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车、战船和城防技术成就
中国古代军事技术，不但在兵器制造和使用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在战车、战船和城防技术方面，也有许多杰出的创造，成为中国古代军事技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车技术成就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车辆。
据文献记载，我国在远古时代已有车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今河南淇县以南卫河以北地区）之战中，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了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鼎盛阶段，千乘之国已不稀罕。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在城濮（今河南濮阳，一说今山东鄄城濮阳集）之战中，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有的诸侯国拥有战车达四千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商周时期战车的形制构造，不但在《考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而且还有出土实物可资考察。它们一般是独辕、两轮、长毂；车舆（车厢）是横宽竖短的长方形，门开在后方；车辕后端压在车厢和车轴之间，辕尾稍露在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附两轭，用以驾马；车体都是木质结构，通常在重要部位装着各种青铜制的车器，目的在于增加车身的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从殷墟出土的车马装具可知，大约在公元前十四世纪的商代武丁时期，每乘四马战车的编制装备已经制式化。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方的甲士持弓筋射远，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居中的甲士称御者，佩剑一把。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作“车之五兵”。《考工记》所记载的“车之五兵”是戈、量、戟、酋矛、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兵器的这种装备方式，具有长短兼备、远近结合的特点。不过战车装备的兵器也并非千车一律，种类和多寡稍有不同。
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据《周礼。春官》记载，当时的战车已分成戎路、轻车、阙车、苹车、广车五大类。戎路也称戎车，是国君或统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据郑玄注“苹犹屏也”），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西汉以后，步骑兵逐渐取代了战车兵，作为车战时代的战车，便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作用。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在《武经总要。器图》中，绘制有车身小巧的独轮攻击型战车，包括运干粮车、巷战车、虎车和象幸、枪车等。运干粮车、巷战车和虎牟的基本构造相同。它们是在一辆独轮车上，或在车前安置挡板，两侧安置厢板，或在车上安一个虎形车厢，以掩护推车士兵。同时在车的底座上和虎形大口中，通出多支枪锋，以便在作战时冲刺敌军。由于这种独轮车车身小巧，便于机动，所以士兵可以在狭窄的田埂、道路、街巷中推车冲进，同前来劫粮和进攻的敌军搏战；也可在旷野中排成车阵，由众多士兵拥推成百上千辆蜂拥而前，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安有四轮的象车和枪车的车身比较宽，象形车厢和挡板比较大，安插的枪锋比较多，主要是在野战中排成车阵，用来冲击敌军的前阵，配合步骑兵进攻。
