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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7/22 8:21:00550 个作者有用

自从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后,20多年间,网络文学从无到有,从文学爱好者的业余分享,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新文化。2003年后,连载章节付费阅读模式的发明与普及,成功地将原本是业余和无偿的网络小说写作转变为一种职业。2010年后,网络小说又一跃成为媒体工业的创意源头。

在当前,大众讨论与审视中国网络文学往往脱不开两种视角。一种是商业角度,将网络文学看作一种盈利丰厚的产业,关注点在于商业运作模式和盈利模式。另一种则是更为传统的文学视角,评估网络文学的文学质量和艺术价值。网络文学固然通过其庞大的体量和商业价值获得了文学界的关注,但真正落实到对具体文本的批评,作为全民娱乐和日常消遣的网络小说仍然经常逃不脱浅薄、单一、粗糙、媚俗、文笔差等评价。

近年国家开始关注和加强对网络文学发展的监管和引导,提出了提升网络文学品质的要求,以及对网文现实化、精品化、经典化的期待。近期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出版管理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抵制网络文学模式化的倾向。由此可见,目前的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有两个趋势:产业化与精品化。但在商业视角和文学视角之外,笔者还想引入第三个视角:从教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怎样看待和思考中国的网络文学创作与管理?

从教育的角度思考网络文学,通常人们首先想到、也最为熟悉的,可能是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这个角度往往会顺理成章地引出网文精品化的需求。但很少为人提及的另一点是,阅读和创作文学作品,本身即是一种对语言和创作活动的深入学习与演练。网络创作的粗糙和几乎零要求的准入制密切相关:任何人都能在免费开放的网络平台上创作发布自己的作品,而无需经过专业编辑的重重筛选与打磨。这是限制网络创作整体质量的先天缺陷,却也是网络创作得以迅速普及的最大优势。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网络创作的低门槛其实是一种极好的帮助初学者成长与进步的方式。以网络文学为例,任何人,无论他们是否经过良好的教育与写作训练,有怎样的写作天赋,都可以尝试写作,都可能通过在网上发布他们的作品获得读者的真实反馈。

如我们所知,中国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与读者大多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光明日报》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提到:截至2018年,在4.3亿中国网文读者中,30岁以下的读者占比约为60%,而在1755万主要网络文学平台驻站作者中,“90后”作者占比过半。网络文学社群的参与者们经常身兼读者与作者两种身份,而即使是纯粹的读者,也可能是作品积极的评论者和讨论者。这种年轻一代对低门槛的文学创作活动与创作社群的活跃参与,在欧美教育界被视为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典范,是青少年增进文字素养和实践媒介知识的重要途径。从文学创作专业的角度评价,大量的网络文学创作看起来可能仅仅是低水平的重复,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如果我们从教育学的角度把这些创作活动视为学生与新手的学习与演练阅读和写作的契机,观感可能立即大为不同。

在影视工业发达之后,美国的教师和学者们为年轻一代的孩子习惯影像消费、对文字阅读和写作缺乏兴趣而深感头疼:问题已经不在于学生是否愿意阅读、写作严肃和优质的作品,而是学生是否愿意阅读和写作。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精英教育的问题,而是普及教育的需求。在中国,这样的趋势也已经出现。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基数庞大,

全民义务教育普及不久,仍然亟需提高国民文化素养。另一方面,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也日趋碎片化,短视频的迅速流行就是很好的证明。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表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仍然占多数(58.3%),网络文学的受众虽然超过中国网民的半数(50.4%),人数仍然少于网络游戏(58.9%)和网络直播(62%),更远低于短视频(85.6%)和网络视频(含短视频)(94.1%)。此外,网络文学受众的增长趋于放缓,占中国网民总体的比例也从2019年6月的53.2%

下降到了2020年3月的50.4%。

根据中国共青团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2018年和2019年的《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当前18岁以下在校学生的主要网上休闲也是以影音为主,比如玩游戏(六成以上),看短视频与视频(约四成)。只有20%左右的学生选择看小说作为娱乐,比例从2018年的23.7%下降到2019年的21.4%。进行内容创作的学生从13.1%下降到11.0%。短视频的用户则从40.5%上升到46.2%。与之对应的是,近期市场重点投资短视频行业,并愈发倾向于将文字作品当作后续加工的原材料使用。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显然可能会背离全民阅读和“全民悦读”的美好愿景。网络文学在过去十几年里的兴盛,很有可能体现的是中国国民在影音工业大发展之前所积累的文字能力,与早期互联网时代由于受流量与技术限制而形成的以文字为主要传输形式的阅读习惯。但是在视觉与音效刺激越来越廉价易得的今天,这样的文字阅读的习惯与兴趣还能持续多久?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如何传承、普及、发扬我们的文字教育?我们要如何帮助趋于依赖视觉与音效刺激来获取和理解信息的孩子们更好地学习阅读与写作?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该消费影像作品和拥抱新媒体文化,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文字学习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基石。因此,这些问题不但重要,而且紧迫。

