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胜男：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为什么是辽？为什么是萧燕燕？这大概是每一个打开《燕云台》的读者对我所创作的故事背景、以及选人角度的最初疑惑。
我们过去比较多习惯于这样的历史书写：以大一统王朝作为背景下的皇权争斗、清官反腐、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权力博奕，官场的明争暗斗。这个类型出了许多精品，但同时也容易形成写作历史小说的模式化。作为亲身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作为在网络生态下地球村概念的一代人，我想比起大一统时代之下权力内卷化的历史小说我们已经看得太多，我们向书中寻找的，其实是时代的困惑。过去“非黑既白”的意识形态历史表述方式在新的时代前，是否还可以有另一种表述方式？
我们能否向历史去叩问，我们的前人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是怎么处理的。我们是否想看到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小说，是否想知道在某个“大变局”面前，身处其中的人会怎么想，在他当时的环境中，会怎么选择。
当人类站在历史和命运的十字路口，其实并没有绝对的政治正确就能成功，恰恰相反，很可能是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而研读者能提供的，就是给这个世界更多的案例和解读方式，可以提供下一个十字路口的人们，能够有更多案例可选择。
而我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思维模式，怎么样在不同的文化思维传统下互相理解，去寻找属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读？
尤其是《芈月传》以后，这个想法强烈了。惯常的创作思路，通常会因为秦一统天下，而只愿意陈述秦的绝对正确。但法家文化的确助秦一统天下，可是汉朝前期推行的是道家的黄老之术，这是出自楚国，而后来的儒家又是出自齐鲁。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百家的文化都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我们应该从前人的智慧中去学习，在地球村这个时代重要的不是在冲突、对立中谁取得暂时的胜利，而是谁能够在多元文化中取得共融共存。
在《芈月传》之前，我就有对于宋辽夏创作的设想。原本只是打算从北宋一个点切入来写，然而随着资料挖掘的不断深入，创作越来越渲染于其中的时候，我发现对于这个时代而言，仅仅只有一个故事是不够的，对于历史的触摸，不仅仅只是一时一地一区域思维的限定，而应该站在大历史大视野的格局去重新看待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
我想，我们不止是用宋的眼光看辽和夏，还应该用辽的眼光看宋和夏、用夏的眼光看宋和辽。换了一种视角去看历史，也更能去理解当时这些历史人物为什么会去做那样的抉择。
历史长河中每一个留下来的人物都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而澶渊之盟是一个划时代的标记。当时的宋辽统治者考虑到唐末以来100多年的战乱，克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欲望，120年的和平带来了宋的文化繁荣昌盛和辽的发展，也为后世提供了解决修昔底德陷阱的答案。
对于我来说，故事是一条船，我更希望我的读者因故事而来后，看到的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长河。正如我写《芈月传》之前，我想写的并不是个人，而是想写那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因为有了这些个体的爱恨情仇的故事，才能让更多的读者愿意去耐下心来，去关心那个离我们现在很遥远的时代。
这艘船，可以是一位女性，当然也可以是男性。比起后天赋予的性别壁垒，我更在意的是，这个时代哪一个个体来代表更合适？谁能够承载起航行的责任，将读者带到历史的镜面前？
我选择萧燕燕成了这个落点，承载起了那个时代转折变迁的最大故事量，成为那一艘将浩瀚的历史长河引渡到人们眼前的小船。但同时，历史的镜像不会只有她一个人的悲欢，萧燕燕的亲人和爱人，萧燕燕一生路过的君王、朝臣，甚至仅仅是惊鸿一瞥的某个小配角，他们不是彼此的敌人，而是彼此的镜子，折射当时在民族融合的十字路口，不同身份、位置的人面临的选择和他们背后的得意或失落。
从《芈月传》到《燕云台》，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头10万字写完时，我自己回头看很不满意，因为整体的文风还停留在《诗经》《楚辞》《战国策》的典雅中。于是我放下电脑，来到赤峰，站在大草原上，站在辽上京遗址上感受着草原民族粗犷直白的感觉，我找到了感觉，把之前的10万字放弃，然后重新开始。
而这种改变，开始甚至会被误读，会被喜欢我作品的亲友读者质疑文笔是否退步了，是否失去了我曾在《芈月传》中的那种文质彬彬、典雅优美？而恰恰在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这种质疑恰恰说明我的创作路子对了。创作要从故事本体出发，让写先秦的故事有先秦感，而写辽国的故事有草原感。如果只求“文笔”或者“典故”就纯只是一种炫技。而小说写作中，不符合创作意图，没有必要的炫技就是浪费和臃肿。
对萧燕燕描写是一种新的类型，她不同于我以往创作中的人物，是自带着极强大的压力，而对于创作者来说，压力越大，反弹越大，越有戏剧性。但萧燕燕不同，如果从历史材料来看，至少在她入宫以前的经历来说，她出身高、环境顺，就很难给她自身安排太大波折。所以我改变思路，从祥古山开始，先制造整体政治大情境和朝堂上的风云变化，来为萧燕燕安排情节，不去故意设置戏剧性的压弹簧，而是宁可从史料和情理出发的“顺着来”，虽然这对自己的创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但同样更能够找到因此而带来的兴奋感。
对于历史人物的创作来说，如果全部按照历史记载去创作，这就失去了小说的趣味性，如果天马行空地全靠自己杜撰，这就是胡编乱造。所以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更希望是在不动大历史的框架下，去填充这些人物之间的情感细节。而我想的是把能找到的历史资料都找出来先放置好，就像一个法医把能拿到的骨头碎片和毛发都先放到一起，然后用自己的“DNA系统”也就是自己大量阅读海量历史材料所构建的体系，去拼凑出骨架，再慢慢长出肌肉，用DNA去还原这个人物。让每一个人物都是用自己的性格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再从这些人物的选择当中倒推出历史进程中事件的可能模样。
当萧家的三个姐妹分别嫁给了皇族三支，故事就会逐渐走向高潮。耶律阿保机留下的三支都有机会争夺皇位，而三个姐妹都有能力辅佐自己的丈夫。当这些从小就站在高处的女孩子卷入政治漩涡的时候，很难不被权力影响。不管她曾经有没有说过自己对权力的渴望，这份心思其实早就已经植根在她们的脑海里。这种原始的权力驱使，会让这三个姐妹朝着自己的性格和欲望而去。当我们赋予人物性格原动力，她们就会替我们作出应有的选择。所以故事写到最后，我自己也很感慨。每一份选择、每一份割舍都是基于人性的选择，而非“作者之手”。
写作是一件苦事，也是一件乐事。研究一件事情，想明白它，再演绎出来，通过纵横的五千年，作者的内心也在不断地被扩展。这个学习新知和“破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甚至不是创作出一个怎样的故事，而是创作中带来的对自我思想的冲击与洗涤。在我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创作过大量的戏曲、武侠、玄幻、言情等题材的小说，我认为它们都是有意义的，是在为我写历史小说练笔，帮助我更好地驾驭历史题材的创作。即便是现在，我依然觉得在浩瀚的历史面前，个人原有的视野和想象是相当局限和狭隘的。
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历史其实就像一面镜子，能够照出人类曾经所有的困惑、痛苦。这些情感是共通的，是能够超越历史、映照当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