南来抗金将领魏胜（1120—1164），在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的抗金备战中，创制了几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几百辆各安几十支大枪的如意战车，以及安有床子弩的弩车。这些战车在车前安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进，可蔽士兵五十人。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垒，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在阵前，弩车作阵门，可射出如凿的大矢，一矢能射几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两百步；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当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发射弓弩箭炮，发扬火球同射远冷兵器的远距离杀伤和摧毁作用；如果敌接近阵门，刀斧枪手可以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士兵就拔营推车追击。魏胜创制的炮车、如意车和弩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曾下令各军仿造使用。（《宋史。魏胜传》）明代自世宗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到1566年）以后，由于火器的大量制造和使用，装备火器和冷兵器的战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种类繁多，适应于各种不同作战用途的需要。仅《武备志。火器图说十一。车》中，就记载了下列几种类型的火攻车。
首先是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车。这类战车有万全车、架火器战车、破敌风火鼎等。它们的构造特点是在两轮或四轮车上安名大型木柜或木架，架置各种火器和冷兵器，杀伤敌军。有的木柜大到八尺见方，高达一丈多，顶部造成女墙形状，中藏折叠式望楼，可载乘八名士兵，形似活动式碉楼，具有攻守兼备的特点。
其次是纵火战车。这类战车有火龙卷地飞车、铁汁油车、盛油引火车、行炉和扬风车等。它们是在一辆两轮或四轮车上装备各种燃烧性火药，或在锅内盛满烧沸的油和烧熔的铁汁。作战时，把它们迅速推到敌阵纵火，并用扬风车扇风催火，帮助燃烧。
第三是火箭战车。这类战车有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等。它们是在独轮或两轮车上安置一个到儿个大火箭筒，内装四十到一百支箭，用木柜或前挡板作屏蔽，以防敌军射来的矢石。作战时，士兵推车接敌，点燃火筋的火捻，使众箭齐飞，大量射杀敌军。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编练的一个车营中，就有四辆火箭战车。
第四是炮车。这类战车最多，明代后期的大型火炮都已安在车上。在戚继光编练的车营中，每营就有一百二十八辆炮车，载运二百五十六门佛郎机炮。其他如攻戎炮、千子雷炮、叶公神铳、灭虏炮、将军炮等，都由炮车载运。这类炮车把车的机动性和火炮的摧毁威力合而为一，提高了火炮的机动性、参战速度和毁杀威力。
第五是轻便火器战车。这类战车轻便灵活，如独轮屏风车，车前放置一个高于人体的屏板，两侧内折九十度角，使人体的三面受到保护；屏板上开有射孔，可对敌发射火箭和枪弹；每车编士兵三名，备干粮若干，供士兵食用。屏风车既可单率作战，也可多车并列射敌，并可在驻营时排列成临时军营的挡墙。
第六是综合型战车。这类战车备有多种火器，如万胜神毒火屏风车，既有射远的火铳、火箭，又有近战的火弩、火枪，还有各种燃烧性火药，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如果说车战时代的战车主要是乘载甲士进行对阵作战和错毂拼杀的话，那么宋代以后的战车是兵器的毁杀作用和车辆的机动性相结合的攻击性战车，使用范围和战斗作用要宽广得多了。
战船技术成就
在商末周武王伐纣时，已经使用船只，运送军队和战具，渡过黄河去作战。到春秋时期，吴、楚、越三国争霸于长江流域，经常用船只运载军队进行水战。据《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这是关于水军和专为水战而建造船只的最早文献记载。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吴国出动舟师和楚国舟师战于长岸（令安徽当涂西南），楚国“大败吴师，获其舟艅艎”（史书中出现的最早的战船名，也作“余皇”，是吴国国王乘坐的指挥船）。随着水战的发展，各种用途的战船也不断涌现。公元前六世纪末，伍子晋（？—前484）在吴国训练水军时，把大中小各型战船按作战用途分成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并以战车作比喻，说大翼相当于重车，小翼相当于轻车，突冒相当于冲车，楼船相当于行楼车（指挥车），桥船相当于轻足骠骑，是一种小型快艇。