因此,教育学者们指出,一个开放的、低门槛的、方便读者与作者密切交流的创作社群可以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学习写作的主要方式是递交作文给老师,老师批改后发回给学生,而写作的题目与格式都有相应的规定。在这样的模式中,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他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和听众,往往难以感受到创作的热情与快乐。同样,学生阅读学校指定的文本,回答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并非依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阅读对象、发表评论。因此,学生常常惧怕写作和阅读,感受不到写作与阅读的乐趣。然而,当他们参与到一个真实而运作良好的创作社群中时,他们按自己的兴趣来选择作品,对作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同时,他们也可能收获对自己的创作抱有热切兴趣的真正的读者。这些读者会积极地询问与猜测故事的发展,称赞作者的构思与写作,或者指出作品的缺点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些创作者们不再是等候老师评点的学生,而是受人喜爱的作者。在这样的社群中,阅读与写作不再是必须要完成的作业和考试,而是参与者自身的兴趣与爱好。

由此,在2007年,美国著名传播与媒介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媒体素养研究团队一起,从教育的角度定义了参与式文化:为文艺表达和公众参与设置低门槛,为创作和分享提供强支持;老成员会为新手提供一些非正式(有别于学校教育形式)的指点和帮助;参与者相信自己的参与是有价值的,并能感到自己与其他参与者之间存在关联;参与者不一定要进行创作,但是,他们可以创作,并且知道其他成员会欢迎他们创作。参与到这样的社群中,不仅能够激发年轻参与者的创作热情,也能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与自我认同,结识朋友和同好,甚至可能把业余爱好发展成为个人的职业。

需要指出的是,詹金斯的理论是建立在他对粉丝文化,尤其是美国的女性同人创作社群的研究基础之上的。这些同人作者通常是影像作品的粉丝,出于对原作的喜爱而开始阅读和写作她们幻想中的剧情后续与人物故事。在欧美,由于严格的版权法,同人小说作为二次创作往往无法正式出版,因此粉丝们形成了自娱自乐、互相帮助,遵循非盈利规则的业余创作交流社群。进入21世纪后,从詹金斯开始,粉丝研究、媒介研究与教育学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分支,关注参与粉丝创作活动能够给参与者(尤其是青少年)带来什么样的学习机会与帮助。参与式文化即是其中发展出的重要理念。研究者们发现,参与这些活动能够有效地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能力、媒介素养、自我认同,也经常成为年轻人将业余爱好发展成工作与深造的契机。

被广为引用的美国教育学者丽贝卡·布莱克的一系列个案研究记录了一名随父母从中国移居加拿大的小女孩是如何通过用英语写作和发表日本动画《魔卡少女樱》(中国大陆引进版译为《百变小樱》)的同人文来习得第二语言、并且在陌生的文化环境里结识新朋友的。由于这部动画的主角是一位日本小女孩和一位中国小男生,这位中国女孩的同人写作对于英语读者来说就显得更为贴近原作的文化背景,更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因此,在写作与交流的过程中,女孩不但提高了自己的英文水平,也增强了自信心与对母国和东亚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东西方年轻一代进行跨文化交流与网络学习的案例。在中国,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也是起步于类似的业余爱好者的网络创作群体,而女性同人创作社群的发展与活跃,也与詹金斯和其他欧美学者笔下的欧美女性同人创作社群生态相当接近。事实上,关于中国女性网络文学创作群体的研究和报道证明,在参与文学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和读者们不但培养和发展了自身的语言能力和媒介素养,也极大地增进了她们对抄袭和版权议题的关注和理解。近年来,网络言情小说读者与作者们的不懈努力使得反抄袭和支持原创的议题获得了更多的公众关注。如《锦绣未央》这样的抄袭作品,就是由热心的网络读者们一力抵制,多方奔走,志愿搜集整理文本抄袭的证据,这才使得被侵权的作者们能够迎来胜诉的一天。

直至今日,网络文学庞大的作者群体仍然以兼职与业余作者为主,在生活中,大部分人并不从事与文字创作相关的工作,很多人的写作质量不高,关注率低,或者并不盈利。产业化和精品化的视角很容易忽视这些网络文学的“大多数”,或者视之为需要改进的部分。因此,笔者认为,引入教育学的角度,对讨论如何看待中国网络文学、中国网络文学应该如何发展,都具有极大的意义。网络文学不仅是盈利丰厚的新兴产业,也不仅是(世人期待中的)精英荟萃的文学创作场,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广阔的教室,欢迎和鼓励年轻的业余文学创作者和阅读者们在其中蹒跚学步,牙牙学语。虽然这些人绝大部分不会成为符合精英标准的职业作家,也未必能够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爱好者,但这些哪怕显得幼稚与笨拙的阅读与写作的实践仍然有语言教学上的积极意义。

事实上,中国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已然证明了这个大教室在教育学上的价值所在。从这样的角度思考,我们是否能够对中国的网络文学抱有更多的鼓励与耐心,我们是否能够有更完善的政策与方案,来平衡网络文学的产业功能、文学功能与教育功能之间的关系?在网文精品化、经典化的导向之外,我们是否可能将这个巨大的、敞开的、也因此看起来显得杂乱无章、粗放生长的语言教学场的优势保留下来?我们是否可能在学校教育中吸取网络文学社群的优点,将学校也转变成鼓励学生热情地学习阅读与写作、活泼地参与创作与发明的园地?这些话题都值得教育者和网络文学的爱好者、关注者、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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