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疫情持续的时间里，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巨大影响，连东京奥运会也因此延期举行。回顾历史，如果疫情发生在古代，我们的先人会采取哪些对策呢？
最初，古人对疫情产生的原因没有科学的认知，多将其归结为“鬼神”作祟。比如《楚辞》中说：“伯强，大厉疫鬼也，所至伤人。”伯强是一种鬼，专门制造疫情。东汉《释名》解释：“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这里的“疫”通“役”。古人认为，突然有那么多人染病死亡，是因为厉鬼在服徭役，服役内容就是取人性命。古人想象力也是真丰富，仿佛厉鬼也逃不过“打工人996”的命运。既然疫情是厉鬼所致，那么抗疫就得驱鬼。因此，古人最早的抗疫措施便是搞驱鬼仪式，其代表为“大傩（nuó）礼”。
大傩礼，又称驱傩、傩仪，在周代就已经出现了。东汉的大傩礼较为隆重，具有皇家礼仪的性质，根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大傩礼在腊月的前一天于皇宫的广场上举行。领头的男巫被称为“方相氏”，他头戴铸有“黄金四目”的面具，身披熊皮，黑衣红裙，一手执戈，一手执盾，看起来凶神恶煞。紧随其后的是一百二十名小男巫，称为“侲僮”，都是十一二岁的少年。这些侲僮头裹红头巾，手执长柄摇鼓，跟随着“方相氏”驱鬼。另外，还要有十二人扮演神兽，他们穿着缀有毛和角的服饰。
△东汉崖墓陶方相氏俑（藏于四川博物院）
天黑时刻，皇帝驾临仪式现场，侍官高声喝唱：“侲子备，请逐疫。”仪式随即正式开始。先是大合唱，太监领唱，侲子和声；随后，方相氏与十二神兽舞蹈、呼喊。他们边跳边喊地在宫中搜寻三遍，象征搜鬼；最后持火炬将疫鬼逐出端门。
汉代民间也有傩仪，虽然没有宫廷仪式庄重和气派，但其戴假面、跳祭舞、驱鬼的形式和宫廷仪式大体一致。
△《大傩图》（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唐宋时期，随着市民生活的世俗化，傩仪逐渐演化成一种辞旧迎新的新年庆祝仪式。人们走上街头玩起了角色扮演，装扮成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爷、灶神等形象，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场面很是欢乐。唐代诗人姚合就在诗中写过新年的傩仪习俗：“烛尽年还别，鸡鸣老更新。傩声方去疫，酒色已迎春。”
时至今日，傩仪不仅在中国境内广泛流传，在越南、日本、朝鲜半岛等东亚文化圈也屡见不鲜。像较为著名的“潮汕英歌舞”和“日本阿波舞”，皆是中国古代傩仪的形式流变，其本质都是一种驱鬼仪式。
除了驱鬼抗疫外，古人还会借疫情敲打统治者。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灾害的出现是上天对人间失德的惩罚，其主要责任在皇帝。因此，当出现疫灾时，皇帝会颁布“罪己诏”做自我检讨。还会命令官员减少吃喝享乐，以此向上天反省。这种做法虽然不能直接抗疫，但能督促统治者检讨执政过失，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古人抗疫，并非都依靠信仰。在数千年的抗疫史中，古人也探索出了许多科学的抗疫措施，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也不落后。
其一，隔离病患。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了疫病的传染性，认为“疫气”能够人传人，所以很早就有隔离的防疫措施。公元2年，汉朝暴发疫情，汉平帝随即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由政府出面，利用空房屋隔离病患并提供医药，这可算是历史上最早的“方舱医院”了。
其二，国家主导医疗救治。北宋疫病流行时，政府都会公示医方、派遣医官和发放药物，相当于国家颁布诊疗方案，并免费提供救治。宋仁宗为了控制流行病，不顾侍从的劝阻，将自己用的珍贵药物“通天犀”打碎并碾成粉末，分发给百姓以救民疫。清顺治十一年（1654），朝廷在京城景山东门外盖了三间药房，以备瘟疫流行时由太医院医官为百姓发放药物。但古代并没有针对疫病的有效治疗药物，病人多是靠自身的免疫力扛。中国古代倒是有一些预防疫病的“黑科技”，比如人痘接种术，就是让人感染病毒弱的天花，从此实现对天花的终身免疫。这种技术，可谓是古代的病毒疫苗。
其三，国家还会赈济灾民。疫病流行时，生产会受到严重影响，灾民吃饭都成问题。对此，古代政府一般会减免徭役赋税，赐发钱粮，正所谓“嘘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例如，汉宣帝曾下诏对灾区实行免税，宋宁宗从内库中拿出十万贯给首都灾民作为丧葬费，明朝万历皇帝还给灾区发放日常生活补助。
山川无异，时空两边。尽管古代医学技术不如今天发达，但古人的抗疫措施并不差，而且颇具文明性。中华文明之所以延续至今，并非对皇帝和英雄的崇拜，而是几千年来对民生的尊重。