（据《越绝书》）这些战船在水战中配合使用，发挥综合的战斗作用。同时，越国和秦国也建造了备型战船。
从秦汉到明代，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我国古代战船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是水军战船数量多，舰队规模大。如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下令在长安城西南挖了四十里方圆的“昆明池”，在池中建造楼船、戈船等几百艘战船，大船可容千人。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汉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前14—后49）率部队分乘两千艘战船，前往交阯，进行水上作战。三国时期，东吴水师拥有俄船五千艘。隋文帝开皇八年（公元588年），在隋灭陈之战中，隋将杨素（？—606）率水军有几千艘战舰。
其次是大型主力战舰屡有创新。汉代的楼船高达十多丈，船面上建楼二层到四层，每层外面都环有三尺高的女墙，掩护士兵作战。大型楼船可载将士一千人，东吴的楼船可载将士三千人，宛如水上高城。据《晋书。王濬传》记载，西晋建造的战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隋代杨素建造的大型五牙、大榏等战船，上建五层楼，高一百多尺，乘员八百多人，四周安有高十多尺的拍杆，用以击打敌船。郑和下“西洋”时主帅乘坐的宝船，长达四十四丈、宽达十八丈。主力战船的不断创新，使水师的战斗力不断得到提高。
第三是战船分类越来越科学。西汉时期已经根据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把战船进行分类：大型楼船是水军主帅乘坐的指挥船；运送士兵率先登陆抢战滩头阵地的船称“先登”；船体狭长、专门用来冲击敌方船队的战船称“艨冲”；侦察敌情的船称“斥候”；轻型快速的船称“赤马舟”；防御设备比较好的船称“舰”；行驶平稳而体短的船称“”；小型战船称“艇”：比楼船稍小的船称“斗舰”；四周有女墙防护、桨手多、航速快的船称“走舸”；装有冲角、用以撞击敌船的船称“突冒”等。战船进行科学分类后，既使战船将士能明确自己的职责，又利于相互进行协同作战。
第四是兵器装备逐渐更新。早期战船只装备刀、矛、弓、剑、戈。秦汉时期增加了弩。东晋（一说隋代）的战船已经安有拍杆。宋代的战船开始配备火球、火药箭、火枪，水军也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的时期。元末明初的战船上开始装备金属管形射击火器——火铳。嘉靖年间，戚继光所编水军营的大型福船、中型海沧船、小型苍山船，都增加了大发贡（一种大型火炮，“贡”也作“熕”）、佛郎机炮、鸟铳等火绳枪炮，加上火箭、火砖、喷筒等火器，战船上使用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一半左右。同时，还创造了子母舟、连环舟、火龙船、赤龙舟等各种专门装备火器用于火攻的小型战船。此外，新创制的水雷和古代二级火箭——“火龙出水”已在水战中使用。
城防技术成就
城防技术成就包括军事筑城和守城器械两方面，它们之间相辅相成，同时发展。
军事筑城技术成就
城是中国古代都邑周围用土或砖石砌成的防御性墙垣。据说在原始社会末期，聚居子中原嵩山地区的部落领袖鲧（禹的父亲），已经开始构筑最早的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的推动，便逐渐形成以都邑为中心、以城墙为主体、以城门和敌楼为重点的点线结合、综合配置的军事筑城体系。由城墙围圈的城郭有正方、长方、圆形和其他不规则几何图形，它们的建筑要受地质、地形、地理位置的制约，因此有平陆筑城、依山筑城、沿海临江筑城等，千姿百态，各有千秋。
按唐代规定，平陆筑城的城高、城根厚、城顶厚之间的比是四比二比一（见《卫公兵法辑本。攻守战具》）。如城高是六丈，那城根厚是三丈，城顶厚一丈半。按照这一比例构筑的城墙，既坚固耐久，又节省工料。但是在复杂地形上建筑城郭，就要因地制宜了。明立国前二年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66年到1390年）建成的明初南京城，就是在复杂地形上因地制宜建成的一座在当时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构筑最坚固的大型军事城防，是我国古代军事筑城技术高度发达的标志。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首先，充分利用天然的和历史上形成的地形地物作为筑城的基础。这样做，不但独具形胜，而且节省工料。如利用马鞍山、四望山、卢龙山的“岗垄之脊”而构筑的南京城西北段城墙，在墙外的敌人但见它立于崖壁之上，高耸难攻，而城内的守军却可凭借平缓的护士坡上下往来，进行机动作战。又如建于清凉门（石头城附近）左右侧的城墙，因三国时期孙吴所建石头城的旧址而筑，也具有同样的军事形胜。
