而易举地将唐子风惨淡失败的命运悲剧改写为昂扬热烈的“青春之歌”，并重新接续了当代文学起航阶段集体吟唱的有关青春、奋斗、成长、变革和胜利的时代故事。人物命运得以发生巨变的秘密源于作者对一维进化论时间观的颠覆，时光的回溯和时间意识的变革将颓败变成了神奇。穿越文学最大的优长是可以挣脱传统与现实的束缚，它带给文学的是除了过去和现在之外的、想象的历史与现实。王德威在论述晚清科幻奇谭小说时曾说“与历史小说无可逆转的时间设计形成对比的是，科幻奇谭这一文类可把‘过去’（pastness）拯救回来，并以‘未来完成’（futureperfect）修辞抢先预见未来”[2]。与之类似，齐橙的工业小说也显示出对时间再造的欲望，并由此构建新的政治愿景和国族神话。而读者则通过阅读小说来排解内心的压抑焦虑，在虚拟的文学世界中实现心中的渴望。
毋庸置疑，在网络文学中，穿越小说不仅为数众多，而且深受读者的青睐。但学界对此类小说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即使有人提及往往也将之视为简单的叙事策略或是贵古贱今的怀旧情结，并以其非现实和非理性的因由进行挞伐。事实上，网络文学中的穿越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和精神文化现象，对于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而不可低估的。穿越文学对历史、国族、文化和文学的重新建构，折射出一代人的所思所想和所欲所求。从精神心态方面看，穿越小说的出现与当下国人所遭遇的现实挫败有关。当启蒙陷入绝境后，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世界“应该如何”的宏大问题。于是，回到历史的原点，重新起航再出发便成为作者与读者的共同期待。尽管穿越文学以反现实的方式出现，但它所探讨和追求的理想情状无疑迎合了广大读者的内心祈愿，从而使得该类小说极具魅力并保持长盛不衰的热度。
齐橙的《何日请长缨》将穿越文学所固有的自由、灵动、创造等精神带进了理性科学的工业领域，从而超出了传统工业题材小说的叙事模式，改变了工业题材僵硬、刻板的面貌。穿越后的唐子风不再是为个人的生存苦苦挣扎的小人物，而是从一开始只想发家致富逐渐成长为一个心忧天下、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和勇于分享艰难的国企老总。小说一开始便交代了国企临一机面临的严重困境：“临河第一机床厂过去两年的产值不到从前的一半，现在光是欠银行的贷款就有4000多万。在这个节骨眼上，临一机的领导班子又曝出了集体贪腐的事情，被全部拿下。”（齐橙：《何日请长缨》第一章《临危受命》）内忧外患之下，工厂拖欠工资成为常态，企业内部从上到下犹如一盘散沙，破产似乎成为必然。唐子风到任后，凭借超人的智识和大刀阔斧的改革，逐一化解了临一机的危局，使得老牌国企在市场经济中焕发了生机，并最终实现了能够与国际机床巨头并驾齐驱、一争高下的理想愿景。
《何日请长缨》可以说是一部特立独行的民族励志之作，小说的字里行间散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民族制造业辉煌的前景充满着坚定的自信。齐橙将现代工业生产和儒家的道德理想相结合，用浪漫之笔描绘出未来中国工业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繁荣盛景，彰显出乐观、笃定、从容的心态。
某种程度上说，《何日请长缨》带有乌托邦色彩，整部小说表现出创世纪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美学风格。唐子风利用前世的经验与知识，成为“龙傲天”式的人物，不仅自身跻身于富人阶层，更完满地实现了国企大厂走向国际，谱写出后来居上的逆袭神话。不可否认的是，齐橙的绝大部分工业题材小说都具有这样一个光明的“大团圆结局”。所有的困厄和矛盾，在主人公及其带领者的努力下逐一化解，个体和集体都走上了康庄大道。作家的主观理想和热情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现实生活的巨大疑难。如果将这部小说作为改革文学来看，那么它可能是浪漫和不切实际的。但作为一种理想情怀，它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齐橙想要探讨和辨明的是，在尘埃尚未落定之前，回到历史的原点，用宏阔科学的眼光和励精图治的实干革故鼎新，中国的工业是可以追赶甚至超越西方强国的。
二
虽为穿越小说，但齐橙并未因之放弃对现实的严肃思考，更没有虚化和弱化工业大生产必然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和科学理性。在网文界，齐橙被指称为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也被归类为现实主义文学。在已经完结的《工业霸主》《材料帝国》《大国重工》等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现代工业建制的悦纳肯定，对现代工业大生产的清晰把握，对因市场经济体制的施行而引发的一系列变革的独特思考，以及对工业文明和工业文化的深情礼赞。
广受好评的《大国重工》被誉为“我国重工业史诗”般的作品，评论界认为这部小说“选取真实的、具有普遍性的民族共同记忆作为素材，让我们看到了80年代初中国重工业的艰难起步，90年代初重工的发展瓶颈和新世纪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挑战，格局扩大，与社会、与时代关联紧密”[3]。而在《何日请长缨》中，作者依然以“入世”的笔法讲述中国机床业的前世今生。该小说不仅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宏观思考，而且敢于触碰国企改革中的“雷区”，用静观默察的体悟方式对中国机床业的历史进程和所患
“痼疾”进行有效观照。
齐橙曾说，“工业小说难免要涉及到设备、技术、工艺等现实内容，在写作这些技术情节的时候，我会努力写得很‘实’”[4]。为了给读者带来真实之感，齐橙以学者的谨严进行资料的查阅和梳理。阅读他的小说，触目可见关于工业技术的描写，显示出作者对工业化“事物”和“风景”的熟稔。诸如对PLC技术、数控机床、45号碳素钢、五轴联动技术如数家珍般的娓娓讲述，令读者在丰富认知的同时感佩作者的专业知识和求实精神。
不仅如此，作者对转型期国企的改革也有严肃的思考。90年代，在国企改革实践的背后，存在着不同改革理念之间的论争。彼时，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正在流行，基于这一认知，学界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将国企全部卖掉，国家不再掌握企业，推行完全的市场化。但齐橙在《何日请长缨》的小说中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观点，认为国企是国民经济的稳定器，主张在公有制的前提下，通过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来提高企业绩效，从而发展出格申克龙所谓的“创造性适应能力”，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对西方大国的赶超。观点的正伪留待历史的检验，读者亦可以见仁见智。可以确定的是，齐橙并未以游戏的心态进行创作，而是把文学当成使命，显示出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在揭示临一机、滕机这些老牌国企面临的困境时，作者借唐子风之口给出了答案。归结起来，不外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外因是国家取消了指令性计划，逐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而且因为面临复关谈判，国家降低了进口机床的关税，从而冲击了国产机床的市场；内因则主要是企业的领导者缺乏市场竞争意识，企业缺乏技术创新，职工人浮于事。更重要的是，从国企领导到普通职工都失去了集体主义的理想信念。临一机领导班子集体贪腐，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盛行。而滕机则从上到下抱残守缺、思维僵化
，以阿Q式的自尊自大应对现代化工业生产的洪流，其失败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
《何日请长缨》对经济转型期国企大厂的现实遭际投注了焦灼而意味深长的目光。它大胆地揭示了变革时代人性的异化及所有人面临的严峻考验。譬如小说中原临一机的厂领导管之明的违法犯罪便极具典型性和复杂性。管之明是工人出身，懂技术，会管理，与许多一线工人的关系非常融洽。成为主管生产的厂领导后，他依然身先士卒，熟悉了解车间里每个工人的优长。在他的带领和运筹帷幄之下，许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被出色地完成，他的业务能力和领导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是这样一位受尊敬、肯吃苦的能人，在马大壮等人的拉拢腐蚀下，终于没有经受住考验，贪污了30多万元。在90年代初期，这无疑是一笔巨款——相当于厂里几十户人家全部的家产。作者对管之明这一人物寄予了无限的感慨，既有客观的批判和理性的评价，亦有理解和同情的复杂情愫。其典型意义，不仅加强了作品的深度和力度，更为当下时代工业战线中的干部队伍敲响了警钟。
如果说作者对管之明的腐化给予了有限度的同情，那么对国企改革中的蛀虫和乱象则完全是严峻的批判。譬如金尧车辆厂的宋福来贪婪奢侈，在国企改革中，他利用政策漏洞，故意让金车陷入严重亏损，然后逐步抽空金车的家底，让主管部门低估金车的价值，将金车贱卖给他，从而达到瓜分国企的目的。而且，一旦得到金车，他便将厂区用于房地产业，金车将彻底消失，上万职工也会下岗，成千上万的家庭将陷入困窘。令人痛心的是，宋福来的操作并非个案，类似蚕食国企的事情并不鲜见。秉笔直书的齐橙对此类行为深恶痛绝，认为宋福来等人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在小说中，通过唐子风等人的揭露，宋福来等一帮蛀虫被绳之以法，他们的余生都将在铁窗中度过。在此，善恶有报的天道伦常适时出现，而类似的带有古老劝诫意味的章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