其次，建筑深厚牢固的墙基，使新筑的城墙坚实耐久。如三山门到石城门段的城基，都用大条石砌成，深入地下五米多，还不见底层基石；覆舟山到解放门段城基，深挖到十二米，仍不见铺砌的大条石底层。
第三，采用巧妙的筑基技术，减轻城墙对地表的重荷，避免城墙塌陷的危险。如在三山门到石城门土质比较松软的地段，在两端建筑坚固的墩基，以后在墩基上交错支架多层大粗木排，把城墙对地表的压力通过木排转移到墩基上。在聚宝门、正阳门东侧和光华门东侧的城基下，都发现了采用这种方式构筑城基的大量圆木。如果遇到在地下埋设水管的地段，那么就在水管上面建筑拱顶，使城墙的重压避开管道，通过拱顶转移到两端的墩基上。1980年，在覆舟山西侧挖掘防空巷道时，就发现了一座横在城墙之内高四米半、宽四米、长二十米的拱顶和墩基建筑。经考察认为，它是为保护武庙闸通往后湖的涵管而建的。
第四，修建了排水和控水设施，使城内不受旱涝之患。城墙的排水设施在筑城时已一并设计：城顶以砖砌面，外沿置滴水槽，使雨水从顶部流入城根略高于地表的石槽，通过窖井排入河流。聚宝门一带到现在还可见到这种设施。控水设施主要是建于河水入城处的水闸，水闸下接铜铁涵管或砖砌涵洞，启闭闸门便可控制流入城内的水位。在朝阳门南、太平门内偏西的地方，都发现这种设施；在秦淮河流入流出的通济门和三山门，各建有三道闸门。为守御两门，还建有藏兵洞，仅通济门东关头就建有二十二个藏兵洞。
第五，选择优质的材料，保证筑城的质量。筑基所用的条石，是在南京东部的汤山采制的，一般长达八十到一百一十九厘米，宽七十厘米，厚二十六到三十三厘米。城砖长四十厘米，宽二十厘米，厚十厘米；从已搜集到的实物和刻在上面的铭文可知，它们是由相当于今江苏、江西、安徽、湖北和湖南五省的二十八个府、一百一十八个县、工部下属的一些单位，以及飞熊、豹韬、横海三个卫，组织民工和军士烧制的。砌城的粘合剂，是把江、浙两省所产的一种“蓼草”加水加温成粘液，再配以适量的石灰、细沙，搅拌成混合浆而制成的。据考古部门取样试验，它的承压能力比现在的水泥沙浆稍低，而拉力和渗透力都比水泥沙浆高，因此是一种韧性比较大的粘合剂。
采用先进技术构筑的南京城郭，再配以厚足的兵力和守城器械，已经形成一个据可守、进可攻的坚固城防体系，达到了古代军事筑城技术的高峰。
守城器械成就
守城器械种类很多，它们根据作战的需要配置在坚固城防的各部位，由守城士兵操持，依托城郭，发挥守城作用。按作战用途，它们大致可以分成攻击式、侦听式、抵御式、擅击砸打式、烧灼式、灭火式等六大类。
攻击式守城器械主要有各种抛石机，它们可以在比较远的距离上抛射巨石，击杀前来攻城的敌军士兵，击毁敌军的攻城器械，阻止敌军接近城墙。
侦听式守城器械有瓮听、地听等，用法是先在城内要道处挖二丈左右的井状地穴，以后用无缝的陶瓮覆在井口，命耳聪的士兵以耳贴近陶瓮，倾听异常声音。因为如有敌军挖掘地道，便有声音传来，守城士兵听到这种声音，就采取防御和反击措施。
抵御式守城器械有竹立牌、木立牌、布幔、木幔、皮帘、垂钟板、蔑篱笆、皮竹笆、护城遮架等遮挡器械，以遮挡攻城敌军射来的矢石：有加强城门和城垛防御的插板、墙门、槎碑、塞门刀车、木女头和木女墙等。它们能在城门、女墙被敌摧毁时进行应急性的补救，以阻止敌军从突破口冲入城内；还有抵御和托阻敌军云梯的叉杆、抵篙等。
撞击砸打式守城器械有撞毁敌军云梯和尖头木驴用的撞车和铁撞木，有击砸敌军人马和攻城器械的各种檑木（夜叉擂、砖檑、泥檑、木檑、车脚檑）、奈何木、坠石、狼牙拍等。
烧的式守城器械有铁火床、游火铁箱、行炉、猛火油柜、燕尾炬、飞炬、金火罐等。它们或以猛火烈焰，或以烧熔的铁汁，浇灼敌军的士兵和攻城器械。
灭火式守城器械有水囊、水袋、麻搭、唧筒、油筒等。它们的作尸用是在敌军焚烧城门、城楼时，用水把火浇灭，不使敌人的火攻得逞。
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守城兵器和器械。如钩取敌军士兵和器械的飞钩、铁提钩、绞车，供士兵上下城墙用的吊机、吊车、绳梯，攻击从地道中攻城的风扇车、土色毡帘等。
除专用于守城的器械外，障碍器材也大多用于守城战。障碍器材是阻止敌人行动和杀伤敌人而用人工制作的各种障碍物，主要用于保障城郭和营垒的安全。明代中期以前的障碍器材多是非爆炸物，如铁莲黍、拒马、鹿角木、（chōu）蹄、地涩等。明代中期以后，已经大量使用地雷和水雷等爆炸物作为障碍器材，使障碍器材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