“强调工业题材意识，其实是在强调作家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发挥文学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和建设的功能”[5]。总之，《何日请长缨》多角度地揭示了大型国企在转型期面临的困境。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黑白分明的笔触进行时代故事的讲述，不粉饰，不回避，不削平人民内部严峻复杂的现实生活矛盾。从而为变迁中的国企改革留下丰满的肉身形象，同时也为历史提供一份严肃的警示录。
三
《何日请长缨》作为工业题材小说能够赢得网络读者的追更阅读殊为不易。要知道，即便在传统文学那里，读者如果出于消遣性阅读目的，也不会对工业文学产生浓厚的阅读兴味。那么，齐橙独辟蹊径而又成功的秘籍在哪里呢？我以为，他的工业文学写作说出了当下时代普通大众对理想生活的愿景和向往——“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每个个体难以忘怀的“初心”，只不过，庸常琐屑的现实生活逐渐风干了曾经的理想。现在，终于有人活成了我们理想中的样子。所以，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因共情而产生的共鸣令我们在击节拍案的同时感动莫名。
鲁迅在概括“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时曾提出“陪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时至二十一世纪，在网络文学所建构的理想世界中，向往和宣称的则是“物质”与“灵明”齐备，“个人”与“众数”兼顾。小说中的唐子风便是这一理念的典型范本。作为网生代的“新人”形象，唐子风与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主流文学叙事中塑造的肖长春、梁生宝、欧阳海等“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判然有别。“社会主义新人”都是公而忘私的奉献者和牺牲者。此时，“规范的‘新人叙事学’不允许讲述个人与历史的相互利用，相反，它更被要求凸显革命对于‘有志青年’的启发与感召，以及追随者对于‘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满足’的放弃（这些被要求牺牲掉的‘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包括自私、吝啬、虚荣、发家欲，也包括私人情爱，等等）”[6]。而在《何日请长缨》中，唐子风的崛起则恰恰是对历史和时间的“利用”。小说开篇就交代了唐子风对“市场经济元年”的热烈拥抱和积极行动。他的名言是“市场经济就是一股来自于大漠的狂风，站在这个风口上，连猪都能迎风飞扬！”凭借这股“狂风”，唐子风掘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而他拯救国企大厂的辉煌事业也开始扬帆远行。
与“社会主义新人”更为显著的不同是唐子风从来不肯放弃“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的实现。在迄今已经完成的章节中，齐橙多次提到唐子风之所以不贪占国家的财富，不被别有用心的奸商拉下水，他威武不屈的原因很大部分来自于他本身即为一个超级富豪。例如，当唐子风将在新经纬公司的四成股份无私地转给苍龙研究院以及他干脆利落地拒绝高锦盛8000万的贿赂时，小说或通过唐子风的心理独白，或通过与他人对话的方式揭示出支撑他潇洒行为的动因皆出自他有钱人的底气。归结起来，《何日请长缨》反复申明的是“仓廪实”才能“不折腰”的常识。为了强调这一理念，小说从第三百一十四章到三百一十八章专门叙写了滕村机床厂铣工高树椿的故事。作为滕村机床厂的王牌铣工，高树椿对自己的技术足够自信。所以，当他遭受临一机生产调度人员陈劲松的质疑时，出于气愤而辞掉了临一机的工作。但是，家庭生活的困窘，妻子的责骂，尤其是给儿子买块酱肉都凑不出钱的时候，大话说尽的高树椿不得不低头。他主动向车间主任承认错误，只求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生活的重担和家庭的责任迫使他放下自尊，然而，在无人处，“他摸出一支烟，叼在嘴里，伸手再去摸打火机，却发现打火机忘在家里没有带出来。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在手上，眼睛怔怔地望着树林里斑驳的光影，思绪纷乱。忽然，两颗豆大的泪水从他的眼眶渗了出来。他扔了烟，用手捂着脸，无声地痛哭起来”（齐橙《何日请长缨》之第三百一十八章《酱肉好吃吗》），这一细节描写令读者为之动容，高树椿的摧眉折腰和辛酸难言何尝不是俗世中我们在某一刻的生存情状。在如实陈述丛林法则和金钱至上的时代“圣经”时，齐橙到底是“不忍”的。所以，他写出了站在食物链顶端之人的慷慨意气，亦说出了底层小人物的无声痛哭。在揭示资本庞大的驯服力量的同时，《何处请长缨》也将历史和人性的命题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唐子风并不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积累巨额财富，争得人的自由后，他逐渐从个人主义者成长为致力于国家繁荣富强的理想主义者。促使其发生转变的原因除了个体觉醒外，还与工业战线上老一辈德高望重者的言传身教关系甚深。例如许昭坚为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上下求索的赤诚情怀，周衡为国企的扭亏为盈殚精竭虑的奉献精神以及谢天成慧眼识人和用人不疑的行事风范等。小说交代了唐子风家国情怀的“来路”，说明了新时代英雄的养成并不止于血统出身，还需要经济的附丽和漫长的成长过程。检索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中人物形象塑造长廊，可以发现唐子风的形象具有殊异性。他代表了个体伦理和家国伦理的完满整合，并用浪漫主义的方式弥合了“私”与“公”之间的罅隙，暗示出与以往不同的、更为复杂的人性视野和历史视野。
《何日请长缨》具有较为宏阔的艺术视野，小说对中国机床产业的精细描摹和史诗化的艺术追求令人称道。然而，平心而论，小说尚存在提升的空间。
首先，小说策略性地模糊了国企内部阶层间的分野，将笔墨聚焦在具有经济主导权的企业家和官员形象的塑造上，而工业文学中的工人形象则成为边缘群体。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到工人形象的章节中，这些人物要么是听从唐子风指点之后开启创业神话的商界新贵，要么则是在唐子风主导的改革下成功脱贫致富的技术达人。工人形象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陪衬和烘托中心人物唐子风的英明神武，而那些在改革阵痛中彷徨无路的大多数普通工人的存在境遇则被遮蔽和简化。
其次，小说为了“抓”住读者的眼球，在线性故事的展开中不断地制造矛盾和解决矛盾。在快速推进、迅速移情布景的情节走向中，对人物心灵世界的掘进和存在真相的勘探则极为匮乏。而且，在澎湃的政治激情和指点江山的高度自信下，科学理性精神被有意无意地弃置和湮灭。取而代之的，则是谐谑化、功利化、甚至枝蔓化的故事堆叠和情绪宣泄。
最后，《何日请长缨》用“穿越”的时间修辞实现了个人、集体和道德的统一。工业的现实境况和工人的现实生存在唐子风出现后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现实完全依附于理想，根据理想的意愿而呈现出完美的结局。小说在行文中处处暗示理想的实现指日可待，从而导致了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贬值，唯余作家主观的理想及由此建构出的审美幻境。
无须赘述，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码事。从迷狂中清醒后，幻境中的桃花源在现实中总会遭遇到“不复得路”的尴尬。更令人深思的是，现实的中空化和热情的穿越间，是否喻示着对时代命题拒绝思考、自甘颓废的征兆？也许，越过嬉笑热闹的语言迷障，背后潜隐着的是深沉的幻灭和对现实无名的怨怼。
（本文为北方民族大学2019年重点科研项目“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研究”（2019MYA08)阶段性成果。乌兰其木格，文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副教授。）
参考文献：
[1]雷达：《“工业题材”创作随想》，《文学自由谈》1997年第5期。
[2][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95页。
[3]欧阳友权、曾照智：《也谈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以
网络英雄传II:引力场
为例》，《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4]沈阳、李可儿：《齐橙专访：打造中国工业故事的“硬核”范式》，http://news.bnu.edu.cn/zx/bsrw/106055.htm。
[5]贺绍俊：《工业题材的视阈和主体性问题》，《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6]张均：《1950-70年代文学中的“新人”问题》，《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